上海港的内外贸易，直接刺激了长江三角洲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
（一）临江近海的棉花产区
明清以来，长江口两岸的高亢、沙土地带，因土壤的特性，棉花种植已很普遍，“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以致粮价常贵，无所底止”[39]。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地区“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40]这一时期经由上海港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的持续增长，无疑也有利于植棉业的扩展。这种扩展，在长江口两岸原先相对荒僻的近海地带尤为显著。地处东海边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已都栽种了棉花，“产数约三十三万包有奇，每包计七十斤，四乡踏户皆挑运至沪，为数甚巨”。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销路畅旺，该县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因此也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近海的大团。[41]
在长江口北岸的通州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地方史料载：“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自昔商旅联樯，南北奔凑，岁售银百数十万。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利，西人又购我华棉，与美棉、印棉掺用，出布甚佳，而吾通之花市日益盛，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传统产区的棉花生产更是有增无减，1863年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出口原棉价格陡涨，“松江、太仓一府一州各县各乡大小花行来申抛盘货三四十万包”，连同其他府县的供货，“统计不下百万包”。这种受出口需求推动呈现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且地域特征鲜明，“其地脉东西自浦东起，西北及常熟，更越长江亘通州，其面积之大，实不愧为大国物产领域”。在这一区域里，“到处产出棉花，此等产出棉花地之名，常著闻于当业者之间”[42]。《1902年至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称：“目前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截至1912年的统计，“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二十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43]。
（二）苏南浙北的蚕桑产区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1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搬运至广州，行程约3500华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估计约增成本35%—40%。[44]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45]。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46]。
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经由上海港的生丝出口通达顺畅，蚕农获利相应增加，“每年蚕忙不过四十天，而亦可抵农田一岁所入之数”，植桑饲蚕者因而更多。江苏吴县，“初仅吴县属香山、光福等处有之，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匮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47]。浙江长兴县，乾嘉之际蚕业不旺，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辟通，蚕业遂盛，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作为生丝出口初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十分兴旺，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经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48]。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49]。
19世纪60年代中叶太平天国战事平息，面对残破的农村经济，受上海港生丝大量出口的吸引，蚕桑产区又有新的扩展。湖州府，“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50]。在苏南地区，蚕桑产区则由太湖沿岸向西和向北伸展。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这时“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51]无锡、金匮两县，以往“饲蚕之家不多”，此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这些地区的生丝产量，逐渐超过苏南地区原有的蚕桑产区。1880年6月21日《申报》载：“近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故日来苏地丝价虽互有涨落，而价目尚无定准。”常州和宜兴，“过去产丝几乎等于零，而今年（1880）生丝的总产量估计为六十万两，价值九万海关两”。溧阳县，以往最多时年产生丝约260余万两，1880年已增至500万两，约值75万海关两，其中约80%经上海港输出国外。[52](www.xing528.com)
苏南地区蚕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引人注目，1882年6月8日《申报》以“锡山近况”为题报道：“本届蚕丝丰稔，各路收茧之庄鳞次栉比，较往年多至数倍。每家均设大灶烘焙蚕茧，兼有洋人设庄经收。各乡出数甚多，每日竟有三百担之谱，价亦增昂。”1896年张之洞奏称：“苏、常蚕桑之利近十年来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次年去实地游历的外国人目击“自上海至苏州有江，江岸多有桑园点缀；自苏州至无锡亦江行，江之两岸一望无际皆桑也”。所到之处附近村落，“每村或三十户至五十户，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53]。
苏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在上海郊区也有体现。与棉花相比，上海周围农村蚕桑业受水土条件、耕种习惯等影响，长期以来发展迟缓。自上海开埠，受丝出口贸易及缫丝加工业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有规模。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即使在稍远的青浦县，1909年也有人创设了蚕桑研究社，并在重固乡间栽种桑树2000余株，以求推广。[54]
（三）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
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843年约为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跃居全国首位。[55]为适应这种变化，一批蔬菜产地在上海近郊陆续形成。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功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56]。这类纯商业性的生产活动，无论作物品种的选择、播种茬口的多寡、经营时间的长短，都受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宝山县农村，“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其出产较多者，如城市之塌菜、青菜，罗店之瓜茄，杨行、月浦之红白萝卜，刘行、广福之韭菜、韭芽，江湾之马铃薯，真如之洋葱头，彭浦之卷心菜以及洋种菜蔬，均甚著名者”。上海县，“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土豆，“每亩收获少者三四十担，多者七八十担。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种植甚富，近十余年来为出口物之大宗”[57]。这方面的发展势头是醒目的，大片土地已用于蔬菜种植业，“蔬菜中的卷心菜、花菜、洋葱之类，过去仅为外国人所食用，现在已大部分由中国人消费，并且还输往香港和中国的其他口岸”。1912年海关报告载：“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58]
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3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之后在大场、吴淞、彭浦、真如等地，又相继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创立。上海近郊的畜牧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最早开业者是在1884年，是年“有陈森记者在殷行开设牧场，畜牧牛约二十头，专取牛乳，销售于（吴）淞口各国兵舰，每日出乳二十余磅。四五年后，以兵舰停泊不常，销数渐减，几致歇业。自铁路告成，运输便利，江湾南境多侨居外人，日必需此，销售不仅在兵舰一方，营业渐见发达矣”[59]。
显然，近代上海的崛起，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它有助于改变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生活状态，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也为上海港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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