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
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
碗之类：鱼水、高足……此川、广、荆、湘之所利。
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
以上是《陶记》关于景德镇瓷器在当时国内市场行销情况的记载。但在探讨市场的时代特征之前，还需先对镇瓷在唐—元代的内销情况做一简述。
据清·吴极《昌南历记》载：今景德镇地区远在唐代就有了白瓷生产，其产品曾销往关中一带（今陕西等地），并享有所谓“假玉器”的称号[8]。入宋以后记述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北宋汴京建隆坊皇家瓷、漆器仓库的藏品时，就曾列举了景德镇瓷器（其时名“饶州瓷器”），而婺源《嵩峡齐氏宗谱》卷首“蠖公行实”也记有齐宗蠖于庆历五年（1045）解运镇瓷至京师的史实。1920年，河北巨鹿北宋故城遗址里有许多大观二年（1108）以前的遗物出土，其中有不少的影青瓷器就是景德镇烧造的[9]。可见镇瓷在唐代、尤其在北宋都曾流行于我国西北和中原市场，并在这些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靖康”之变以后，因宋、金对峙、南北分裂，当时文献不见镇瓷北运的记载，北方金代墓葬与生活遗址里也少有影青瓷器出土。
1279年，蒙古贵族灭亡了南宋王朝、统一了全中国。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元早、中期）“轻刑薄赋、兵革罕用”“行旅万里，宿泊如家”[10]，镇瓷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不仅迅速恢复了南宋时代失去的中原市场，而且还远销到新疆等地。从近年来取得的考古资料来看，景德镇元代陶工制造的“枢府”、影青和青花瓷器不仅发现于河北磁县沉船与保定以及新疆霍城窖藏[11]，而且还在元大都居住遗址中成千上万地出土，尤其重要的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西绦胡同发掘时，还发现了大都的一处经营景德镇瓷器的店铺，店铺内大量地、成垛地堆放着“枢府”碗盘[12]，足见元代景德镇瓷器在京师市场的活跃程度。
如果把《陶记》中罗列的市场和以上所述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可以判断：它记述的与北宋的情况不同，因为其中没有中原市场；更不是元代的史实，因为没有景德镇瓷器在元代最大的市场——“大都”市场。
那么，是哪一个时代的市场呢？
从范围上看，仅只有江、湖、川、广、两浙、福建、两淮的南方数省，不越江淮以北，这个圈子显然是绍兴议和以后的南宋王朝的半壁山河。那么，文中所述就必然是镇瓷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内销范围了。
如果说以上的判断还嫌粗略，还不足以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确定它的写作时代的话，那么，再把文中记述的具体事实与有关的出土遗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找到更充实一些的证据。
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
1963年，浙江绍兴文管会在绍兴缪家桥发掘了一口南宋时代的水井，井底出土了许多日用物品，其中的瓷器几乎都有使用痕迹，有的还因破裂而用铜皮胶补过，故能反映当时市民的生活状况。我们曾经至绍兴观察过这批遗物，除景德镇影青瓷器与龙泉青瓷外，还有不少黄黑茶盏[13]。这些茶盏与1973年景德镇湖田窑南宋文化层中出土的极为相似[14]（图6）。显然，绍兴居民在这时使用的茶盏极有可能来自湖田。
1962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出版了《天目》一书。他在该书中说，天目山盛产茶叶，其时“赴宋日僧有三十余人”，主要在天目山一带修行，他们从天目山归国时多带回黄黑茶盏。日本人便把他们带回的这类茶盏称作“天目”（意即从天目山带回来的瓷器）[15]，于是“天目”就成为黄黑窑器特有的名称了。
考《宋史·地理志》：今绍兴一带在南宋时属浙江东路，地处临安与安吉之间的天目山则属浙江西路。绍兴出土的瓷器中有不少黄黑茶盏，旅居天目学法的日僧也多从这里携带黄黑窑器归国，“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可见蒋氏所记正是两浙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实况。
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
1978年，景德镇市景兴瓷厂在市内新华南路兴建厂房时，发现了巨大的窑业遗存景德镇市文管会曾派遣笔者和白焜等同志调查、清理。该遗存有影青印花（覆烧）和刻划花（仰烧）碗盏，属南宋中、后期的遗物，其质量胜过湖田窑的同期产品，而与近年来江西宜黄（宋属江南西路）嘉泰元年（1201），婺源（宋属江南东路）淳熙四年（1177）、嘉定五年（1212），湖北武昌（宋属荆湖北路）嘉定六年（1213）等纪年宋墓以及四川什邡、简阳两大南宋窖藏出土的影青瓷器完全相同[16]，印证《陶记》，何其吻合！
那么“西有铁冶，东富鱼稻”，在唐与北宋时代都号称“财富渊薮”[17]的两淮地区，为什么到这时只适宜行销“江、广、闽、浙”的所谓“澄泽之余”（即次品——俗称“脚货”）呢？这显然与政治因素有关。
我们知道，在宋室南渡以后，淮水已成为南宋和金国的分界线，这个昔日的富庶之地在宋金战争摧残下长时间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景象。南宋汪藻《浮溪集》卷二记建炎间其地情况谓：
淮南罹金人蹂践，且群盗继之，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弃决，非朝夕可还也。(www.xing528.com)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四》绍兴五年闰二月邵彪言：
淮南人户逃窜，良田沃土，悉为茂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记绍兴五年三月陈楠言：
濒淮之地，久经兵火，官私废田，一目千里。
《宋史·食货上一》记乾道元年（1165）三省、枢密院言：
去冬淮民种麦甚广，逃亡未归，无人收获。
七年（1171）知扬州晁公武奏：
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18]。
至嘉定元年（1208），金右司郎中王维翰分析南宋形势提到此地时还说：
……两淮兵后，千里萧条[19]。
而《宋史·食货上一》还明确告诉我们，其时在这一带栖身的是所谓“归正人”与“贫乏者”，而这些归正人与贫乏者在战争的威胁下朝不保夕，哪有可能去考究瓷器的质地？如果能用得上“江、广、闽、浙”商人们不屑一顾的脚货，也就心满意足了，可见蒋祈所记完全与该地区在整个南宋时代特有的政治与经济实况相符。
图5-1 《陶记》所述“镇窑”遗存（今景德镇中华南路南宋窑业堆积1978年清理前的实况）
图5-2 《陶记》所述“湖田窑”遗存（景德镇湖田村南宋窑业堆积）
图6-1 景德镇出土的青白瓷刻花碗残片（与江西宜黄南宋纪年墓出土物同一形制）
图6-2 湖田窑出土的黄黑茶盏（与浙江绍兴南朱水井出土物一致）
至于福建与广东、广西一带虽少有宋代镇瓷出土的报道，但南宋王朝设置的泉州与广州市舶司适在其境。《宋史》列举当时输出物资的名目中多有“瓷器”，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曾记由广州下海的商船满载该类物品。镇瓷为聚集在这一带的“蕃、汉纲首”们的收购之物，自在意料之中。
以上考察，使我们得知：《陶记》所述的市场范围与元代的不同，而与南宋时代的吻合；记江、浙，川，广、荆湖以及两淮地区风行的镇瓷又能和该地区、该时代的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那么它就必然写于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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