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增长模式：集约化的探讨

（一）质的规定性

与工业和农业相比，城市发展中的“集约化”强调“密集、深化、内涵”，其关键问题仍然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提高构成城市系统诸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益”。所不同的是，这种投入产出效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生产力的集约化布局与资源的集约化使用的有机结合。这一点是由城市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城市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空间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经济增长的“集约化”就意味着城市功能要素在空间上和规模上的集约利用。当然，城市集约化增长是一个更综合的概念，它是城市质量的反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运转效率、用地结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状况等许多方面。城市的高质量必须是城市系统的全面优化，即城市各种资源要素的时空优化配置和利用。从上述认识出发，城市集约化增长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要素聚集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基础

生产要素具有向最大效益区位推移、聚集的客观趋势，这种寻优推移实质上是资源丰裕度、比较利益、生产边际效益、规模效益等多元化的选择与比较的结果。聚集利益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功能大小必须以能量的一定程度的聚集为基础。它可分为量的聚集和质的聚集。量的聚集表现为经济门类的增多和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它以规模经济为基本特征；质的聚集表现为经济门类之间协作、组合程度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改善，它以集约经济为基本特征。一个城市如果不以能量的聚集为基础，要发挥经济中心的辐射、传导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素聚集不仅使区域经济由分散走向集中，由粗放走向集约，实现了规模经济，展开了经济门类之间的专业化协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而且还通过要素聚集后所产生的能量的外向释放功能，带动城市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在新一轮优化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更强大的经济能量。因此可以说，要素的聚集是城市走向协同和集约的基础。

2.结构优化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本质

研究结构主义分析理论的H.钱纳里教授指出，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这说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转折时期总要经历一个经济结构转换和主导产业部门置换的过程，这就是结构转换规律。结构转换可以分成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来考察。空间结构是相互作用的各种经济关系在空间上形成的一种共时态的结合方式；时间结构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或产业转换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

城市集约化发展是一个过程，即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集约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所构成的城市整体结构的优化水平。城市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之间是一个共生体，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中，一种结构的转换势必会带动其他分体结构的变化，一种结构的优化或经济，必然会引起其他分体结构的优化或经济，并使总体结构发生变化，朝着优化或经济方向转换。

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出发，生产要素的空间结构优化在城市整体结构优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主宰着城市整体结构，其他分体结构依附于它生存和发展。同时，它的合理化对要素和资源配置的规模、结构、方向的合理化，自始至终起着一种催化剂、助动器的作用。因为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是一个资源存量调整与重新配置的过程，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空间布局合理化，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利用要素结构间的关系，促成城市整体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的根本转换。一个富有效率和效益的城市整体结构与集约型增长模式相适应，才能保证城市持续稳步向前发展。

3.配置效率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核心

集约化强调城市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其中，集中体现在城市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上。传统的经济理论最初将经济资源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类型，并认为上述三种资源的总量和相对比例关系，决定一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对经济资源的认识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制度、知识、信息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或投入要素得到了广泛承认。对于这些可供利用的资源，我们认为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进行划分：传统上被高度关注和开发利用的主要是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它们能看得见摸得着，可简称为有形资源；而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更多地重视的是本身没有独立形态的，不容易直观地把握的资源，即无形资源。无形资源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除有形资源之外的各种经济要素。

如果从资源配置即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相对作用来分析，城市集约型增长同粗放型增长的差异主要就在于：粗放型增长以实物性资源的数量扩张作为城市产出总量增长的基本推动因素，在整个城市经济运行中，有形资源发挥着支配性作用，无形资源总体上只是起着补充性作用；而集约型增长则将无形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提高城市产出总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形资源向第二、第三产业相对集中，总是需要有密集的无形资源来发挥作用，并且依赖于对无形资源的开发来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从资源的空间配置上看，当无形资源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时候，它会支配着有形资源进一步向城市集中。由此可见，无形资源对城市资源配置有激活效应，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城市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效益，这个效益通过效率的途径才能达到，而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城市无形资源配置效率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核心，这是我们的基本论点。

4.持续发展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目标

城市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以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结构进化为目标，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有序、良性循环。就宏观而言，城市持续发展是指一个地区的城市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和规模结构上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微观而言，城市持续发展是指城市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功能等方面的持续变化与扩大，以实现城市结构的持续性转换。总而言之，城市持续发展是城市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变化过程。对城市系统发展来说，城市持续发展是指城市系统的发展过程受到某种干扰时，具备的一种通过自身改造，不断保持其组织机能的优化能力，是以稳定性和协调性为必要条件的动态变化过程。

城市持续发展与集约化增长的关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集约化增长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粗放型城市发展过分依赖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即资源的投入单纯地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粗放型城市发展潜藏着危机，因为城市的物质容量有限、资源有限，这种城市增长方式必然阻碍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而集约增长表现在资源配置状况的效率改善、规模节约和知识进展（包括技术进步）等方面，它是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提高城市质量为特征的。因此，集约增长本质上与城市持续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它构成了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第二，持续发展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关键和最终目标。我们说集约化，当然不是为集约而集约，其目的是为了城市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和发展。城市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集约增长之上的。城市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和行为准则，是集约增长的一个总的努力方向。

（二）城市经济集约化增长：量的规定性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经济增长才可称得上“集约化”？显然，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整套评价和测定城市集约增长的指标体系。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困难使得这种指标设计显得非常复杂：一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动态性，即集约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转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集约增长面临的问题和目标可能不同，因而也会产生不同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测定指标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反映城市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二是城市集约化增长内涵的广泛性，即集约增长的内容既包括量态变化，也包括质态变化，由于集约增长内容过于广泛，决定了其目标的多元性及度量指标的复杂性。

城市集约化增长的综合评价，应该较好地反映它的质的规定性，并便于将集约化概念实际应用到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价中去。因此我们认为，指标设计应该遵循全面性、相关性、动态性和可比较性的原则。全面性是指测定指标体系应全面涵盖城市集约化增长目标的内涵，集约发展的量态特征和质态特征、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都应在指标体系中得到反映。这就要求必须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指标体系来包容集约增长的主要方面。相关性是指各项指标要有内在联系，而不应该是单项指标的简单相加。为避免指标堆砌、交叉重复，要对一般指标进行取舍，尽可能地选择最能突出地表现集约增长特征的指标。动态性是指测定指标体系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要以能够正确反映不同阶段城市发展规律和具体特征为出发点，来进行适当地调整，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动态变化。可比较性是指所选取的指标应能易于进行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比较，易于在一定时间跨度上进行自身的发展对比。

现行用于测度的指标种类繁多，要想从中选择评价城市集约增长的几项指标，并使它们符合上述四项原则，是一件极难的工作。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从城市集约增长的内涵和本质出发，即从集约增长的质的规定性出发，因为这些特征也是决定集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如前所述，我们将城市集约增长的基本因素或特征规定为空间因素、结构因素、效率因素和生态因素等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将反映这些因素变化的指标综合起来构造一个体系，以反映城市发展的集约程度，即集约度。集约度是用来衡量城市集约增长水平的综合指标。集约度是对城市系统结构、功能及运行效率的总体认识。测定集约度，需要选择描述性指标和评估性指标，使其在时间尺度上反映城市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趋势，在空间尺度上反映整体布局和结构特征，在数量上反映其总体发展规模，在质量上反映城市质量和功能及现代化水平。这里将示例性地探讨一下指标的构成，并对部分指标做出大致的描述和分析，目的是把若干个相互联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城市增长集约程度的指标连接在一起，以对城市集约化的数量关系及质态变化进行评价和判断。

1.聚集规模节约

要素聚集规模的经济性或带来的节约是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途径之一，也是影响集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先衡量城市经济总量的规模，才能谈及城市增长的优劣程度。反映聚集规模节约的一个总量指标是聚集经济贡献率。对聚集规模经济贡献率的测量，经济学家们曾做过有益的探索：一种方法就是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内测量聚集规模的经济性。城市聚集与经济增长公式是：

Q＝gA()f(K,L)th

上式中，Q、K和L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A表示城市间或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果采用时间序列数据，t为时间，h为递增规模报酬。当h＝1时，生产函数在城市间是相同的。g（A）表示聚集经济在城市或产业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引起了对城市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但是没有显示城市化经济的性质。此后，Henderson和Segal等人用计量经济模型来预测地区化及城市化经济，他们考察了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聚集经济与工业及城市规模变化的关系。假设关系式如下：(www.xing528.com)

上式中，Q表示某一产业部门中的职工的人均产出；k表示职工人均资本设备量；e表示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巧与生产率的度量）；q表示这一产业部门的总产出；N表示城市或城市地区的总人口数。人均产出会随着人均资本量及职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存在地区化经济，那么人均产出会随着q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存在城市化经济，人均产出会随着N的提高而提高。统计分析可用于衡量q的变化对人均产出的独立影响，也可衡量N的变化对人均产出的独立影响，即城市规模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1976年，Segal通过研究证明，大城市（超过200万人口）的生产率要比小城市高8%。可以认为，这就是由聚集规模带来的经济收益。

2.结构优化水平

结构优化水平首先体现在结构效益上。一个能够综合考虑结构经济效益的指标是综合结构效益指数。它的特点是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分析相结合，不仅反映各产业的技术进步状况，而且反映在技术进步方面，产业结构的状况是否良好。通过这项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整个城市经济结构的效益是好还是坏，是逐年上升还是下降，因而是评价集约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该项指标的公式为：

上式中，Z为结构综合效益指数；W为权数；i为产业部门编号；n为产业部门总数。另外，Ti和T是某项反映技术进步的综合指标，如劳动/资金产出率、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其中，使用劳动资金产值率尤为方便，其公式为：

上式中，Y、K和L分别代表第i个部门的总产值、资金总额和劳动力人数。把它们用于分析城市产业结构指标的公式中，能把技术进步的因素融合到产业结构的分析中去。当然，还可以用整个城市系统的经济总量计算出T。在正常情况下，指标Z的值应该是大于零的。在一段历史时期的分析中，如果该值趋于上升，说明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起到了好的作用；反之，则反映结构调整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3.资源利用效率

对城市系统效率高低的评判应以资源的系统最优利用为标准。资源的系统最优利用是城市系统综合考虑时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潜力后，而采取的有形资源利用和无形资源利用的最优组合。如果用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来描述城市系统的资源利用水平，借用生产力水平的定义，则有：

上式中，城市/产业系统正常运行中单位时段的投入为I，产出为O。因为集约发展，关键的问题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高产出量对投入量之比，即提高投入产出效益。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城市/产业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几个重要评估指标。其中，反映投资集约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资本投入产出率。该指标在西方经济学中，常用“资本投入—产出比率”来表示，如以K表示资本投入量，G表示产出量，则资本投入—产出比率为K/G，K/G的倒数为G/K，即每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量，可称“资本投入效率”，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率，就是提高资本投入效率。

与资本投入产出率密切联系的是劳动投入产出率。劳动投入产出率是每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即“劳动投入—产出率”，或通常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它是从活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集约发展程度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增长理论中，投入产出效益是以资本或劳动投入量和技术进步相分离为假设的。它将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分解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个主要方面，并分析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在集约增长条件下，资本或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往往是与无形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技术进步）相结合的。而城市集约增长更强调对无形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无形资源利用效率自然也应该包括在资源利用效率指标之中。

另一个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是能源有效利用率。这一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的比率，其中能源消耗是指城市用于各种消费的一次性能源。该指标的数值高低，反映了能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比值越大，表明能源产出率越高，能源越能得到有效利用，经济效益越好。这一指标也可表述成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其数值越小，反映产出效益的水平越高。

土地是城市中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是城市集约化增长的最主要的特征指标之一。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可分为宏观的结构效率和微观的边际效率两个层次。结构效率用以衡量城市或区域的土地利用优化水平，它主要由城市各类土地的配置合理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建设与开发的容量控制标准来体现。边际效率用以衡量局部地段的土地利用效率，它主要取决于土地使用方式，即土地使用的用途和开发强度。

4.增长的持续性

增长的持续性是评价城市集约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关于持续性的概念已有很多不尽相同的解释，在不同学科范围内也以多种方式应用持续性这个概念。如达斯曼用这个词来表示基本需求的满足、自我依赖和生态持续性；在农业系统的分析中，阿尔提瑞把持续性定义为地力的可恢复性、环境的健全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应用最广泛的持续性概念是道格拉斯提出的三重定义，即环境重要性、食物充足性和社会公平性。布朗等人的思想与此类似，提法为生态持续性、社会持续性和经济持续性。在研究城市发展时，布朗的定义与我国学者将城市系统视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人工复合系统的三维分析框架基本一致，在此我们将其作为评价城市集约增长的三套要素来加以考察。对城市经济增长来说，要达到持续性的目标，其充要条件就是做到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因此，考察城市发展状况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考察城市三个系统是否达到了协调发展。这样，城市持续增长能力的度量就落在了对城市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度的衡量上。为进一步简化，我们引入一个“协调系数”的概念。其计算公式是：

上式中，r为污染物排放量年平均增长率；g为经济系统某量值年平均增长率；s为社会系统某量值年平均增长率。根据这些公式，我们可以得到若干个反映城市三大系统间协调程度的指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水环境协调系数、大气环境协调系数、工业环境协调系数、人口环境协调系数等。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其物理意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a＞1，极不协调型；a＝1，不协调型；0＜a＜1，基本协调型；a＝0，中等协调型；a＜0，协调型。协调程度越高，说明集约发展能力越强；反之，则差集约发展能力越弱。

5.知识的进展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属于无形资源。在以往的分析中，劳动者素质、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都包括在广义的科技进步之中，称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来分析和判断增长方式的类型。应该说这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是很有用的。但对于城市集约发展的研究来说，为了揭示知识经济与集约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应该将那些真正影响城市发展的“知识因素”，从广泛的技术进步中剥离出来，以便更详细地考察知识进步对于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知识经济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相比，它更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对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其中，知识、智力、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因此，知识经济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经济增长中，提高人的素质是城市能否成为真正现代化城市的关键。劳动者作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的智力资源，其积极性和能力素质状况也就成为评价城市集约增长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为了揭示劳动者素质与集约发展的关系，我国学者王佳元等人将劳动力素质系数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给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素质系数的增长模型：

G＝TKα（ZL）β，即G＝TKα（Z1Z2L）β

上式中，G为产出；T为技术进步水平；K为投入的资本；L为投入的劳动力人数；α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Z为劳动力素质系数；Z1为劳动力能力素质系数；Z2为劳动力积极性系数。

上述分析说明，劳动力素质提高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是集约型增长，而且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节约资本投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素质直接相联系的一个指标是人力资本生产率。事实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就是教育、医疗保健等人力投资在劳动者身上的凝固。舒尔茨把这种投资称之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生产率指人力资本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改善引起的生产率的增长。它可以反映城市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等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是有收益的。据国外经济学家估计，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一个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可提高108%；一个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可提高劳动生产率300%。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一年，GDP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当然，除了劳动力素质或人力资本生产率外，还有很多反映知识进展的指标，如科技进步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化率、新产品产值率、技术改造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等，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率指标，它可以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工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以及高科技商品化、产业化的角度，来考察城市经济向集约化转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