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它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之一。这一理论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基础上逐步提出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方位来说，它是最为科学准确的概括。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确定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和发展方略，首先需要对所处的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的把握。因此，它的提出首先与当时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此后，他反复说明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可见，在他看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通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确立，从而为重新认识和定位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方位奠定了思想基础。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针对当时有人主张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4]这里尽管更多地强调，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还不是很清晰，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已经蕴含着要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重新认识时代特征的思想。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得出一个重要认识，那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者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前提。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5]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正是基于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命题。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6]邓小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命题，从生产力标准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是邓小平对中国国情再认识的结果。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集中探讨。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7]第一个特点是“底子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我们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总体上落后世界先进国家二三十年。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口多，在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了严重的问题；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人口多，这种情况不容易很快改变。我们搞现代化，必须从这样的实际出发。1980年4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8]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9]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10]。正是基于对我国现实国情的全面深入的分析，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首次明确提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命题。他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1]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体现着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作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它既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又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其具体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一点将在下一节系统探讨），还直接受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启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可见，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阐述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利用私人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多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他也进行过类似的探索。毛泽东反思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时，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并且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的到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有一定开启之功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三大前后上升为指导我国制定基本路线的总依据，并且在实践中获得进一步的完善。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专设一节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国现状、基本含义、理论依据、历史地位、现实针对性、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展开、系统论述。进而基于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从这种生产力标准出发，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报告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受到一些人质疑。为此，邓小平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他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3]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重申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十五大报告，鉴于当时党内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许多迷惘和疑惑，再次突出强调统一思想的根本途径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前提。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2002年十六大报告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据此部署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界定为“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以此作为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立论总依据。

2012年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并把这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蓝图。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重申了十八大报告的论断。他指出：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4]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15]习近平在2017年的“7·26”讲话中再次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16]这些思想又直接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报告强调：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变化，却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总之，十八大以来先后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举措，外事工作的新方略等等，无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紧紧相连，息息相关。(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方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使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方位，必须依照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来把握。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一般地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依赖人的阶段、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的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任何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至多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减轻新社会诞生时的分娩痛苦。因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阶段，是当代任何社会、任何政权性质达于理想社会之境的必经阶段，即便是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之后，也完全有必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对外交往，促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赶超式发展。而另一方面，作为三阶段理论的具体化，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是与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特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本人一再强调，不能把五个阶段的历史顺序当作一般历史哲学，不能从抽象的逻辑必然性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历史演进问题，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研究。因此，并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即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通过自觉的社会主义导向的社会实践，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建成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当然，这需要有生产力赶超式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很好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方位。它明确了这个阶段既是社会主义又是“不够格”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权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的必要性，一句话，它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自身的应有内涵。而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改革开放，促进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赶超式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重要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马克思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特质。它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平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水平获得巨大的提升，同时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促使中国“自由化”的愿望落空。这就在实践方面成功解决了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列宁没有完全解决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找到了通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实现生产力赶超式发展的具体途径，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和历史方位问题，也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关键是要把握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邓小平指出，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但我们目前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判断，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相一致。在这里，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没有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前提，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只能是一种普遍私有制，因而一切人都具有“工人”色彩，因为还存在生产资料对个人的限制作用，因而某种意义上生产资料还是对人的一种异化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也还是不同于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通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过渡性体制。这是因为，尽管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还存在种种差别，人们还具有旧时代的“法权”意识，只能施行按劳分配原则，但从基本面貌来看，这个时候生产力已经足够发达，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已经是非政治国家，人们的交往已经是普遍性交往。可见，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作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起始阶段，不是各国进入社会主义普遍需要经历的那种初级阶段。它是与后发国家的落后生产力相适应的非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十三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的说明。对此，有些学者的认识也是比较明确的。例如，著名学者李崇富就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介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不成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为完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奠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准社会主义”^[17]。李崇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把“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3年）和“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6年年底）排除在外，这跟十三大报告是一致的。而根据邓小平十三大后的谈话，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可以包含其中。他在1988年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坚持上百年的时候指出：“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18]这38年显然包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所有时期。

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准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泛意义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阶段，具体的体制机制，虽然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但其中任何的所有制形式或分配原则都不能跟社会主义性质画等号，而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根据不同环境和任务的要求，因时因地而改变。在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不能抽象地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标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增强国际竞争力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成为经济领域的垄断力量或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等等，都可以是保持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具体理由。实质上，这样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导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当然，从理论认识看，这种“过渡阶段”不同于由旧政权向我国无产阶级政权的过渡，即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和其后的三大改造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过渡阶段”，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导向。它要求自觉利用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通过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赶超式发展，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旨在为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条件。因此，这种过渡不同于旧政权向无产阶级政权的过渡，且包含这种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政策具有历史的继承关系，又体现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因为那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外资和官僚资本需要没收，民营资本也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资本已经成为导向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力量，外资的依法经营，则成为我国吸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的必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