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实验：缘起与发展概况

1930年,由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付开办经费4000元及每月经常费500元,金陵大学负责派出推广人员和提供推广材料,双方合作创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虽然实验区的创办时间是1930年,但是乌江的乡村建设事业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作为实验区创办者之一的金陵大学,此前已经在乌江开展了近十年的农业推广与乡村改进工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之所以选择乌江作为实验区,也是鉴于该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在实验区成立前曾派员赴乌江进行调研,在该地区具有的诸多优势中,调查组尤其看重这一点。“金大在该处工作,计有九年之历史,已获得相当成绩。例如农村领袖能与之合作,农民又有极深刻之信仰,今加以改组,性质并未变换,而事业反形扩大。”(2) 因此,对于乌江实验区的考察,无法回避实验区成立前金陵大学在乌江的建设事业,无论从建设目标、性质还是内容上来看,它与后来实验区的诸多工作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从1921年金陵大学农业推广人员来到乌江进行推广宣传,到1949年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前夕,金陵大学在乌江的工作虽有中断,但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从发展进程来看,乌江实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1年到1930年,是乌江实验的草创与起步阶段。乌江实验以金陵大学在乌江推广美棉开始。1924年,乌江乡村改进部设立以后,建设工作逐步扩展到卫生、教育和经济。由于经费和人力上的限制,加上农民对改进事业有抵触情绪,在此阶段内的乌江实验范围有限。第二个时期为1930年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到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陷乌江前夕,是乌江实验的全面扩展时期。政府力量的辅助和20世纪30年代举国上下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视为乌江实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此期间,金陵大学一改过去在全国各处分散推广的工作模式,将大部分的推广事业集中于乌江进行,使得乌江实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但不幸的是,由于抗日战争,蒸蒸日上的建设事业被迫中断。第三个时期为1946年到1949年,是乌江实验的恢复和督导时期。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与当时的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恢复了乌江实验区,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　草创与起步阶段(1921—1930)

乌江实验的起因在于金陵大学推广改良美棉的需要。1919年,金陵大学农林科得到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资助,聘任美国棉作改良专家郭仁凤(J.B.Griffen)从事美棉的引种、驯化和中国棉产的选种工作,进而育成爱字棉和脱字棉两种改良美棉。其中脱字棉适合北方地区种植,爱字棉则适合长江流域。1921年春季,郭仁凤等人分赴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在全国各处积极推广改良棉种。是年秋,郭仁凤一行来到了素以“乌江卫棉”闻名的安徽和县乌江镇。“即在该镇中街,举行农作物展览会,陈列标本、图表、模型等,农民前往参观者甚多”(3) 。此为金陵大学和乌江发生关系之始。金陵大学的农业推广人员在乌江停留时间很短,但却了解到一个重要的农业信息。他们发现该地广泛种植的“乌江卫花”仍为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勒令引种的洋花,已退化到“纤维粗而短,种籽绿而小,品质恶劣,产量甚少”的地步。他们认为这是推广改良棉种代替退化美棉的极佳场所。于是在1922年春季,农林科章之汶、陈燕山便携带改良棉种来乌江散发、推广,秋季又帮农民照料收花。但惜“当时农民扭于旧时之风气,知识禁锢,成效鲜见”(4) 。

1923年始,金陵大学决定进一步扩展在乌江的棉种推广工作,郭仁凤再次来到乌江。因金陵大学学生章元玮(安徽省来安县人)与乌江绅士范管臣相识,乃商得以金陵大学名义租用乌江镇南永宁寺庙地20亩为棉作示范场,在场内种植美棉以为附近农民示范。农林科于是以棉作示范场为基地,“乃大事宣传,开展览会,并化妆演讲,使农人见识爱字美棉”(5) 。此后,农林科一改过去在乌江居无定所的流动推广方式,于1923年10月派农业专修科首届毕业生李洁斋以农业推广员身份常驻乌江。李洁斋的到来对于乌江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时推广员数量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金陵大学派李常驻乌江,说明学校对于乌江美棉推广事业的前景具有很高期望。

李洁斋在金陵大学受过良好的农业知识和推广工作训练,而且有着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献身精神。但在起初,李洁斋作为一个“外乡人”,迎来的却是农民的冷漠和抵触。农户不愿意接受李洁斋提供的美棉种子,即使种子能够被散发到农民手中,也大多没有用于播种,推广成效大打折扣。甚至“有若干接受之农户,每用作喂牛,换油,肥料等用,即有冒险种植者,亦不敢完全栽培,或种于堤坝,或种于田角,间亦有将改良种与土种间作者”(6) 。可见,棉种推广并不单纯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农业科技的传播与广阔的农村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推广员缺乏和农民的感情联络,不能为农民接受,无法走进农民的生活,推广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李洁斋利用地方绅士范管臣与金陵大学的关系,从当地领袖入手,利用他的号召力来接近农民,并通过范管臣的引见到农户中开展农家访问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逐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在这一过程中,李洁斋感到单纯的美棉推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要使农业推广工作真正出成效,不能仅仅局限于推广工作本身,必须致力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改进。随着美棉推广工作的深入,他开始涉足改进乡村教育和卫生状况。李洁斋认为,在美棉推广中,农民对于改良棉种的抵触心态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愚昧无知造成的。“推广棉业之工作,多受农民知识简陋之影响,致碍进行。”(7) 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增进民众的知识。而乡村卫生状况的落后造成了农民体弱多病的局面,在医疗服务极其匮乏的乡村社会,推广人员通过提供医疗服务为自己提供了接近民众的大好机会。1924年,李洁斋租用当地纪氏宗祠开办了一所农村小学,专收农家子弟,不取学费。学校采用半日制,上午授课,下午学生在棉场工作。1925年,有些普通医药常识的李洁斋又为“迎合附近乡民需要起见”,“购金鸡纳一瓶,碘酒半磅,并其他西药数种,颇得一般农民之敬爱”。(8)

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开展迅速拉近了李洁斋和农民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农业推广的阻力。以小学为例,1924年春小学招收学生仅9人,“其余农家不敢送孩子来读书,都恐怕李先生对于他们有什么阴谋”。但是当农民逐渐了解李洁斋的工作后,疑虑逐渐消除。在第二学期,学生就增加到30人。(9) 就医疗工作而言,李洁斋虽非科班出身,但因“在行医之际,并约略告以卫生常识,较之昔日空言劝导,大见功效”(10) 。在近代基督教会在华传道活动中,开办教育和卫生事业始终是教会组织联络中国教徒最重要的两种手段,考虑到金陵大学的教会色彩,李洁斋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内在的一贯性。

在李洁斋先生的努力下,乌江事业此时开始从早期单纯的美棉推广向更全面的乡村改进扩展。1924年,金陵大学经过派员调查论证,决定在学校所在地设立乌江乡村改进部,任李洁斋为干事。

乡村改进部的设立为乌江乡村建设提供了运行的组织机构,并成为乌江乡村改进工作的实际推动者。李洁斋先生根据乡村社会生活需要,进一步明确了乌江乡村工作的三大目标:“增加农民生产、启发民众智慧、促进乡村卫生。”(11) 在1930年实验区成立之前,乡村改进部的工作主要围绕良种推广、乡村教育和医药卫生三项事业展开。

1930年以前,乌江乡村建设事业的范围仍然有限。虽然事业涉及教育、卫生和经济等诸多领域,但是无论从人员还是经费来看都很不足。常驻人员仅李洁斋一人,除乡村小学的教员是由金陵大学乡村教育系每年派一名实习学生出任外,所有推广与卫生事业都由李洁斋和一名棉作示范场工人承担。从经费投入来看,从1924年到1930年的七年间,金陵大学共投入经费3900元,其中绝大多数用于薪金支出。比如1924年金陵大学乌江事业预算为300元,其中李洁斋的薪水为144元,棉作示范场工人薪金96元,事业经费仅60元。(12) 在1930年之前,除去租用土地的经费外,金陵大学对于乌江事业的总开支在2400元左右,而用于事业开展的费用则更少,工作规模之小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环境的混乱,乌江乡村事业还时常受到地方兵患的侵扰,尤其是1928年发生的红枪会事件对于当时的乌江事业打击很大。当年,陈调元军队假借剿匪名义在乌江大肆抢掠,“乌江整个乡村社会,损失在二十万元以上,金大在乌江之事业全部摧残,而李先生之财产亦损失殆尽”(13) 。在这次事件后,金陵大学曾一度打算将乌江事业的根据地——乡村小学停办。乌江地方人士有感于金陵大学工作对此地的贡献,不愿意看到事业前功尽弃,于是在1928年秋天发起组织了乌江农村小学校董会,负责学校开支和李洁斋先生的薪水,并捐押田产九亩供棉作示范场使用。校董会又派范管臣、许正安二人赴南京与金陵大学乡村教育系协商,“结果允与校董会合办,三年后,完全归诸校董自立,金陵大学可从旁扶助指导”(14) 。此后,各项事业虽仍断断续续进行,但是力度已较前减弱。

二　全面扩展时期(1930—1937)

从陈调元兵患可以看出,外部环境对于乌江乡村建设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为乌江事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南京附近地域的社会局面日趋稳定,而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在此时也日渐成为朝野的共识。1929年5月,国民政府发布《农业推广规程》,在总则中提出,“为普及农业科学智识,增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国民合作起见,实施农业推广”。为此,由教育部、内政部和实业部合作组织的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决定选定特定区域进行农业推广实验,以便为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推广提供范例。1930年,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派员会同金陵大学人员前往乌江考察,认为该区可设立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优势条件有四个:一是距离南京较近,可经常前往指导督促;二是此地尚无从事乡村建设的机关,可以避免重复;三是荒地较多,存在农业生产增长的可能;四是金陵大学在此已有九年的工作基础,深得民众信仰,使得各项工作开展更为便利。(15) 于是决定与金陵大学合作成立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实验区的宗旨集中体现了《农业推广规程》的规定,同时金陵大学农学院又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了补充,其要点有三个:一是本区为大学农业推广工作实验地;二是期将本大学各项研究的结果,推广于该区农民;三是供给本大学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地。当年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筹办工作,并制订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办法大纲》作为实验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大纲》全文共十一条,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办法大纲,依据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实验区组织章程第九条之规定订定之,除组织章程所规定外,悉以本办法大纲行之。

二、 本实验区地点,择定在安徽和县乌江区域,东至大江,西至周家集,北至桥林,南至濮家集。(面积东南至西北约二十二里,东北至西南约二十六里)。

三、 本区推广工作,由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办理之。

四、 本区经费,由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拨给开办费四千元,经常费每月最低数二百元,俟经费充裕时得酌量增加。

五、 本区之实施计划,应请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之核准通过。

六、 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对于本区之一切工作,应指导监督,并随时派员前往视察。

七、 本区技术之实施,及采办改良种子,推广材料等,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担任之。

八、 本区指导主任及各指导员,得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提经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核准任用之。

九、 本办法暂定自民国十九年九月,至二十六年八月为有效期,期满后由双方另议之。

十、 本区每月收支报告,应呈送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审查之。(www.xing528.com)

十一、 本办法大纲,如有未尽事宜,得经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核准修正之。(16)

实验区成立后,制定了一项六年推广计划,即在1930年9月到1936年8月这段时间里,以乌江镇为中心,每年向四方推广五里。在此期间,不但乌江农民可获得实验区的援助,同时还开展民众训练,以便实验期满后地方人士能接办实验区事业。

在实验区成立之初,区内的工作人员共七人,其中由李洁斋负责总务和诊疗所,夏长安管理农场和农村小学,韩秀德负责乡村妇女教育及托儿所事务,孙友农负责开展农民教育及农民组织,李恩光任农村小学教员,另外又招收练习生两人充当实验区助理。(17) 实验区下设农村教育、农村社会、农村经济和总务四股,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建设的力度已远非农业改进部时期可比。与早期偏重农业推广,尤其是美棉推广不同,实验区虽然仍冠以农业推广的名称,其内容却是全面的乡村建设工作。这可以从实验区的组织结构图中看出。

图3　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结构图(18)

政府当局介入乌江事业,为乌江实验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使在1928年红枪会事件后颇受挫折的乌江乡村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31年4月3日是实验区举行成立大会的日子。为此,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委员张宗成、赵廷干和钱天鹤等人亲赴乌江考察实验区进展情况,他们的记载为我们描绘了当时乌江民众欢欣鼓舞的场景。“到目的地(乡村小学)未久,闻鼓乐声自远而近,只见有人扛巨匾三,后随本地绅士及农民一百余人,蜂拥而来。……盖人民因实验区服务地方,不无劳绩,用以表示感谢之意也。三匾中,一匾系赠实验区主任周明懿君者,一匾系赠诊疗所医生兼农村小学校长李洁斋君,一匾赠实验区。”三位委员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所感染,认为乌江事业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当地农民对建设事业极为支持,他们对于乌江事业的未来有着很高的期望。“当地士绅及农民对于实验区非常信仰,凡百设施,立予接受,毫无猜疑及留难情事。……亦为该实验区与其他同类机关工作情形之一点,而该区之事业亦因此较易成功。”(19) 1932年,实验区在编写下一年度的推广计划时,对当时事业蒸蒸日上的局面就颇为欣慰,认为从“1930年9月到1931年大水和东北失陷前,乌江事业进步一日千里,堪称乌江推广事业之全盛时代”(20) 。

但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及随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农推会因经费有限停止了对乌江事业的资助。加上193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罕见水灾的破坏,实验区推广的大量种子几乎是颗粒无收,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实验区事业在经历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开端后迅速陷入困境,职员也纷纷他去。在这种局面下,金陵大学“不愿将十余年来之乡村建设事业,毁于一旦,始终设法维持”,并积极寻求外界帮助。经过努力,终于商得上海银行捐赠经费资助合作社和堆栈工作。基督教协进会又委托金陵大学教员邵仲香来乌江发放贷款、组织种田会。同时,实验区还从宁属区水灾救济会借得赈麦50吨用于恢复生产之用。在这三方的支持下,乌江事业才不至中辍。后经金陵大学和农推会商议,决定由农推会委托金陵大学代垫欠款进行一切建设事宜,每月由农推会写一个欠据交与金陵大学收存。(21) 从1932年4月起,金陵大学决定按月供应经费150元,继续承担起乌江建设事业。在经历了成立初期的大起大落后,乌江事业在金陵大学的推进下开始稳步前进。

1934年对于乌江实验同样是关键的一年。是年,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着乌江事业走向深入。第一个有利因素是,从1934年起,金陵大学农学院对原有的遍布全国的农业推广组织和既往的推广模式进行改革和重新组织。此前,金陵大学的农业推广工作大都由农学院下属的推广部负责进行。但推广工作有着很高的技术性,推广部由于得不到来自各系科专业人员的支持而无法保证推广工作的专业水准。因此,为了保证推广工作的成效,金陵大学在1933年成立了由农学院下属各系代表组成的推广委员会对推广事业进行决策,其宗旨在于“改善农业推广方法,增进农业推广效能,扶植乡村领袖与改良农村组织,同时使本院各系有互相联络与合作精神,以共同研究讨论整个农业推广计划之实现”。而推广部从此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和秘书机构,“其职务为征集各系全年农业推广计划及工作报告等”(22) 。这样,农学院的推广工作将主要由与推广事业最密切相关的系来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在1934年,金陵大学决定进一步扩大乌江事业,并将以后的推广工作集中围绕乌江实验区及其附近区域进行,在该地区进行实验和集中推广。

第二个有利因素是来自和县县政府的支持。和县新任县长刘广沛热心乡村建设。他于1934年同实验区合作,划定乌江所在的和县第二区为模范区,成立第二区农村建设委员会,并任命乌江农会的组织者孙友农为第二区区长。于是乌江实验区凭借政治力量得以扩大改组,实验区将原总务组中的农事部分划分出来成立生产组,从原社会股分出卫生组和政治组,总计总务、教育、生产、社会、经济、卫生和政治七个组,其组织结构如下:

图4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重订组织结构图(23)

从原来的四股到如今的七组,乌江实验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工作的范围和力度却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是,实验区关注的问题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实验区成立之初,农业推广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实验区最关心的也是良种的推广成效。但是到了1934年后,实验区越来越关注于农民组织的训练和农民领袖的培养。实验区在1930年成立之初,就订立了训练民众以使实验区事业渐由“代办”过渡到“自办”的建设思路。但由于事业成效尚未显著,加以各种外部的干扰,实验区并没有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此。1934年以后,实验区开始将这一主张付诸实施。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一直是培育乡村组织的重要倡导者。以乔启明为代表的金陵大学教授认为“乡村建设事业,须赖强有力之当地农民组织,俾当地建设事业,由当地人民主动和支持”,并认为组织农会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机构在乡村社会颇为适宜。1934年1月,农业经济系制订了《督导乌江农民协会方案》。该方案认为,组织乌江农民协会的目标就在于“发展一个强大健康的农民组织来推进整个社区的改进,以养成自助为原则”。于是在1934年,实验区“乃努力推进农会之组织,并设农会辅导机构。由李洁斋、孙友农主持,旋有乌江镇、张家集、濮家集、香泉四个乡农会之设立,共有会员2000余人,并于香泉设立农会辅导员办事处,由任碧瑰君主持”。在实验区的指导和资助下,各农会获得迅速发展并开始呈现出活力。1936年,各农会为办事方便起见,又于香泉合组农会联合会办事处,为统筹机关。“集资建筑农会会所,并捐献300亩之农场一处,以全部农场收入提供农会,为各种农民福利事业经费,此为农民自力建设乡村事业之开端。”(24) 至此,金陵大学鉴于乌江地区的农会组织日渐健全,农民对当地的建设事业也甚为支持,于是根据1930年订立的六年推广计划,“除了种子繁殖场及中心轧花厂仍由本院支持外,其余全部事业皆由农会接办”。从而使建设事业初步从“代办”走向“自办”。

20世纪30年代是乌江实验区最为辉煌的时期。与20世纪20年代乡村改进部的事业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乌江实验逐步纳入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实验区成立后,因办公场所不足,于是在镇南永镇寺旁新建房屋11间,用作机器房、种子房和办公处,同时将原来租用的纪氏宗祠改为诊疗所、展览室和宿舍。另外还典用永镇寺庙产12间作为小学、厨房、草料房等。到1933年初,因业务发展“又感房屋不敷,乃租用乌江镇中街当铺六十间,为办公处、堆栈、厨房、宿舍等用,年租金三百六十元,由区中合作社联合会、农会及实验区分担”(25) 。此后因乌江医院和小学的扩充,又不得不另外新辟场地。从用房的不断扩展可以看出乌江事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迅猛发展。

从人员来看,在实验区创办之处,共有职员七名。后来因事业发展需要,乃创立了练习生制度,招收本地青年充任练习生。到1934年6月,在实验区工作的职员共计主任一人、干事六人、助理员三人、练习生七人。所有人员每天均有固定的办公时间,但因实地工作较多而无固定办公场所。实验区每周要举行区务会议一次,由主任、干事各自报告本周工作经过,就存在的问题相互讨论,并就下周的工作要点进行安排。实验区职员也大多具有在农业学校工作和学习的经历,这保证了实验区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实验区成立到1934年,共有三十人曾在实验区任职,除去其中十名练习生,其余二十人均具有较好的学业经历,其中农科大学毕业两人,农业专科毕业五人,中等学校毕业七人,中等学校肄业六人。(26)

练习生制度是实验区根据逐步培养本地人士自办乡村事业的宗旨采取的一种人事制度。其目的是通过“从事实地练习,造就乡村服务人才”。通过在服务期间,“施以严格训练,以备将来区中事业改由地方接办时,可得大批干部人才”(27) 。招生的练习生必须是本地人,且要具有小学以上的学业经历并经人推荐方可入选。练习生的服务时间为三年,在三年内练习生可以享受实验区提供的津贴,并可以在练习期满后升任实验区的助理员。练习生在每周日上午要参加区主任召集的练习生会议,在会上讲述个人心得,然后由主任加以评论。从实验区成立到1934年,共有十名练习生参加到实验区的工作中,占曾在实验区任职的全部职员的三分之一。

三　恢复和督导时期(1946—1949)

正当乌江实验渐入正轨之际,日军入侵使得建设事业全面停顿。在1937年底金陵大学决定西迁之前,因局势紧张,实验区职员纷纷离职。有鉴于此,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乃嘱托李洁斋留守乌江事业。李洁斋于是指导农会会员将抵押谷物取回,“免将储押实物济敌应用,既以押款变做信用放款”。他还将实验区的各种文件契据分别埋放于六位农会会员家中,以免集中储存的风险。(28) 1937年12月初,“敌寇大军突袭乌镇,因寡不敌众,民众死亡50余人”。实验区建设事业随后全部停顿。

由于金陵大学的教会大学性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并未侵犯金陵大学在乌江的大树狄农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日,日伪军千余人便来农场抢劫一空,将场舍、器具全部焚烧,残余砖瓦折运至张家集作建筑碉堡之用。负责留守乌江事业的李洁斋不得不转而组织农会会员开展游击战争。起初参加者仅50余人,后增至300余人,武器有100余支。李洁斋本人在1944年3月和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因伤势重,以为不能再活,乃遗弃乡间”,幸得乡民协助救治才死里逃生。(29)

抗战胜利以后,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谋划恢复乌江实验区。1946年2月22日,与乌江有着深厚感情的李洁斋再次被金陵大学派赴乌江主持复员工作。“乃本自力更生原则,先从组织乡农会着手,复又组织乡农会联合办事处,一切工作,皆能依次推行。”(30) 在此基础上,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制定了《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合作办法》,该办法与1930年订立的《合办乌江实验区合作办法》相比稍有出入。其中第四条规定“实验区工作人员由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分别派遣,数目以相等为原则,各员就原派机关支薪。……双方所派人员,均应事先互相征得同意”,第五条又规定“实验区经费由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及金陵大学农学院根据核定之预算分别担任,数额以相等为原则,并得接受人民团体自动捐款”。(31) 实验区设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下设业务股和总务股。

实验区吸收了战前乌江实验和战时在四川地区农业推广的成功经验,从组织农会入手,推动整个乡村事业。在1946年李洁斋被派赴乌江后不久,战前由实验区辅导的乌江、张家集、香泉三个乡农会已恢复活动。实验区鉴于农会组织对于农业推广及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在乌江镇附近之江浦、和县两县境内新组织乡农会26所,连同原有的3所,共29所乡农会,一时社员人数达到26000余人。1946年5月8日,实验区因农会组织的迅速扩展,主持召开各乡农会代表大会,筹商推广业务大计。大会决议设立和县江浦乡农会联合会办事处,并计划于该年度5月10日正式成立。同时,实验区在乌江镇租赁房屋一所作为办公地点,并作为实验区人员的办公场所。(32) 1947年2月5日,金陵大学又在南京鼓楼校区举办了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工作检讨会,会议决议:(1) 对于乌江乡村建设仍本原来宗旨,即由辅导而扶持其自立;(2) 农会组织以乡为单位,业务以棉花生产为中心;(3) 和浦乡农会联合办事处的“和浦”二字含义太广泛,其名应更为“乌江实验区辅导乡农会联合办事处”。(33) 1947年,实验区又对农会组织进行调整,其中乡农会以乡行政区为范围,内设各组则以保行政区为范围,“因人力财力之不敷,遂缩小范围,以和浦两县13个乡农会为辅导区域”(34) 。

以农会为中心推进乡村建设,逐渐由“代办”实现“自办”,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金陵大学在乌江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方针。因此,战后的乌江实验和战前相比,具有更明显的督导色彩,更强调通过培育健全的农会组织来推进乡村工作。在20世纪40年代的乌江实验中,农会在整个乡村工作中的作用已经日渐凸现。1947年,实验区对接受其辅导的13个乡农会制定了本年度的工作大纲。这份大纲包括的内容有申请农行棉花生产贷款;组织棉花生产合作运销;筹措业务基金合作购买;组织水稻储押及合作运销;推广德字棉种(并设管制区);推广2905号小麦;每个农会筹备苗圃一亩、民众夜校一所和特约茶园一处;收集全体会员优良作物以备展览比赛;写作调查全体会经济状况。(35) 从中可见,农会的工作已经广泛涉足良种推广、信用合作、乡村教育乃至娱乐休闲等诸多领域,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在这一阶段,实验区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对农会组织的督导之上,以便真正实现“自办”的目标。

与当时全国其他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样,乌江实验所举办的事业广泛涉及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卫生诸多领域。但是由于举办者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建设思路,各处实验区的工作又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和偏重。在本章以下的几节中,我们将考察乌江建设事业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工作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