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通天神话的基本主题，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萌生，体现为龙—璜—虹的三位一体神话观念。国人所熟知的“真龙天子”观念和“龙的传人”观念，都是在秦汉帝国时代以后相继建构出来的龙图腾新神话意识形态。辨析新老神话观的关键在于研究理念的变革和方法的推陈出新，以便神话学与考古学的知识互动、视界融合，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带来新的理论认识功效。
其一，文明起源研究可从双向打通的视界来进行：以文字为代表的文明传统为小传统，前文字的传统为大传统。这样的二分法有助于清醒地看到文字符号出现后被割裂的神话历史大传统的存在，将神话—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无文字时代的历史纵深处；通过大传统的神话想象规则的分析归纳，找出华夏认同的根源，即超越方国和史前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广泛公认的神话观念，确定其发生的相对年代。
其二，重新解读小传统的文字记录的神话，给诸多孤立的文学母题找出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神话相关性，重新恢复各母题间的彼此联系。这样就能够相对地重构出先民们神话式感知思维的世界观。其认识效果在于：后人在文字小传统中失去参照和无法解释的东西，通过恢复大传统的文化参照系，可以得到有效的再认识和再理解。
怎样在无文字的史前时代探寻神话观的存在呢？“第四重证据”的考古实物和图像，承担起了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的任务，从而使无文字材料的神话学研究成为可能。本节以神话想象的龙—璜—虹三位一体观念为例，提示华夏通天神话的根脉所在。
先秦文献中出现的龙，以升天和潜渊为能事，充当着人与天界—神界相互沟通的媒介或运载工具。屈原在《天问》中发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或许可以借黄帝有熊氏骑龙升天的神话来解答。作为坐骑的龙的形象，在此显而易见。人借助于龙而升天，获得神意、神赐或天命、永生，这是天人合一神话的真正底蕴所在。其观念背景在于如下远古信仰：人神之间的沟通需要借助神圣物来充当中介。神圣物可以是玉石、金属等天赐良材所打造的礼器法器（玉礼器和青铜器），也可以是龙凤龟麟等神话生物。这些圣物能够协助人间的通神者实现升天的旅行。
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国君夏启，他在先民的神话历史记忆中正是具有乘龙升天的特异能力者，兼玉礼器的拥有者。《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11]这里讲述的是礼乐歌舞的由来和掌握者——乘两龙的夏后启。他能够乘龙，为什么还要手操玉环和身佩玉璜呢？文本叙事中没有具体的解释。参照《山海经》的另一处叙事，可知玉环、玉璜皆为沟通天人之际的神圣媒介物，与龙的功能类似。《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12]它把人间礼乐歌舞的来源，解说成夏启三次上天取来的。而夏启的升天工具，照例还是乘龙。将这两个神话文本组合分析，可归纳出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基本范式，以三个相关母题为表达，即升天者—乘龙—佩玉璜。
在晋代郭璞所作《山海经图赞》中，这三个相关母题再度得到强调：“筮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13]参考《周礼》所讲的西周礼制，可知玉璜是先秦6种主要玉礼器之一，其形状为半璧形，与璧、琮、圭、璋、琥并称“六器”。华夏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件玉璜就叫“夏后氏之璜”，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替，一直传承到西周王室分封诸侯时，这导致后代的政治家们对这件象征权力的神圣国宝津津乐道。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周公分封子弟时赐给他们带到封邑去的宝物情况：
分鲁公以大路（辂，即车）、大旗，夏后氏之璜。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筏、旃旌、大吕。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14]
据此可知，在西周以后，夏代之初的国君升天所用的神龙早已不知去向，而当年王者所用玉璜却作为宝物而世代传承。唯有周公之子鲁公在分封之际单独获得世间唯一的这件夏后氏之璜。杜预注“大旗”曰“交龙为旗”。那么，在玉礼器——璜与神龙之间，隐含着怎样的秘密呢？
将传世文献作为一重证据，神话研究难以获得超越性的深度；将出土文字作为二重证据，不仅有助于找出龙与玉璜的神话认同，还能揭示出二者共同以彩虹现象为想象原型的情况。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根据甲骨文中3处“虹”字写法，认为其像两头蛇龙之形；并印证《汉书·燕王旦传》“虹下属宫中，饮井水”，及《山海经·海外东经》“虹虹在其北，各有两首”，郝懿行疏云“虹有两首，能饮涧水，山行者或见之”。甲骨卜辞中也有“虹饮于河”的记录，正与此种神话相符合。甲骨学家于省吾进一步指出：
虹与杠梁、古玉璜形之相似。……《御览》十四天部引《搜神记》：“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如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此虽事属演义，然可推知古来有璜似虹形之观念。《说文》：“璜，半壁也。”按半壁正象虹形。吴大澂《古玉图考》及黄濬《图录初集》所载近世出土之商周玉璜，两端多雕成龙蛇首或兽首形，尤与传记所称虹有两首之说相符。[15]
文字学家于省吾作出虹、龙、璜三者相似的判断时，其主要的实物依据出自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前的文物图录，以及出土之商周玉璜。此后的考古发现表明，玉璜制作和使用的历史之悠久，绝非商周时代所能限制。我们今日称这些发掘出土的文物为第四重证据，让它们按照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情况排列在中国地图上，大体呈现为超出汉字历史时间一倍以上的符号物叙事链：将龙—璜—虹的神话想象原型一下子就落实到七八千年前。
就龙与玉璜的结合情况看，在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双龙首玉璜的精美造型。在辽宁喀左县的东山嘴史前祭坛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件小玉璜（图7—1）。其出土于方形基址南墙基内侧，淡绿色，长4厘米，[16]两端雕琢形制相同的龙首造型，长吻上扬。二首一身的龙弯弯的身体，恰似虹形的天桥。该红山文化玉璜出土于圆形祭坛中，其中还伴随出土陶塑裸体孕妇像，使人们容易与牛河梁遗址出土女神像相联系。在崇奉女神为生命之源的史前社会，祭祀仪式用的玉璜，就更多地与女神信仰发生关联。
比红山文化稍晚的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有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历经5次发掘，出土玉璜76件。其中87M15、87M4、87M17、07M23计4座墓葬的随葬品除玉璜数量较多外，还有大量器形特殊的重礼器，因而推断墓主可能是酋长、大巫司之类的政治、军事或神权领袖。[17]在07M23号顶级墓葬中，南侧墓主颈部分布有多达10件的精美玉璜组佩，假设墓主大巫司的神权领袖身份能够得到确认，玉璜的神圣宗教意义就更加凸显。(www.xing528.com)
图7—1 人造“彩虹桥”：红山文化双龙首玉璜
（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2卷）
有关玉璜的性质和功能，一般认为其是一种装饰品，没有什么深刻的观念含义。陈淳、孔德贞两位学者撰文提出，关于玉璜作为祭祀和配饰的功能也是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推断，不能根据史籍中记载的玉璜祭祀功能去推断史前的玉璜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因为从随葬品性质看，大体是一种个人饰件。[18]这样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表明今人已经完全不明白神话思维时代的升天观念了。玉璜作为配饰，无论早期的单件璜，还是后来的玉组佩体系，都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无论是双龙首的形象（图7—2），还是双虎首的形象，甚至是没有生肖动物形象的素器，其弯条形状本身就是模拟彩虹桥的。
图7—2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双虎首玉璜，距今约5000年
（安徽省博物馆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供图）
图7—3 甲骨文中的“虹”字，写作双头龙从天上下凡喝水形状
（引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
从汉字起源的商代甲骨文形态，可以看到“彩虹象征天桥”的“虹”字。由其双头龙下凡喝水的神话叙事形象特征，不难理解初民的神话想象逻辑：一般的彩虹出现，需要以天下急雨为其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天上的积水流失到地下去了。居住在天界的诸神和祖灵们一旦感觉口渴，便会化作双头龙形象从天上降到地下来喝水。甲骨文“虹”字写作双头龙张开大口向下喝水的“虹桥”形状（图7—3），形象非常鲜明。
从双头龙形象的甲骨文“虹”字，向前文字时代的神话想象世界上溯，找出先于甲骨文时代而出现的双头龙形象原型——玉璜，再通过各地大量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璜形制及造型特征，说明玉璜象征天桥是目前可知最古老的天桥神话的表象，能够落实其发端于兴隆洼文化的玉璜（当代又称“玉弯条形器”）生产，其年代距今已经有8000年之久。据目前所见的实物资料，没有比这更早的天桥神话想象。南方地区的玉璜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为早，距今约7000年（图7—4）。
图7—4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玉璜，距今约7000年
（摄于河姆渡博物馆）
明确雕刻为双龙首形象的玉璜，则以辽宁建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出土的一件为最早，距今约5000多年。[19]考古出土的红山文化文物中还有双人首或双熊首的三孔桥形玉器，其对应的神话观念是：大雨之后天上的水都流到地下，天神口渴就化作双头人或双头龙、双头熊的形象下凡喝水。此类神话旨在解释彩虹现象的起因。而玉璜的发明则是人工制作的彩虹桥，象征天地沟通和人神沟通。总之，以表现为玉礼器的天桥观念为标志看，它们出现在中国版图的时间要比汉字早一倍以上。史前先民对天桥的神话构想，通过先于文字的玉器符号传播数千年之后，在距今约2700年的西周时期晋侯墓地，派生出由200多件玉器组合而成的联璜玉组佩，外加两只玉雕大雁。其仿效飞禽而祈祝佩戴者魂灵升天的意图，通过玉璜、天桥和大雁的形象加以表达。这和西和县《乞巧歌》中歌唱的天桥与一对鸭子一对鹅同在的情况比照，其神话幻想的升天方向与辅助飞禽意象如出一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