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西化实践的新启示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化”是等同或近似于“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概念[1]，近代中国、日本等国家都曾掀起“西化”思潮，它是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播而产生的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西化”问题是近代社会变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关于怎样接受西洋文化的问题[2]”。19世纪60年代后所兴起的“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国早期“西化”思潮的主要趋向，它绝对肯定中国古老的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和西方物质文化的先进性，但是“我们在起始只承认西洋文化的器或用而不承认它的道或体，或是只承认它的物质而不承认它的精神[3]”。随着历史的发展，“中体西用”的“西化”观念逐渐被抛弃，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从器物层面拓展到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全盘西化”思想成为了后来“西化”思潮的主流。

“全盘西化”的主张最初由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击》[4]中提出，但这个主张并非和字面上看起来的意思一样，并非要完全抛弃中国固有的文化、全面“西体西用”。胡适对这个“讨论的兴趣最为浓厚，情形最为热烈，同时最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的问题做出了修正，提出要避免“全盘”字样，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并提出“世界化”的概念，倡导“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5]。这个“世界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师从进步的西方世界以完成近代中国向工业社会转化的“现代化”，它不仅是学习西方近现代工业社会先进的器物，更是思想意识上“从根本处西化”，因为“西洋文化背后有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做泉源，于是五光十色的西洋文明的表象才发长出来，才反射出来。它这种精神，吾无确当名词以名之，姑名之为希腊的精神，或统称之为西方的头脑”[6]，所谓希腊的精神或西方的头脑实际上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先祖，是具有自由、平等、理性、创新等内涵及价值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精神。

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近代中国社会展开了“西化”的全面实践。从美术、建筑、音乐到医学、饮食等，“全是朝着‘西化’这方向走[7]”，中国自此进入一个善于学习的开放时代。于是便有了国画与西洋画、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中医与西医、中餐与西餐等二元并置的局面，同时由于这二元的相互融合，还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特色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总之，西方文化自此成为我们文化源泉中的另一个“元”，成为我们创造丰富多彩的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在“整个的认识[8]”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服装也开始以“希腊的精神”为向导，来对自身进行完善与改良。从此服装与美术、建筑、音乐、医学等领域一样，也进入了西装与中装并行不悖的时期，就像我们可以选择看西医还是中医一样，我们也可以选择穿西装还是中装。除增加了西装这个选项，我们还创造了改良旗袍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把中式与西式同时穿在身上。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希腊的精神”是一种平等的与开放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是我们对付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开放的精神是我们睁眼看世界、请进来走出去的理由，更是一种对待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积极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与随之而来的吸收、融汇的做法是比穿西服更为深刻的、更接近于本质的一种“西化”。所以尽管胡适“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写的是中国字”，但是他“用的是钢笔，谈的是西化”，要计算这是“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已经算不清了。所以胡适“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9]，那么穿中西合璧的服装或“以服用洋货为时髦[10]”就更没有违反“世界化”的原则了。总之，近代服装“西化”“世界化”或者说“现代化”的内容应该是包括西方的窄衣文化及相应的服装观念在内的各种文化，而其根本则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正是因为抓住了“西化”“现代化”的本质，近代中国服装才会在观念上、品种上、样式上、配伍上取得全面发展与进步，同时在面对各种不合理的服装禁令时，也没有像祖上一样，甘于对礼教俯首称臣，乐于穿“人伦之衣”、着“纲常之冠”[11]。而是提出“强定一种常服，而迫民众皆遵循之”以达到“使衣装统一”，这是“一万不可能”[12]；倡导“得让她们（女学生）把自己对于衣服选择的意志，有相当的自由才是……不必强迫她们在夏天到了以后，就得穿白衣黑裙[13]”；主张“时代美的装束以新奇为美观[14]”；宣扬“只要是一个不甘落伍的人，总不致会来反对这新兴的服装改革运动[15]”等服装新观念，并纷纷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创造出中式、西式、中西合璧式服装多元并置的近代服装风貌，推动了我国近代服装业的空前发展，完成了我国服装从以“礼”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缓慢发展到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转变。(www.xing528.com)

近代中国服装的多元风貌是“西化”的结果，与西风东渐息息相关，但我们不能把这个结果完全纳入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王韬等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在以甲午中日战争为代表的“冲击”之前便提出了“取士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16]等新思想。1915年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知识分子自发觉悟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因为突然的“冲击”，“他们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旧学功底深厚，留学海外后对西方文化也有薰染。横跨两个世界的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知识优势使他们能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加以扬弃[17]”，他们有思想高度、有学术能力认识到“西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能够处理好“西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近代社会及服装“西化”的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的“暂时作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18]”，而是随着国人的觉醒及其文化思想自身的必然发展，才有了“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19]”的态度与决心，并日渐主动地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包括德先生、赛先生在内的契合因素，以实现与主流服装文化的接轨，实现服装的“世界化”与“现代化”。

我们的选择不完全是出于针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制，同时也出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否则，西装就是侵略者的服装，我们为什么还要穿呢？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西方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化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所以知识分子愿意学习、采纳它，因此也拿来了西方文化的服装符号——西装。更何况西装确实更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近代中国认准了服装西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定地走下去。同时知识分子们还意识到，我们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中不是没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想，只是尚未被激活。于是他们一方面以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想作为新思潮的依据，另一方面则以此来激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成分，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事实上李贽、王艮等人的晚明启蒙主义思想在时间上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在根本内容上也都充满了“人”与“人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化”与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成分“显化”是同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近代中国“变服”与“变妆”的思想基础。女人袖子的长短或鞋跟的高低是小事，但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大事。所以“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20]”。

放眼世界，近代中国也不是“西化”的独一家。18世纪初，俄国彼得一世改革，1700年，彼得一世下令“凡男子，除神职人员、上帝的公仆、车马夫和种地的农民外，一律要穿匈牙利或德国式的服装。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要照样办理”，次年又进一步具体化：“男子要穿短上衣、长腿裤、长靴、皮鞋和戴法国式礼帽，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大衣。女人要穿裙子、欧式皮鞋、高装帽”，并下令在各城市门口展出新服装的式样，由此引导俄罗斯服装走向“西化”[21]。19世纪中后期，日本明治维新，同样将服装“西化”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71年，天皇和皇后率先模仿西方的君主和贵妇，着军装式西服和礼服，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散发废刀令”，天皇也于翌年率先剪发。后来，政府制定了官吏的西式礼服制式，教员、学生、医生、律师、记者等也大多采用西服，日本服装走向“西化”[22]。这些国家比我们西化得更早、更彻底，结果是他们先于我们走出了中世纪。我们的先辈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时间节点，当时的清朝政权还就西服问题与他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那是在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日本公使森有礼时批评了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式服装的做法。森有礼辩护说“学习他国所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李鸿章则争论道“效仿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且“遵循服装旧式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23]。甚至我们的媒体也对我们的邻居表达了关注：“日本国新闻纸中据云：国家将有谕旨给各文武大小官员出示，无论军民人等悉改西国服色云云[24]”。这种关注下实际上隐含着对自身的担忧，即担忧我们自己也会改易西服。于是赶紧采取行动，譬如“凡教员均不得沿用西装。乃近闻各州县学堂教习仍有因出洋毕业出国，并未改易服色者……凡短发西装，均一体改归中服[25]”。于是最终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晚清时期我们主要是在服装面料方面出现了西化的现象，而服装形制本身并未发生明显变革。而在我们身后逐渐走向“西化”的，还有土耳其、伊朗等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土耳其通过“帽子革命”以欧式礼帽取代传统的“费兹帽”，并鼓励女性摒弃面纱，“让她们露出脸来吧！面对世界吧！”[26]。1928年和1935年，伊朗政府曾两次立法进行服装改革，采取男性戴“巴列维帽”和西式礼帽以取代传统头巾、禁止妇女佩戴头纱等“西化”措施[27]。可见，“西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广泛的历史潮流。这么广袤的地球是靠什么联系、凝结为一个地球村的？靠的就是普遍的西化，即现代化的过程。我们上一趟车没有赶上，直到民国才赶上。我们民族为这个耽误付出了代价。但我们一旦赶上了，就义无反顾地向前、向前。我们近代中国的“西化”即现代化过程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近代中国“变服”的过程也是世界近现代服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