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语言消费研究框架：方法和策略

西方的消费理论、行为消费理论、消费社会学研究以及国内外关于文化消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语言消费”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把握语言消费相对于其他消费的差异性、独特性，从而搭建适用于语言消费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来自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消费”理论——“语言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

L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消费理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消费水平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距此理论问世10余年后，杜森贝里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除了受自身目前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人消费支出的影响以及自身以往“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说明了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效仿性，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定的惯性。这两种“假说”的共同点都是关注现期收入对当前消费的影响，不考虑未来的预期收入，同时，未涉及不确定性问题。

此后，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在消费函数计算中加入了对“预期收入”的分析。其中，“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现期消费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预期收入、开始时的资产和个人年龄大小，一个家庭的消费支出与家庭中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消费的理想分布有关；“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由其可以预计到的未来收入决定的，并且，消费者即便在现期收入走低的情况下，也可能会采用预支未来收入的方式来保持过去“高峰收入”时期的消费水平与消费习惯。这两种“假说”相对于前两种“假说”的进步意义在于纳入对“预期收入”因素的分析，但不足在于仍旧未考虑到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未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将该因素加入到对消费行为的分析中。

针对以上“假说”中存在的缺陷，之后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涉及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认为不确定性越高，人们就会更多地选择储蓄而非消费，来降低可能发生的风险。

对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需要客观看待，一是消费函数并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制度差异等因素都会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相应需要消费函数随之调整；二是西方消费理论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西方的传统消费理论无法完全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

2.西方社会学者对消费问题的研究

西方社会学领域对于消费问题的集中研究较早可见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到快速发展，使消费社会学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特点在于把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关注影响消费的社会因素，从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消费的动机与行为。

韦伯认为消费与生活方式相关，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有着不同的消费模式与习惯，并且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是判断特定阶层地位的重要标志；鲍德里亚认为人们正是通过消费特定的类型的物品来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界定的；齐美尔认为时尚消费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客观存在的风格差异有关，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断以新的时尚来与其他阶层进行区隔，而其他阶层的人士则不断通过时尚消费来模仿上层人士的生活与风格；兼具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身份的凡勃伦是系统研究消费的社会结构意义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取决于他所隶属的那个阶级所公认的消费水准，为了显示和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炫耀性的消费是必需的，否则就有可能被本阶层的其他成员轻视或排斥；布尔迪厄在韦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消费对于阶层分化的作用，对文化资本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了强调，认为文化知识的等级体系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是一致的，在资本、场域、惯习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消费的社会区分功能以及不同阶层存在消费差异的原因。

消费社会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弥补了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消费理论的研究局限，后者在消费研究中所运用的“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简单将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还需要加入对社会收入分配、社会阶层地位等因素的分析，因此，将社会阶层地位因素纳入消费函数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消费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不过也应看到，消费社会学研究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为描述社会阶层地位建立可以量化的指标，确定不同阶层消费行为的微观基础等。

3.国内外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同样也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经济学两大阵营。社会学界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消费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到布尔迪厄将文化消费与宏观社会结构的特征、社会阶层的区分关联起来，再至丹尼尔·米勒将文化消费作文化创制的一种过程，呈现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脉络。经济学界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多是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理论运用上，从新古典消费理论到新消费理论，再至提出“理性致瘾”理论和“消费中学习”模型。

其中，运用新古典消费理论研究文化消费的问题在于将文化产品等同于普通消费品，仅运用收入、价格、偏好这三要素来解释文化消费行为，且由于经济学在分析偏好这一要素的形成与影响时，不能像对收入、价格的分析那样驾轻就熟，只好将消费者的偏好假定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消费理论之后，新消费理论的进步意义在于把文化产品（服务）的特性纳入到效用函数中，认为在收入、价格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其对文化产品特性的感知。但是，新消费理论在对消费者偏好的分析上并未能超越新古典消费理论。

此后，文化消费“理性致瘾”理论认为消费者在以往文化消费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文化消费品位，并不断积累成为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外化为一定的文化消费能力来对文化消费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消费中学习”模型认为消费者的偏好、品位和文化资本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形成的，因此，在对消费者文化消费行为的考察中，需要采用动态研究与过程分析的方式。“理性致瘾”理论和“消费中学习”模型对当前的文化消费和语言消费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集中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近30年间，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化消费的含义、特点、功能、分类以及影响因素等。但是，从文献梳理来看，尽管研究者对文化消费的定义日趋达成共识，但对于文化消费所涵盖的范围、所包含的内容却仍存有较大差异。

4.语言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根据舒尔茨1962年出版的《教育经济价值》一书，语言学习是教育投资的构成部分之一，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20世纪70～80年代，语言经济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认为人们主动获取语言技能的投资有助于经济优势的形成。语言技能可以为人们带来很大的利益回报，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可以在消费与生产活动中将个人的经济福利最大化。有些研究发现，双语者或多语者能够更容易地学习其他语言和技能，甚至于一些雇主将是否学习过另一种语言作为评价求职者学习新事物能力的一个标准。国内研究者根据贝克尔·奇斯威克的最优教育模型分析语言（技能）投资的过程，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看，“纯粹的经济激励”是人们学习另一门语言的主要动机。

语言经济学研究认为，除了人力资本因素外，语言歧视也会对人们的语言学习投资产生影响，如詹姆斯·莱文森通过对南非的动态调查，发现尽管英语的收入回报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说明语言的回报会受到种族影响。如果说人力资本和语言歧视是影响语言学习投资的直接因素，那么，语言政策可以看作间接因素。并且，语言政策与语言歧视问题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语言政策与语言歧视最终是通过劳动收入（人力资本）这个杠杆对语言学习的投资发挥作用的。(www.xing528.com)

从梳理来看，虽然语言经济学者的研究没有直接关注或提及语言消费，但是他们所探讨的语言学习、语言技能投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语言教育培训产品（服务）的消费，这里的“投资”可以理解为在语言消费上所投入的资金成本。因此，语言经济学研究中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一些模型、方法可以为语言消费研究提供参考。

（二）“语言消费”研究的要素与方法

在“语言消费”研究中，需要根据语言产品（服务）的特性进行分类，在统一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语言产品（服务）的消费动因、需求、方式以及所适用的研究方法。

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对文化产品（服务）的界定为我们判断文化消费所涵盖的范围、所包含的内容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划定语言消费与文化消费的交叉部分以及语言消费中相对独立、不属于文化消费的部分：一是不包含在文化消费中的语言消费部分，语言教育培训产品（服务）是语言消费的重要内容，并且围绕语言教育培训的开展，也涉及对语言翻译、语言出版、语言测试等产品（服务）的消费。语言教育培训产品（服务）的提供主体为各类教育机构。但是，在国家统计局2012年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中，删除了“国民教育”部分，因此，与教育相关的这部分语言产品（服务）是语言消费中相对独立存在的部分。二是语言消费与文化消费的交叉部分，语言消费的对象有一部分是包含在文化消费的范围之中的，如“语言出版”隶属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2012）》中的“新闻出版发行服务部分”，“语言艺术”隶属于“文化艺术服务”部分。三是某些种类的语言产品（服务）中，部分属于文化产业的统计范畴，如“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产品与服务中，有一部分属于“文化软件”服务和电子快译通、电子记事本、电子词典等“文化用品的生产”。四是某些种类的语言产品（服务）是直接为文化产品生产提供服务的，如“语言翻译”对于“影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

对于语言消费中相对独立、不属于文化消费的部分，需要根据产品（服务）的特性来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以语言教育培训产品（服务）为例，根据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消费分层受职业分层的影响较小，但与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类型等相关性较高，特别是其中的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不仅对消费分层具有显著的恒定影响，并且日益成为普遍公认的合理社会分层体系的参照标准。因此，在“语言消费”研究中，可以结合语言经济学“人力资本”与社会学“消费分层”的研究视角，分析语言教育培训消费对个人收入、人力资本的影响，继而产生的对其他消费以及消费分层的影响；作为一个循环，消费分层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语言教育在内的语言消费需求、行为产生影响。在语言教育培训消费行为的具体分析中，可以借鉴行为经济学、行为消费理论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方法，行为经济学相比主流经济学来说，更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认为带有估测偏见的人在预测其未来偏好时，会给予当前偏好过大的权重，夸大自己未来的偏好与当前偏好的相似性；行为消费理论所建构的心理消费模型有助于分析影响甚至决定消费决策的社会心理动机，其主要采用的是内省和心理实验的方法。

对于语言消费中与文化消费有交叉，或是隶属于文化消费的部分，可以借鉴以往文化消费研究中的要素设定及研究发现。所涉及的要素包括收入、年龄、性别、家庭成员结构、教育水平、职业身份、替代品价格以及消费所投入的时间成本等。这些变量对文化消费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具体的消费行为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根据所消费产品（服务）的类型不同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教育水平和职业身份对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于表演艺术消费，教育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文化消费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也有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对以上变量在人们文化消费中所起作用按由强到弱进行了排序：收入（X=0.16）、职业（X=0.124）、婚姻状况（X=0.12）、年龄（X=0.11）、文化程度（X=0.106）、性别（X=0.09）。

综上，对于语言消费中与文化消费有交叉的部分，可以借鉴文化消费研究的分析方法；对于语言消费中相对独立、不属于文化消费的部分，需要对产品（服务）特性以及消费者的消费动因、需要等进行分析，确定其适用的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中对影响语言消费、文化消费的宏观环境、收入、社会阶层、文化资本、偏好、消费惯性等要素的研究及其具体的测量方法，结合当前语言产品（服务）消费的特性，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

（三）“语言消费”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语言消费可以根据消费主体的需求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基本语言消费，对应的是消费主体获得基本语言能力的需求；中端语言消费，对应的是获得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语言技能和相匹配的人力资本；高端语言消费，对应的是差异化消费需求，旨在强调阶层属性的小众群体。

语言消费研究也可以根据研究纵深度的开掘，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消费主体、消费对象、消费需求、消费方式、供给主体、供需状况、供给对策等；第二层次的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消费需求的形成机制、影响语言消费行为的内部与外部因素、语言消费习惯的稳定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理性致瘾”和“消费中学习”在语言消费中是否存在以及是如何作用于语言消费行为的；第三层次的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消费的现有总体规模及潜在规模、语言消费对于语言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家相关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主要计算来自“典型性语言消费”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对“伴随式语言消费”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进行推算（表1）。

表1　语言消费研究的基本框架

在语言消费研究的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是最为基础的研究，是第二层和第三层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当前阶段亟待开展的是第一层的研究，为了便于表述，这里以“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中的语言消费研究为例，对语言消费第一层的研究进行梳理（表2）。

表2　“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中所涉及的语言消费第一层研究的主要内容

注　该表系在作者已发表论文中相关表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消费研究，首先，可以从对语言消费主体的研究切入，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出现和潜在的语言需求，在分类梳理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语言消费主体，运用相应的消费理论与消费者分析方法，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动机、消费行为进行调查研究。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多、语言消费主体多、语言消费需求复杂多样，选取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辐射力的调查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可以将参与对外经贸合作的中国企业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按图索骥”“牵引”出其他的国内外语言消费主体，由点到面，通过逻辑线索清晰地描绘出国内外市场中语言消费的整体图景。

在语言消费研究的框架中，如果说第一层的语言消费研究主要是回答“是什么”，那么，第二层的语言消费研究主要是解决“为什么”，主要研究的是语言消费的“动力机制”问题；第三层的语言消费研究主要是探讨“怎么样”，即语言消费是怎样推动生产的，产生了怎样的效益，同时，第三层的研究还包含一项重要的内容，即国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回应前两个层面研究所发现的问题，探讨语言消费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并思考如何从宏观规划与政策层面解决语言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三个层面的研究既层层推进，又首尾相连，第三层直接为第一层所提出的供需问题做出宏观决策的回应，从而在柱形框架的基础上，又构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关联系统，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