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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字体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

时间:2023-07-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例如两器同属鼎彝,是用途条件相同,如果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字体即不相同;同一写者所写两件字迹,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亦便互不相同。[5]根据启功先生的分析,存在如上众多影响字体的因素。下面着重分析载体材质、社会功用以及时代发展对字体的影响。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竹木简作为文字载体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很大的缺点。至此,汉字的主要书体类型全部出现了。

影响字体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

简单来说,在下列条件下,各有不同的字体。即:①时代;②用途,如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③工具,如笔、刀等;④方法,如笔写、刀刻、范铸等;⑤书手,如写者、刻者;⑥地区。理论上讲,这些条件的不同,都可以带来字体的不同。而同在某一条件下,如加入其他条件时,字体便往往又会发生变异。例如两器同属鼎彝,是用途条件相同,如果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字体即不相同;同一写者所写两件字迹,加上其他条件的关系,亦便互不相同。其余如此类推,变化非常复杂。[5]

根据启功先生的分析,存在如上众多影响字体的因素。下面着重分析载体材质、社会功用以及时代发展对字体的影响。

(一)材质与字体

今天所能见到的历代书法遗迹无不附着于各自不同的物质载体中。如殷商时期文字主要以龟甲兽骨为载体,被称为甲骨文;西周及春秋时期文字主要以青铜器为载体,被称为金文钟鼎文战国秦汉时期文字主要以竹木简为载体,被称为简书。自东汉以后,书写用纸逐渐广泛应用,所以在此之后的文字即以纸类为主要载体,字与纸也就合二是一,不再去迭床架屋称之为“纸文”了。可见,文字体式及书法风格上的变异,往往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工具的转换存在密切关联。

殷商时期,崇拜神灵、占卜未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占卜所采用的材料多为龟甲、兽骨,经过刮削、钻凿,然后烘烤,根据裂痕来预言吉凶。后来,贞人把占卜的情况契刻在甲骨上,就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甲骨文。甲骨文是以铜刀或其他锐器为表现工具,龟甲兽骨为载体,二者都是很坚硬的物质,契刻时需要用力,因而只宜直划,兼有转折,少见圆转,呈现出化圆为方并简化字形的现象。如第一期“武丁牛胛涂朱刻辞”中“ img(旬)”“img(自)”等字,曲笔都作折角处理。在契刻过程中,笔画起止处由于契刻时锐器入甲骨的深浅略有不同,一般入刀时笔画较浅因而呈现出笔画中部略宽,两端稍尖的风貌。可见文字载体和表现工具的物理性能对汉字结体特征和笔画形态都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商周青铜器,除了一部分纯实用器物之外,多是带有记功、记事、记名、记词、颂赞等铭文的彝器。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我们称之为“金文”。金文虽因分期有别,书法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就总体而言,结体参差、凝重、谨严,笔画丰润匀称、字形圆转是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之所以金文会表现出这些特点,主要与青铜器铸造技术、工艺过程有直接关系。商周铭文与器形、纹饰同时铸成,青铜器的铸造先要经过塑泥模并雕琢纹饰及铭文,然后经过烧制、浇铸、冷却、磨砺等工序才成。用刀及其他雕刻工具在相对较软的泥胎上雕刻铭文,其笔画相对甲骨文要圆转、均匀、细腻得多,结构也更加严密、恰当。

春秋战国至秦初,文字载体仍较多金属器具和石质碑碣,如战国中山“守丘石刻”及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等仍是铸刻成字,因其工具和载体与商周无大变化,所以书体也只是篆书本身的发展成熟,最终归于小篆,出现了“会稽刻石”等。

战国至汉以来的文字除见于铸金、刻石之外,从现存出土材料来看,还开始出现在简册、缣帛上。古代文献中曾有“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6]及“先王寄理于竹帛”[7]的记载。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缣帛与简册虽然有相当长的一段并存、交叉时期,但缣帛终因价格昂贵始终没独占一个时代成为主要文字载体。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好,因而人们开始使用毛笔以朱或墨直接书写,一改先前先书后契刻、铸造而产生的效果。

从现存出土材料来看,竹木简是汉代文字的主要载体,毛笔是文字的直接表现工具。制作竹简的方法是“裁竹为筒,破以为牒”,然后再经过“杀青”即成。竹简又分篾青和篾黄,所谓“篾青”是指有青皮的一面,另一面则称“篾黄”,文字大都写于“篾黄”面。除以竹制简外,在竹子较少的地区常以白杨木、柳木、松木等色白、质软的木材制简,由此可知所取简条都是易于吸墨的材料。竹木简作为文字载体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很大的缺点。最突出的是简册体积大,分量重,携带、运输及翻阅都极为不便。由于这种载体的缺点,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开始逐渐于一条简片上尽量加大文字容载量,这在一定意义上既减轻了重量,又减少了体积,于是逐渐使字内笔画安排紧密,字间距离缩小。另外,如果简条宽则不易卷捆,所以简条一般形制较窄,如战国末期的天水放马滩日书秦简等,每枚简条宽度一般为0.6厘米左右,因而每条简一般只能写一、两行文字。基于这种情况,要缩小字距,只能压缩上下距离,进而压扁字形,求得在一定长度的简片中写尽量多的文字,从而形成后期简书较多扁方的体势特点,后来发展成为隶书独特的书体结构。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河南信阳长台关春秋晚期楚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及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等处,随同简片一起出土了毛笔,笔毫弹性较好,制作精良,这种书写工具在用料和制作技术上的进步为汉字笔画形态的塑造提供了可能。由于简书笔画间纵向间距缩小,要把字写得舒服只宜向横向发展,在用改良了的毛笔作为直接书写工具的前提下,笔画的波磔开始出现,这就是隶书“蚕头燕尾”的雏形。不仅如此,由于毛笔质量提高,竹木简也有较强的吸墨性,为书写的快捷、流畅提供了可能。在已出土的简书中有很多字出现笔画连带、省简的现象。这就是行书草书的早期形态。书写较规范、没有明显波磔的简书则是楷书的雏形。至此,汉字的主要书体类型全部出现了。上述情况表明,该时期文字载体和表现工具物理性能的较大改进,促进了书体特征和书法风格的极大变异,使该时期在汉字发展史、书法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纸张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真正进入书写实用领域,是在东汉之后。“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8]东汉蔡伦总结制作出比较方便实用的“蔡侯纸”,纸张的使用才开始进入到推广阶段[9],公元3世纪至6世纪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是造纸的发展阶段。考古研究表明,纸张开始并不是作为书写用途出现的。直到西晋时作为书写载体的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纸质文书了[10]。纸克服了竹木简在体积和重量上的缺点,消除了以往各种书写材料对文字书写活动所造成的种种障碍,从而使书写能够最大限度地顺应字形内部结构的需要,从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书写空间,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这种书写趋向,最终所形成的标准字体就是楷书。正是在汉末至魏晋这段纸应用于文字书写的早期阶段,汉字逐步完成了由隶至楷的转换,可见楷书与纸确实具有内在的关联。所以纸作为汉字的主要物质载体被一直沿用至今,而汉字书体也再没有发生大的变革。(www.xing528.com)

由以上书写材料来看,虽然载体与书写工具对字体的变革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书写介质的便利,确实适应了大量书写的需求,同时在书写实践中加快了字体的变革历程。

(二)社会功用与字体

商代的文字主要是金文和甲骨文。金文铸刻在铜器上,其功用主要是记功、记事、记名、记词、颂赞,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字体。而甲骨文相对金文而言,为了便于契刻,有很多字形上的简省,其用途为占卜吉凶。甲骨文和金文各自的字形又由于时代的早晚或用途的不同而产生差别。一般来说,早期的甲骨文比晚期的更象形;一部分主要用作族名的金文,象形程度显著地高于用于记事的一般金文;族名金文不管是见于早期铜器的,还是见于晚期铜器的,都比早期甲骨文还要象形。这种现象应该是古人对待族名的保守、尊敬态度所造成的。也说明某个汉字的社会功用对其具体形态具有相当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文字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开始扩散到民间。使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势必造成文字形体的剧烈演变。文字的简化、繁化现象严重。而且这一时期,诸侯割据,造成各国文字异形。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用文字传统的国家。进入战国时代,各国俗体文字现象严重,而秦国继承旧传统的正体文字却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后来发展成为小篆。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文字彼此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这一时期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

秦统一六国以后,规定“书同文字”。秦系文字便成为汉字发展史上上承商周古文字,下启汉魏隶楷文字的一个中间环节,维系着汉字体态演变的高度连续性[11]。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秦代保存至今的书法墨迹还有帛书和简书。这些文字基本属于篆隶文字,是民间使用的字体。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形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质朴,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属于篆隶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都比较工整。

两汉时期,汉字进入了隶楷阶段,并一直延续到现代[12]。汉代通行的字体大概有三种:①篆书。多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隶书是通行的主要字体。③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

东汉晚期,在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书。大约在汉魏之际,又在行书的基础上,加以规整定形,形成了楷书。楷书出现以后,隶书并没有很快就丧失它的地位。经过魏晋时代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楷书才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13]。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隶、楷、行几种主要字体并用、发展的现象。规整的隶书主要用于上呈的官方文书,介于隶书、楷书、行书之间的一些字体主要用于一般的官方文书,以及民间使用。这个时期,字体类型的选择,视使用场合的需要而决定。

随着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文字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文字的发展出现了趋向简单易写、笔画平直、象形程度越来越低的特点。而且针对不同场合、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字体。在较为严肃、庄重的场合,使用社会的正体字,而在普通场合,使用更加简便的俗体字。这里的正体、俗体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在秦代,隶书只能作为相对于小篆的俗体;而进入汉及魏晋时期,隶书已经成为相对于楷、行的正体文字,应用于正式的公文中。几种通用字体在一段时间内互相影响,长期共存。旧的字体不会因为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而马上消亡。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者说俗体字。从字体的用途上亦可看出一种字体在当时的地位,例如草稿、书信,与金石铭文不同。凡一种字体在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版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体在这时已被认为合法,可以“登大雅之堂”,也就是小孩已长大,不但“胜衣”,而且“加冠”,是成年人,可以与长辈“同席”了。所以秦颂功刻石不用隶字,汉至隋碑刻不用草字,汉代奏章用草书须由特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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