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冷战都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次布匿战争（Punicwars）、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温斯顿·丘吉尔所称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从萨拉热窝暗杀者的枪声开始，直到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结束。[2]冷战中冲突的不同形式不断交替，占据了20世纪的近一半时间。冷战的对抗还因以下事实而更为引人注目，即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主要的对手之间居然从未发生过直接战争。
“怎么回事?”法国福煦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常问他的部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的流逝使这一问题难以解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重大敌对经过多年后已经被裹上了一层层外壳，包括日常工作、习惯、传统、神话以及传说。最初参与塑造国家事务的人们已少有在世；其中能准确地回忆起是什么迫使他们当时那样做的人就更少。西方档案中有关冷战起源的文件相当多——尽管苏联的档案几乎完全得不到，但这些材料并不能保证使用者就能“如同其所发生的那样”重构历史。历史学家与大多数其他人一样，易于见其所想见的；他们总是不注意区分他们所认为的发生过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
要重新把握西方领导人在冷战开始时的所思所想，不仅需要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还需要有某种想象的飞跃。你必须对当时的事态有所理解。你必须使自己的想象力摆脱近期历史事态积累形成的印象，摆脱已知事态的约束。你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将当代的参照标准强加到那些无法预测当时世界的人士的头上。历史自有其判断标准，但这标准应当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经验，而非其后一个月、一年甚或十年所发生的事态。
下文便本着这一精神尝试回答一个简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的哪些行为使美国政治家们确信美国的安全再度处于危险之中，如同它在1917年和1940—1941年那样？就他们如此确信的这一事实而言，无疑警觉不太可能是假装的，因其波及面如此广泛并持续了如此长时间。但时至今日，那种警觉的原因仍一点也不清楚。要理解这种警觉，就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构。
早在1945年11月，《生活》（Life）杂志的订户们翻开杂志时会发现，里面有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华盛顿上空升起了蘑菇云，火箭如雨点般降落到其他美国城市，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启迎战，同时反击火箭也从地下发射井向敌对目标飞去，头戴防毒面具和红外线护目镜的空降部队开始入侵美国，最后，在美国的成功反击下，疲惫的技术人员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石狮子前检查放射性物质。这些石狮子是遍地瓦砾中唯一可让人辨识得出的城市象征，它们依然完好无损。这一世界末日恐怖景象是亨利·阿诺德（Henry H.Arnold）将军的一份关于陆军航空部队行动的最后战时报告，该文件看起来既像是指未来的危险，又像是指过去的胜利。[3]战争的成功结束并未带来持久安全的保证，阿诺德和《生活》的编辑们仿佛都在告诉人们：似乎美国最终在世界事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料竟发现卓越地位的代价是自身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感是理解美国人在战后如何认识其利益和潜在威胁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性的观点是，美国的安全只需将西半球与外部影响相隔绝。这种“大陆主义者”的看法来源于多个方面：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局导致的幻灭加剧了这一倾向；经济自给自足的假设，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以自我为中心、专注于经济复苏强化了这一假设；以及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在欧洲和亚洲发生新冲突的恐惧，在这些冲突中美国似乎并无任何明显的利益。[4]这一观念影响力的一个表现是，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未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在其前两个任期中，他仍被迫一直遵从这一观念。[5]
由于法国的陷落和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大陆主义”的诸多不足给美国人上了痛苦而又突然的一课。孤立主义者的那些海外事件永远不会危及美国安全利益的观点更是名誉扫地。在政府内外的舆论塑造者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共识，取代了孤立主义。这一新共识认为，美国战后的首要利益现在不仅在于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还在于保证东半球免遭单一的潜在敌对大国的控制。
当然，这一观念也不是全新的。这种对抗性战略至少从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起就已经成为英国对欧洲政策的基础。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便拓展了这一概念，指出世界性均势取决于保证欧亚“边缘地带”不受欧亚“心脏地带”的统治。[6]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发展，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都转而接受这一观点，这暗示着战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更为积极。
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舍伍德·邓恩（Frederick Sherwood Dunn）于1943年底写道：“美国安全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谁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带落入一个敌视美国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手中，所形成的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不管我们陆海军的规模有多大”。[7]邓恩在耶鲁的同事尼古拉斯·约翰·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就这一问题作了最早、最全面的论述，分别是其1942年所著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和1944年去世后不久出版的略为简短的著作《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借鉴麦金德的见解，斯派克曼指出，南北美洲事实上都是岛屿，面积为旧大陆的三分之一强，但人口却只有其十分之一。在整个历史中，美国的安全都取决于欧亚均势的维持。先前对这一均势的挑战促使英美恢复了均势合作，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时是悄悄进行的，而1917年则公开进行均势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均势受到质疑：其最后结果将决定“美国是继续作为一个在旧世界事务中有发言权的大国，还是仅成为德国和日本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8]。
斯派克曼的专业论述足以有效地驳斥“大陆主义”，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一任务留给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来完成。李普曼在1943年凭借《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U.S.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书极为出色地普及了麦金德—斯派克曼的论题。该书成为战时出版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秉持着对他自己先前主张的威尔逊主义的蔑视，李普曼现在从开国之父们的著述中，找到了对基于明确认识权势现实的战略的支持。“如同悠闲的富人认为工作是仆人的事情一样”，美国人轻易地相信“对国家安全基础、军备、战略以及外交的关切，有损于我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尊严”。事实上，“主权民族国家的外交决策者们的首要关切必须是实现最大可能的安全”。这需要将国家权力投射到国界以外：“美国的战略防御不应局限于三海里的领海界限之内，而应横跨两大洋，延伸到海洋彼岸的陆地，可从那里发动海上或空中进攻。”它也需要同盟，因为“孤立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所有困境中最糟糕的状况”。[9]
这一将外交政策建立在权力现实基础上的新决定意味着，没有必要抵制美国在战后争取成为新集体安全组织成员的活动；[10]甚至可以说，“国际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同样坚定地持有削弱孤立主义的目标，虽然他们对战后世界本质的认识有着诸多分歧。无论新的世界组织将会被证明是多么的有效，新的地缘政治主义者仍旧坚持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的持久重要性。[11]实际上，联合国的设计师们自己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该组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安理会中大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保证享有否决权。[12]
与同盟中更为直率的领导人丘吉尔和斯大林一样，罗斯福总统自己对权势因素有着至少同样敏锐的感觉。虽然他在20世纪30年代遵从了孤立主义，但从不认可旧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新世界的安全不会产生影响这一论点。早在1939年1月，他便在私下里称美国的“第一防线”需要那些眼下不受德国控制的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独立，反对日本占领那些可帮助其主宰太平洋的岛屿。[13]到1941年，罗斯福讨论了基于“四大警察”联合行动维持和平的战后安排。这“四大警察”是指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14]尽管罗斯福总统后来将“四大警察”的概念融合到威尔逊理想主义者可接受的集体安全的框架中，但他从未放弃对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的坚持。他在1945年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不能否认，权势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要素，正如我们无法否认其作为一个要素在国内政治中存在一样”[15]。
战争期间，军事策划者也逐渐转向承认全球责任。在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影响下，海军从未质疑海外基地、尤其是太平洋基地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和菲律宾的陷落大大加深了这一看法。[16]更为重要的是陆军战略家态度的转变，在两次大战期间他们曾准备否认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存在关键利益，现在转而积极关注这些地区的均势状况。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在1944年底报道指出：“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不相信，欧洲大陆若为任何一个大国单独主导，将会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们将面对一个超级强大的、令大英帝国和美国都震惊的欧洲”。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在一年前也就亚洲得出类似结论。[17]情报分析家同意这些评估，如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于1944年夏发出的一份研究所说，“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维持一种防止对英伦三岛（和美国）的重大安全的威胁继续发展的政策。这种威胁通过将欧洲大部分资源集中到一个大国手中而发展起来”[18]。
但支持全球主义而非大陆主义的战后利益观最具说服力的论点来自于空军。令陆军和海军感到愤怒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强调了新战争技术的战略意义。阿诺德将军发表的最后一份报告给《生活》杂志编辑留下深刻印象，报告尖锐地指出：“炸弹现在可投向全世界。”此外，德国V-2火箭经改进后，从欧洲或亚洲打击美国并非完全不可能。V-2火箭“理论上可运载原子弹，因为对它的有效防御被证明极度困难”。阿诺德得出的结论是，“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与同时发展的原子爆破、制导导弹以及其他现代装备一道，将削减对大规模陆军和海军的需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它也会导致永久的脆弱性，因为即使利用现有装备，敌国空军也能“毫无预警地通过所有可见的实体障碍或‘防御线’并……对我们的人口中心和工业、经济或政府中心实施毁灭性打击”[19]。
原子武器以及远程导弹和不久的将来运载导弹所需的火箭所显示出的可行性，给战后规划者带来的安全问题将超越欧亚均势关切，它涉及美国自身的物理安全。看起来美国再也无法享受在威胁形成后才进行兵力动员的安逸，现在军事力量将不得不永久维持下去，而且要能迅速投入使用。如同阿诺德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对抗原子武器的真正安全将取决于我们以绝对力量即刻采取进攻的能力。必须让潜在的侵略者明白，对美国的攻击将立即招致大规模毁灭性的空中原子武器攻击”[20]。
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防止欧亚大陆为任何潜在的敌对大国所控制的战后战略是明智的。虽然人们并没有一直对这一战略有确切的认识，但正如1917年和1941年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战略。它也并未与美国人所认为的为之而战的那些目标相冲突：归根结底，维持均势扩大了民族自决、自由贸易政策以及集体安全的机会，而这些正是《大西洋宪章》和诸多其他战时动用军事力量的文件所呼吁的。通过并行不悖地遵循威尔逊和麦金德的设计，美国人似乎能承担起与其在世界事务中新确立的卓越地位相应的责任。[21]
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在日本投降一周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在过去十年里，从地方性、最终发展为全球性的战争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支最具活力的外交力量，出现在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广阔的欧亚大陆上。”[22]没有人能对这段时间以来已被预见的结论提出争议。出于新世界的安全现在取决于旧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普遍共识，也没有人会质疑这种状况将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有趣的是，这种对战后均势的关切并未自动转化成为一种信念，即苏联最有可能对这一均势造成威胁。
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自于德国和日本，而非苏联。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自己在1943年修改了他的论题，指出了“边缘地带”统治“心脏地带”，而非“心脏地带”统治“边缘地带”的危险。[23]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效法麦金德，声称莫斯科积极参与对德战争并为对日战争提供了潜在的帮助。如同斯派克曼自己所写的那样，“心脏地带（已变得）不如边缘地带重要，正是英苏美这几个海陆强国的合作，将控制欧洲的沿岸地区，进而控制世界上最基本的大国关系”[24]。李普曼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美国的首要利益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之外进行侵略活动。“因此，我们的两个天然、永久的盟友以前曾是英国和苏联，现在也是。”[25]
这无疑正是罗斯福政府的观点。在1944年初当被问及有关苏联将统治整个欧洲的谣言时，罗斯福所作的评论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苏联已得到了相当大一块‘面包’，即便没有更多其他令人头痛的事，这也足以让他们忙上好些年了”。[26]罗斯福以战时同盟在战后将会延续下去的期望，作为他全部战略的基础。为此，他曾试图通过在台前以苏联的安全利益为重，夹带在幕后巧妙施加压力的方式，来鼓励莫斯科进行合作。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他担心与苏联的误会逐渐增多，但他从未试图与苏联进行竞争，纵然战争结束将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大举扩张其影响。相反，他希望维持均势，说服苏联相信，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是依靠合作而非单方面努力遏制潜在的威胁。[27]
尽管哈里·杜鲁门与罗斯福在个性和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杜鲁门刚入主白宫时还是延续了罗斯福的政策。作为一个比其前任更为热诚的威尔逊主义者，新总统对联合国提供的解决世界紧张局势的切实可行的机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入主白宫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断然拒绝了温斯顿·丘吉尔和一些政府顾问的提议，即不承认先前协议中的苏联在中欧和东北亚的占领区。[28]新总统在1945年5月指出：“我和丘吉尔首相之间的分歧如同我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一样多。”迟至该年秋天，杜鲁门和他的新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Byrnes）仍都指望能与斯大林建立起个人关系，以此作为克服美苏关系中已然开始出现的问题的最佳方法。[29]
国务院虽是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但依然效法于此。新近退休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国务院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国务院认为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非源于苏联野心的膨胀，而是总体的势力范围的扩大。任何此类权势政治的长期存在，都将会树立起新的国际敌对，弱化联合国，最糟糕的是，这将致使产生幻灭感的美国大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再度转向孤立主义。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很可能和苏联一样危险。国务院在1945年7月警告说：伦敦引诱华盛顿支持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安排的任何企图，都“代表着十足的权力政治，随之带来所有不利事态……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消除那些让各国认为这样的势力范围对其安全是必要的原因（causes），而非帮助一国增强力量来反对另一国”[30]。
军事策划者们也更多地将美国视作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调解人，而非两者中任一者的永久盟友。[31]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 of Staff）在1944年春曾指出，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英国：的确，权力转移可比得上“罗马陷落所引起的影响，比那之后1500年里所发生的任何其他变革的影响都大”[32]。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未就此认为美国自身应当介入以恢复平衡。尽管情报部门承认苏联有称霸的可能性，但其所作的情报评估却淡化苏联敌对的可能性：苏联影响的扩张可能更多出于防御而非进攻的原因，不管这一结论对接受情报的人们来说多么困难。而且，在欧洲公开尝试组建抗衡力量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式预言的效果，强化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并长久保持其单边主义倾向。[33]因为公众舆论可能坚持，战争结束后无论如何美国军队都要从欧洲撤回，看来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方法可指望用它来就地对抗苏联，哪怕这将会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情。[34]
莫斯科似乎也并没有潜力直接威胁美国。对新战争技术的关切让美军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产生了矛盾，因为苏联拥有的新战争技术如此之少：他们的海军只比一支岸防部队强一点；他们的空军不具备远程轰炸的能力；他们也似乎看不到发展原子弹的希望。[35]“我们今天的盟友可能明天会团结起来反对我们”，一份空军的研究报告在1944年曾谨慎地认为，“一个欧亚国家要成长为一个侵略性的大国”可能需要20年到100年。[36]迟至1945年7月，对技术脆弱性问题最敏感的阿诺德将军之所以拒绝视苏联为严重的威胁，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很落后。[37]五角大楼的领导者们假定，下一场战争将更像上一场战争，其危险更可能来自于复苏的德国或日本，而非来自于一个防御性的、技术落后的苏联。[38]
的确，军队领导人高度重视获得和无限期地租借海外基地的问题。但有理由认为，对这些战后基地的需求更多是由一种总体的脆弱感所决定的（可能也有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和平时期的国防力量作辩护的需要），而非任何视苏联为当前威胁的特殊观念所决定的。[39]这些基地的选择表明美国对保卫东西海岸，以及维持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等问题的关切；而对于往返苏联北方的最短空中路线，和拥有潜在优势的欧洲和近东基地等则没有明显的兴趣。直到1945年夏，把苏联作为潜在敌人的考虑才开始影响美国对基地的实际选择。但即使在那之后，军种间的分歧，对战后紧缩预算的预期，以及基地权利谈判的推迟等都严重延缓了获得基地的进程。[40]
但导致外交和军事领导人未能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均势转变的全面含义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仍在继续，苏联仍是盟国，与苏联的合作对于保证对德、日的胜利仍然是必须的。共同的敌人成了促使“大同盟”团结起来的黏合剂，直到敌人被击败为止，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对彼此间关系的想法都赞同合作而非竞争。太过直接地考虑战后可能的敌对，将对当时仍在进行的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景造成损害；还没有人准备让长期的地缘政治现实压倒眼前获胜的需要。
战时之所以对苏联在战后世界将要占据的有利地位缺乏关注，取决于这样的假设，即苏联将继续与美国和英国盟友协调行动。只要大同盟保持完好，西方的政治家们便能相互保证，莫斯科作为主导性的欧亚大国不会带来威胁。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即斯大林决心确保其战后利益，而不考虑战时伙伴们的相应利益。正是这些单边主义的表现第一次在西方敲响了有关苏联意图的警钟；由此产生的不安转而引发了更深远的焦虑。
国务卿赫尔在1944年初警告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大使说：“我正日益关切……苏联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接连采取的行动。”对这一份由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所草拟的电报中，赫尔继续评述道，无论莫斯科在东欧的安全利益具有怎样的合法性——“如你所知，我们曾小心地避免，并将继续避免与苏联政府在这样的问题上发生任何争执”——但保证那些利益的单边行动“会对整个国际协作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美国人民不愿参与任何战后世界组织的规划，因为这样的组织将被视作“别的大国基于超级武力在国际领域实施单边行动的掩饰”，“最重要的是，同苏联磋商与合作的原则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下去，但苏联政府也必须推出一些与世界公众舆论相关的合作措施”。[41]
这份文件如同其他文件一样，也反映出美国政治家们开始对苏联的战后意图表示担心。美国既未挑战莫斯科决心继续保留由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签署的条约所确立的边界，也未质疑苏联在东欧保留战后势力范围的权利。它还准备在东亚作出类似的让步，以换取苏联最终参加对日作战。但是，由于罗斯福政府宣称美国参战的理由是为了保卫民族自决，它向国民承诺要把参与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作为执行该原则的手段，这就需要苏联在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时采取审慎和自制的措施。单边行动看起来可能危及均势，这不是因为允许苏联统治超出其边界的地区而造成的——苏联的统治是经同意的，而是因为这将削弱美国在战后世界采取对抗性行动的能力。这将首先引发公众的幻灭感，继而导致孤立主义的复苏。总统及其顾问们为了克服孤立主义，曾作了相当长期、相当艰难的斗争。[42]
可以委婉地说，苏联人对这些关切毫不敏感。当苏联军队在1944年挥师东欧后，立即开始打击潜在的反对力量，不只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先前敌对的国家展开，最显著的是在波兰，波兰毕竟曾一直是其盟国。该年夏末，红军在允许德国人大批杀害华沙的反共抵抗分子中表现出来的冷漠，令西方政治家们感到震惊；其间，英国和美国在巴尔干的联军控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s）代表也发现自己在制定当地的占领政策时无法发挥重要影响。[43]莫斯科认为西方的自制是虚弱的表现。哈里曼在同年9月的报告中指出：“除非我们对当前的政策提出异议，否则，种种迹象表明，在但凡涉及其利益的地方，苏联都会成为一个世界恶霸……任何一种书面协议会没有价值，除非这种协议的执行过程能够本着一种平等交换的精神并承认他国人民的利益。”[44]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做出了勇敢的努力，使斯大林注意到在东欧遵守礼节的必要性，但这几乎立即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苏联领导人将达成举行自由选举的协议，解释为可事实上对波兰和罗马尼亚实施更严控制的通行证。罗斯福在逝世前三周抱怨说：“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与斯大林做交易。他违背了他在雅尔塔所做的全部承诺。”[45]尽管有这些困难，但罗斯福并未准备放弃与苏联进行战后合作的一切可能性。但苏联的单边主义似乎使他相信，到他逝世之时，为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做的努力并未奏效；未来的对苏政策将不得不严格基于交换的原则。[46]
哈里·S.杜鲁门对此极为赞同。尽管新总统对外交事务并无直接经验，但他异常坚定地相信守信的重要性。他曾写道：“当我说我要做什么事时，我就会去做”，“或者（我）会发自内心地努力去做”。他不相信离婚，因为“你签署了契约，你就应遵守它”，这是他的性格使然。[47]他认为雅尔塔有关东欧自由选举的协定事实上是契约，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令人敬畏而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展示其坚定性，杜鲁门决心——可能比罗斯福做得更为直截了当——让苏联遵守其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样的决心，导致了新总统在上任后不到两周便严厉地驳斥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杜鲁门说：“你们若执行协议，就不会遭此责备。”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抱怨苏联没有遵守协议。他对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他们“像贫民窟中那些没有礼数的人一样”[48]。
与斯大林在波茨坦的私人会晤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鲁门的态度。斯大林唤起了他对堪萨斯市政客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的回忆，这是一个向来说话算数、可与之打交道的人。[49]“我能同斯大林交往，”杜鲁门在波茨坦的日记中写道，“他诚实，但像恶魔一样聪明。”杜鲁门为斯大林健康状况欠佳的谣言所困扰，他担心“如果乔（指斯大林）突然死亡”会发生什么，因为斯大林的可能继任者缺乏真诚。[50]之后的好几年里，杜鲁门的头脑中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与苏联的龃龉反映出苏联的内部政治问题——最常见的解释是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局的干涉，而非这位苏联领导人本人想要违背诺言。[51]
但协议要想真正奏效就必须得到执行，随着和平重现，苏联采取单边主义的事例开始增多。虽然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相当自由的选举，但仅限于这两个国家而已：莫斯科对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与从前一样严格。[52]苏联与法国一道反对在德国的苏占区和法占区实行中央经济管理；它们还武断地将德国东部领土的相当一部分划给了波兰。[53]美国统一另一个分裂国家——朝鲜的努力也失败了，因为苏联只想把它变为自己的卫星国。[54]苏联拒绝参加美国决策者认为的对战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在1945年行将结束之时，斯大林表现出强硬态势，试图利用苏联军队在伊朗北部的存在而在那里开辟另一片势力范围。[56]杜鲁门在1945年12月对他的顾问们说，他正“努力找寻达成谅解的基础，以便增强他对与苏联达成的协议能被遵守的信心”。他在处理与英国、德国和中国（尽管没有法国）的关系时有这样的信心，“但就实践契约而言，尚无证据表明苏联人是否可能改变其习惯而履行和约”[57]。
总统最初倾向于把这些困难简单地当作是沟通失败造成的；[58]根据这一解释，他授权国务卿伯恩斯再作一次努力，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以求能解决这些困难。但到那时，美国公众和国会对苏联的单边主义已经相当不耐烦了。杜鲁门对这些压力很敏感，又为伯恩斯在不咨询他的情况下便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而深为恼火，他在1946年初宣称要停止“纵容”苏联。总统后来声称，这是冲他自己说的，并非直接针对伯恩斯。他说：“除非让俄国人面对铁拳和强硬措词，否则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只懂一种语言——‘你拥有多少个师？’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再作任何妥协。”[59]
事实上，当苏联未能遵守已达成的从伊朗撤军的最后期限时，妥协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莫斯科公开对抗，并迫使苏联撤了军。[60]杜鲁门得出了恰当的结论，他在1946年3月23日与新任命的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会晤后在任命书上这样写道：“让他告诉斯大林，我曾把他当作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但驻伊朗军队在3月2日后仍停留在那里，推翻了我的这一理念。”[61]到6月时，他给赛珍珠（Pearl Buck）的信写道：“美国对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既没有不友好行动，也没有表现出不友好的姿态……但苏联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友好姿态的呢？”[62]次月，在《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发表了一系列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后，杜鲁门点名邀请他到白宫。[63]同一天他对顾问说，他“对我们被摆布感到厌烦”，“他们从这里骗取我们一点，从那里骗取我们一点”，“现在是对苏联表明立场的时候了”。[64]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总统授权在政府内部第一次对苏美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他的特别顾问克拉克·M.克利福德（Clark M．Clifford）指导此次研究的编写，并咨询了国务院、战争部、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中央情报局主任。该报告承认，两国间的协议有时易受不同解释的影响。但该报告认为，莫斯科方面有着一种不变的行为模式，那就是要么以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方式单方面地执行这些协议，要么鼓励其卫星国这样做。该报告强调，“首要责任在哪是毫无疑问的”。
该报告暗含的意思只能是：苏联无意与西方合作维持现有均势；它试图尽可能地扩张其影响，而不顾先前盟国的安全需求；在适当的时候，苏联将准备冒战争风险实现那一目标。因此，美国政策不能再基于共同利益的假设；今后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不得不转向积累足够的军队，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与此同时，一旦克里姆林宫最终改变心意，要随时准备利用可能的机会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该报告总结道：“我们希望，当他们认识到我们是强大而无法战胜的，是坚决抵抗而不会被吓阻的时候，他们最终将改变主意并与我们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案。”[65]
杜鲁门总统罢免了公开倡导对苏联采取更多和解政策的亨利·华莱士。在1946年9月24日，也就是在他解除亨利·华莱士的内阁成员职务之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收到了克利福德的报告。杜鲁门无疑是同意报告的总体结论的：在他解除华莱士职务的前两天，他在日记中抱怨道：
赤色分子、假内行以及……喜好空谈的激进分子们，认为苏联有450万军队是对的，苏联对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东北的掠夺也是对的……而认为我们在中国帮助为我方而战的朋友们却是糟透了。苏联掠夺了这帮朋友们的工厂，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苏联为获得石油而占领了波斯湾，也被看成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情。[66]
但杜鲁门没有选择用克利福德报告来为增加军事预算做辩护，他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相反，他命令将所有报告都锁到白宫保险柜里，这些报告此后就一直被束之高阁了。[67]在解除华莱士职务的第二天，他写信给前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他说：“对苏联局势信口乱说的现象很多。我们并没有想为难他们，而他们是难对付的谈判者，往往可能只想得到一英亩地但却张口要整个地球。”[68]
总统对克利福德报告中所列举的苏联单边主义表现的谨慎反应，虽反映了一种避免采取轻率和不明智行动的决心，但美苏共同利益的假设无疑已不复存在了。苏联一再漠视其前盟友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情感，到现在为止，这种做法事实上已耗尽了美国人在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对苏联的善意。几个月以来，美国领导人倾向于对克里姆林宫有所怀疑但仍做出较为宽容的决定：他们假定与莫斯科的龃龉是由误解而非利益的根本冲突所导致的，尽管相反的证据在不断增多。但这种仁慈不可能无期限地延续下去，如同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鹰停落在栖木上，它是一只有着可怕喙爪的强壮大鸟……葛罗米柯先生被派来每天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去戳它，戳它的喙，戳它的翅膀，戳它尾巴上的羽毛。鹰一直都保持着安静，但就此认为鹰的内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69]。
事实上，鹰的内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以某种方法来弄清莫斯科令人困惑的行为动机。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便存在着潜在却持久的对苏联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追溯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甚至更早。这些怀疑来自于这一事实，即苏联兼具了在美国人看来尤为讨厌的两大特征：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好战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兼具了这两个特征。只要轴心国的直接威胁还在，美国人便愿意忽略这些缺点，甚至期望有一天它们会自动消失。[70]但在1945年以后，由于没有共同敌人以促成团结，同时又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联人旨在推进其自身利益，而非与先前盟国通过协调来巩固战后利益，所以对莫斯科的意图作最坏假设的禀性便再度显现了。
美国人并非一直认为不可能与威权政府合作：美俄关系本身在早期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友好的，尽管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但到19世纪末，出现了诸多情况：俄国内部的压迫日益增多，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更为敏感，华盛顿与圣彼得堡在东亚势力范围问题上的愈发敌对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在美国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即对内专制与对外侵略存在着某种联系。[71]相似的问题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德意志帝国关系的恶化而存在；可以肯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力地强化了这一观念：伍德罗·威尔逊通过强调专制与侵略之间的联系为此作了证明。[72]不卷入欧洲事态的决心使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不太担心这些问题。的确，30年代的经济萧条甚至导致某些圈子的人不得不对独裁表现出尊重。[73]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和日本作战的经历再度引起了人们对独裁统治的极端厌恶。就战后世界的极权主义政权而言，甚至连同极权主义的前盟友在内，无需列举很多侵略证据就能使美国人相信国内专制与国际扩张之间的联系仍然成立。[74]
海军少将埃勒里·W.斯通（Ellery W.Stone）在1946年7月对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说：“如果我们与德国战斗是因为我们相信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与民主国家无法在同一世界上共存，那么必然导致的是，我们在苏联面前不能无所事事。”[75]苏联是一个极权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会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即苏联的外交政策重点与民主国家是相容的吗？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优先次序已经被详细而庄严地载入了用于解决国际争端的联合国章程之中。美国人认为，极权国家依赖于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保证其利益，几乎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国家能分享华盛顿所期许的最终实现国家间关系的法治理想。出版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指出：“潜在的威胁并非共产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只有那些拥有《权利法案》的民族才不会成为其他民族的潜在敌人。”[76]
对杜鲁门来说，这一点是根本性的。1946年11月他私下里写道：“的确，莫洛托夫先生代表的政府与沙皇所代表的政府甚至希特勒所代表的政府——没有差别。”[77]在1947年5月，他再一次非正式地写道：“极权国家间没有任何差别……它们都是完全一样的……警察国家就是警察国家；我并不关心你怎么称呼它。”[78]在1947年的公开演说中，杜鲁门事实上对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发表了连续的评论：“在权力分散的地方，自由得以繁盛。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自由便凋萎了。”不仅如此，权力的过度集中产生了使用权力的诱惑。“人民在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声音越大，侵略的威胁就越小。当所有政府的政治权力都是基于被统治人民的同意时，就会有持久和平。”正义的要求与秩序的要求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等同于实现了世界和平。”[79]
于是，杜鲁门在其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演说中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绝非偶然。这两种生活方式中，一种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另一种则基于“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意志”，[80]而这正是他所指的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通过区分，他含蓄地将自己提出的美国实施拯救欧洲均势行动的理由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的主张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的主张联系起来：每个案例的假设都是认为专制与民主制度之间最终水火不容。对杜鲁门而言，这种专制是否采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的。没有哪种政权——甚至是极权主义——比苏联长期自称的试图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的意图更能激起人们对苏联行为的怀疑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可追溯至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放弃了协约国的共同事业；随后很快又发生了恐怖、没收和处决；战后红色恐怖的出现，暗示着就连美国也不可能免遭革命的侵蚀。苏联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是华盛顿直到1933年前一直拒绝承认该国的主要理由；而在此之后，莫斯科自称是世界革命的先锋，这再度恶化了它与华盛顿的关系。[81]斯大林在1943年含蓄地承认了意识形态对他处理与西方关系的破坏性作用，当时他正热盼英美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因而他解散了第三国际，那是列宁设计用来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82]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一旦莫斯科的敌人被击败之后，这样的自制能否继续下去。如同国务院1944年的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有必要牢记苏联的信念，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因共同利益而来的暂时性联合都是一种出于特殊目的的权宜之计，在根本利益、文明或传统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深层次的密切联系”。[83]
福里斯特尔在1945年夏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在与之打交道时把苏联仅当作一个国家实体的话，那么与她进行合作并不困难”，“真正的问题是，苏联的政策是否在呼吁继续推进第三国际的目标，即世界革命以及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世界”。[84]克里姆林宫仍怀有这一野心的证据来自两个方面：苏联利用在东欧的共产党作为其在那里创建势力范围的工具；共产党在西欧、东地中海以及中国等地不断取得胜利。现在回顾这些现象，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们是否彼此相关：苏联之外的共产党广受欢迎主要源于他们作为抵抗组织的斗士有效地抗击了轴心国；在东欧，共产党认为自己之所以取得卓越地位，主要在于莫斯科需依靠他们来强化控制。[85]同样不清楚的是，苏联使用外国共产党促进其利益，是否一定能证明其政策的意识形态动机。[86]
但这些微妙的观点很难让人牢记在心，因为战争的结束导致所有共产党进取心的增强以及反美言辞的增多，苏联自身尤为突出。[87]考虑到莫斯科单边扩张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以及纳粹德国在战前如何利用“第五纵队”的记录，因而有人显露出对苏联意识形态层面挑战的忧虑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于1946年8月的报告指出：“人们要查明苏联在每个行动背后的意图或手腕——这些举动似乎都威胁到美国及其友国，或使它们尴尬，这些举动也似乎要把世界上各地的事件联系起来，此种趋势日益明显。”[88]《新闻周刊》编辑更为直接地写道：“美国的官员们用最好的方式对恐惧作出了判断，他们证实苏联政府已下定决心，共产主义要生存，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89]
对苏联行为的“极权主义”解释和“意识形态”解释有着共同的假设，即美国正面对的是一个内部驱动过程，它对来自外部的克制或善意的表示没有反应。对于莫斯科的单边主义还存在战时流行的第三种解释，即认为它源于一种可理解的对安全的专注，西方通过耐心努力地赢得苏联的信任，这样可以使之得到缓解。罗斯福总统自己便将这一理论作为对苏联政策的基础，这一理论在杜鲁门政府运作的最初几个月里仍在发挥作用，尽管来自苏联的挑战日益增多。[90]但理论要支撑下去需得到证实：回想起来，不管苏联行为的“不安全”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当时让大多数观察家感到震惊的是，斯大林政权全然无视西方在战时以及战争结束后作出的克制和善意的姿态。[91]莫斯科显然未对这些举动作出回应，使苏联行为基于“不安全”原因的解释难以为继，这正如亨利·华莱士在1946年春夏期间尝试在政府内部重新鼓吹这一理论时所发现的那样。[92]“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模式显然成了替代解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推翻苏联单边主义的“不安全”解释的人中，最有影响的那位却提供了这一解释的许多基本假设。乔治·F.凯南从未试图严格地用极权主义或意识形态术语来对苏联的行为加以解释。作为一名研究俄国历史与文化的敏锐学者，他充分意识到自信的缺乏困扰着斯大林政府，以及单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93]但他仍断然否认华莱士及其他人的观点，即这些态度是可以从外部加以改变的。正是为了让华盛顿官方认识到这一点，凯南于1946年2月写下了“长电报”。这是到目前为止对战后苏联行为唯一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也有力地强化了美国内部日渐发展的解释莫斯科行为的新趋势。
“长电报”的确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提供了一种在应对苏联时将极权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忧虑结合起来的方式。它将苏联描绘为一个专制传统早已与意识形态强制相融合的国家，因而它认为外部世界是敌对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或其西方盟友的所有行动都不可能缓解斯大林的猜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注意自己的防务——以及自身社会的力量和自信，并等待苏联体系内部的变革力量发挥作用。[94]
如果在面对一个并不理解的现象时，能找到一种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你就会有明显的心理满足感。[95]不管作者的实际动机是什么[96]，“长电报”1946年在政府内部发挥了这一功能。第二年，凯南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以化名“X”发表的文章，以类似的分析而拥有了更多追随者。[97]苏联行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为苏联人为何没有与其先前盟友合作建成持久和平，提供了一个明晰、可信以及在许多方面令人满意的解释：它使美国免于承担战时合作破裂的责任；它使未来任何紧张关系的缓解都取决于莫斯科而非华盛顿心理的改变。美国人并不欢迎冷战的开始，但他们所提出的冷战发生的理由，至少可让他们在参与到即将到来的竞争时内心无愧。
苏联作为一个潜在对手的出现，缩小了与华盛顿对战后世界设想的明显差距。与历史经验和技术变革相关的总体脆弱感，导致美国官员将维持全球均势视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甚至在对均势的挑战尚未显现时就已产生了这一观念。这一缺乏明显的威胁、仅有想象中的脆弱感的境地，导致美国未能按人们所预期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把苏联视为敌人，并以此部署军队和建立基地。[98]但是，苏联的单边主义，加上凯南总结出的单边主义所导致的苏联行为根源的结论，到1947年已制造出一种可信的威胁来源，从而导致美国战略变得更加清晰和更有目的性。
美国战略的核心是保卫西欧，这是一项基本的优先政策，以至于它更多视其为想当然之事，而无明确阐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春指出：“（它）不是人们现在所考虑的问题，而是在过去的实际战争中已被证明为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行动有些迟延，但却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美国来说，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99]但美国决策者却很少思考应该用何种手段来确保那一地区免遭苏联扩张的危害。美国人的另一项完全没有公开的臆断是，英国将提供必要的抵抗，而美国自己则考虑其他事务。[100]在整个1946年它都是这么做的，它集中抵制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施加的压力，巩固美国在日本和朝鲜南部的地位，调解中国内战，并试图解决在德国的外交僵局。
英国于1947年2月决定取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这迫使美国重新考虑政策的优先次序，倒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本身至关重要，而是因为伦敦的行为方式使整个西欧更加无法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那一冲突的一个主要后果，用麦金德的术语来说，是使包围苏联“核心地带”的“边缘地带”国家严重衰弱，只剩下了“世界岛”，也即事实上只有美国作为对抗性的制衡力量。直到1947年，华盛顿的官员们才认识到该事件的全部含义，并开始采取补救行动。
尽管在1946年的克利福德报告中提及战争的可能性，但这些官员从未认真思考过苏联在欧洲的军事进攻。不管是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情报部门对莫斯科意图的评估，都低估了苏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冒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可能性。[101]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苏联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它仍相对落后的海空军力量。但这些评估也暗示，苏联要实现其目标并不需要使用武力，因为它可以轻易地从心理上胁迫那些被战争削弱的邻国。1947年4月初，战争部总参谋长乔治·A.林肯（George A.Lincoln）将军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如果世界各国对我们丧失了信心,那么它们就可能会不受任何压力地越过铁幕，除非给它们施加颠覆性压力。”[102]
美国决策者认为，经济健康、心理自信和国防力量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如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47年4月的报告所指出的：“经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变，这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安全。”苏联通过“暗中破坏”（boring from within）或以超强的外部武力威胁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何种情况的后果都是严酷的。[103]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认为，“没有来自美国更多的迅速和实质性的援助，欧洲将全面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104]。
苏联支配下的欧洲将带来明显的军事危险，即便这并非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的。受战时麦金德—斯派克曼理论的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西半球占全球陆地面积的40%，但却只有25%的人口。“就人力而言，旧世界（Old World）(1)潜在的军事力量……及从事战争的能力都远远胜过美洲地区的防务能力，而在该地区只有美国是个军事大国（arsenal nation）”。因此很明显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得到一些‘旧世界’国家的支持，否则在与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抗中，我们将全面落入下风”。西欧尤其重要，不只是因为西欧有着“几乎所有可能与美国团结在一起的潜在大国”，而且还因为如果没有进入大西洋东海岸的通道，“那么我们几乎必将失去最短的、最直接的攻击敌人的途径”。[105]
欧洲崩溃的经济后果相比之下不是那么清楚，但杜鲁门政府发现可公开声明欧洲崩溃对美国国内经济，比如出口，带来的几近灾难性的影响。[106]但回头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经济事实上是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出口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1945—1950年期间并未超过6.5%，这一数字低于大萧条以前的正常情况，当时的政府还坚决反对为欧洲重建提供任何官方援助。美国在战后初年在西欧的投资事实上不及西欧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极为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官员强调危机的经济影响并非因为这一影响远超过其他方面，而是因为华盛顿选择了以经济援助作为应对危机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107]将美国前所未有的对外援助当作是保证美国繁荣的计划向民众推销，要比将其当作恢复均势的战略更为容易。
或许美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苏联扩大在欧洲影响力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虽然“多米诺骨牌理论”十年后才真正流行开来，令政府官员们深感担忧的是，如果认为世界事务朝向有利于苏联一方发展的观念得以普及将可能导致“搭车”效应。[108]尽管美国自己有实行孤立主义的历史并相对自给自足，但对一旦美国陷入在世界上没有朋友的境地时将会发生什么，它有一种很切实的恐惧。一方面，这一恐惧来源于美国例外论的传统：美国一贯视自身远离世界其余部分，同时又是世界其余部分的榜样；当看到它自己的榜样作用不再有意义时，它几乎难以保持镇定。[109]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余的人相比美国人没有独特的特征，正是这一点成了问题：人们会说，为在欧洲的成功所鼓舞，极权主义本能会不会也在美国身上出现？乔治·凯南1947年春在国家战争学院提醒学生们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藏有一些极权主义的思想。只是令人愉快的自信和安全使这个邪恶之神被压制了……如果自信和安全消失的话，不要以为它（极权主义）不会伺机取而代之。”[110]
遏制战略将美国在维持全球均势过程中获得的新利益，与莫斯科对世界上最关键地区——欧洲的平衡带来的挑战结合起来。它试图首先利用经济而非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一危险；其目标与其说是创造一个美国霸权，不如说是重新创建一个独立的能够相互制衡并能制衡苏联权势的中心。[111]这里并非要评估那一战略的成功或追溯其随后的变化和具体表现：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已有了相当多的讨论。[112]我只想说，如果没有战争带来的脆弱感，没有苏联在不经意间却极为成功地为此提供令人担忧的事实，那么这一战略原本不会发展出来。
苏联历史学家多年来极为一致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苏联造成的“威胁”反应过度强烈。[11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许多研究冷战初期历史的美国学者都同意那一结论，但并不赞同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114]在一篇有趣的颠覆凯南有关苏联行为理论的文章中，所作的叙述将华盛顿官员描绘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捏造了敌对苏联的神话，目的在于证明美国为国内动机驱动的对国际霸权的追求是正当的。这一论述的难点在于它不可能得到证实，由于无法获取苏联的材料，所以就精确性而言你便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当你只能肯定一方的意图时，你确实无法评估责任在谁。时间的流逝并未使我们更接近那一问题的解决，反而见证了几种新的历史学解释的出现，它们似乎对美国“反应过度”的主题表示了怀疑。
这些新解释中有一种对斯大林政策的反思，是由新一代学者所做的。他们不仅对手头非常有限的苏联和东欧的材料运用娴熟，而且对大量新近解密的美国和英国的档案也同样运用娴熟。这一研究的成果没有肯定冷战早期流行的对斯大林行动的“极权主义”或“意识形态”解释，而是认为斯大林遵循一种“帝国”扩张模式：一种为不安全感所驱动的、却肯定是审慎的行为模式，但也是一种难以界定安全限度，最终寻求在不会遭遇抵抗的地方填补力量真空的模式。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将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所称的“一群闷闷不乐的依附国”整合到苏联势力范围内，这更加重了莫斯科的紧张而非缓解其紧张；另一方面，使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感到警觉并最终疏远，这些国家认为斯大林在全面界定其安全需求上的无能，可能会破坏这些国家自身的安全。[115]
情况极可能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曾论述的那样，西方在斯大林放弃与其合作的可能性之前便放弃了与斯大林合作的可能性。但陶布曼指出，任何这样的合作都将会是依据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出的条件和设定的目标进行的：它可能设计用来“培育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不管是直接的（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是间接的（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扩张苏联在西欧、近东和亚洲的影响；扩大苏联在下一次西方经济危机冲击中的获益；并用于在实现所有这些目的的同时得到至少6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116]。西方政治家们因未分享这一对战后世界的特殊愿景而可能得以谅解。
在新的历史编纂中，他们也不应因诉诸遏制战略而遭受谴责。的确，马斯特尼走得更远，他的建议是西方对冷战的到来所负的责任更多在于其反应被动且拖拉，而非其进攻性：“任何西方国家限制（斯大林的）政策都应遵循更为强硬、而非更为温和的路线。如果这些政策制定得更早些而非更晚，那么它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117]遏制无疑强化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但不能说是它创造了这种怀疑。根据这种新的解释路线，即使没有遏制，西方政治家们当时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也将会变成现实。
历史学家也开始研究第三方在冷战初期的卷入，从而提供了关于谁把谁视为威胁的新视角。到目前为止，从中出现的问题是苏联周边各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华盛顿一道关注苏联的意图，并确实欢迎美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干预其事务。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在战后世界中，美国势力的扩大事实上要比苏联更快，但他认为，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美国行使权力是为了抗衡苏联的影响。[118]布鲁斯·库尼霍尔姆（Bruce Kuniholm）也证明在近东出现了类似的情形：1946年，伊朗政府要求美国更多而不是更少地介入其内部事务，其理由如同美国大使所指出的，“他们所能想出的抗衡某一势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邀请另外一个势力”[119]。但最为明显的案例是，如同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罗伯特·哈撒韦（Robert Hathaway）所证明的，英国的政策几乎是通过阴谋使美国更积极地卷入世界事务。[120]
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1946年初写道：“如果一个世界共同体无法包括作为建设性成员的苏联在内，那么似乎明显的是，和平与稳定的下一个最大希望在于，包括北美在内的世界其余国家应当团结起来，护卫我们所能实现的任何程度的稳定。”[121]你有可能发现，这是对在丘吉尔和艾德礼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冷战初期政策的最好总结。英国人比他们的盟友美国人更早得出与苏联合作将不再可能的结论；在整个1946年和1947年初他们无疑欢迎、有时还试图补充杜鲁门政府日益释放出的认可这一观点的更多迹象。[122]英国人对苏联单边主义原因的分析与美国人的大致相同；[123]他们也不愿批评华盛顿提出的应对战略，除了在某些言辞过激的地方退缩之外。的确，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伦敦的态度是，美国人做的还不够：正是这一信念导致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1947年提议，美国与西欧缔结一个正式、永久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124]
当然，在邀请美国将其影响扩展到它们的世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及其在西欧和近东的伙伴的自利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若是没有要求美国军事存在的愿望，这些“第三方”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就可能远没有那么危言耸听了。但这样说会遗漏了一点，因为如果并不存在可信的苏联威胁，这些国家就不会首先寻求美国权势的扩张。这一点是真实的。英国外交部在1948年初得出结论认为，
这确实成为保卫西方文明的一件大事。苏联政府在当前状态下不仅没有准备与非共产党政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且还积极准备将其势力扩展至欧洲大陆的其余部分，并随后扩展至中东，无疑也将扩展到远东……控制欧亚大陆并最终控制整个世界岛便是（苏联）政治局的意图所在——事情就是如此……苏联将赢得使巨大的共产主义机器得以运转的政治和战略优势，而这要么导致一个世界性独裁的建立，要么（更为可能地）导致全球大部分组织良好的社会崩溃。[125]
这份最高机密的外交部文件只在英国政府最高层官员中流传，并在近三十年后才解密。非常重要的是，与所有当时美国主要官员的私下或公开讲话记录相比，它对苏联威胁所作的评估性质更为全面、用语更具启示性。从麦金德到斯宾格勒的发展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容易。
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透过更近事态的棱镜去看更远的过去。美国在随后的冷战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对想象的苏联和/或“共产主义”扩张威胁反应过度，这一事实无可争辩。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不到一个同样重大的事实，即在战后的头几年里，苏联的行为不只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而且也引起了其余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警觉。但至于警觉的理由有多充分或它多么准确地反映了塑造苏联政策的现实，则是可以质疑的问题。但要否认这种警觉本身的真实性，或否认不止美国存有这一警觉，则是透过棱镜所看到的不必要的歪曲。毕竟，恐惧可以是真实的，哪怕是非理性的。如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说过的那样，连妄想狂都可能有真实的敌人。[126]
[1] 本章原本是为1984年9月7—8日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纪念哈里·杜鲁门一百周年诞辰讨论会所准备的。它将发表在该讨论会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中，但略有不同。我非常感谢阿朗佐·汉比（Alonzo Hamby）、迈克尔·霍根（Michael Hogan）、迈克尔·莱西（Michael Lacey）以及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对本文所做的非常有帮助的评论。
[2] Winston S.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 Bantam Edition（Boston:1948），p.vii.
[3] “The 36-Hour War,”Life, XIX（November 19，1945），27—35.关于阿诺德在1945年11月12日的报告全文，参见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General of the Army H.H.Arnold，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Philadelphia: 1947），pp.419—470，especially pp.452—570。
[4] 对于“大陆主义”最简洁的定义，参见Mark A.Stoler,“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General Stanley D.Embick，the 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and the Military View of American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I（Summer，1982），304。也可参见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Ithaca:1966），pp.100—101;和Wayne S.Cole，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1932—1945（Lincoln: 1983），pp.6—7。但关于这一军事计划的影响参见Fred Greene，“The Military View of National Policy，1904—194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I（January，1961），354—377;和Michael S.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 1941—1945（New Haven: 1977），pp.27—31。
[5] Ibid.，pp.8—12，113，243; 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New York:1979），pp.12，68，106，152，227.
[6] Sir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XXIII（April，1904）， 421—444.也可参见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New York:1919）。
[7] Frederick Sherwood Dunn，“An Introductory Statement,” in Nicholas John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dited by Helen R.Nicholl（New York: 1944），p.x.
[8] Nicholas John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42），p.195.也可参见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p.33。代表这一论点的其他著作包括William T.R．Fox，The Super-Powers: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Soviet Union—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New York: 1944）,和Robert Strausz-Hupé，The Balance of Tomorrow: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1945）。
[9] 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Boston: 1943），especially pp.49，94，105.对于这本书的观点的起源和好评可参见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 1980），pp.404—408。
[10] 对这一进展最好的论述参见Robert A.Divine，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 1967）。
[11] 例如参见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p.60;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 pp.165—168。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Strausz-Hupé，The Balance of Tomorrow, pp.275—276; also Divine，Second Chance, pp.297—298。
[13] Roosevelt meeting with the Senate Military Affairs Committee，January 31，1939，as cited in Cole，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p.304.也可参见ibid., p.243; and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321。
[14] 关于这一点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New York: 1972），pp.24—25。
[15] 1945年1月6日，罗斯福的国情咨文，Samuel I.Rosenman，ed.，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New York: 1941—1950），XIII，498。也可参见1943年12月24日的炉边谈话， ibid., XII， 558。
[16] Waldo H.Heinrichs，Jr.，“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Dorothy Borg and Sumpei Okamoto，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New York: 1973），pp.201—204.
[17] Jefferson Caffery to Cordell Hull，October 20，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 1944， III，743．也可参见Stoler，“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pp.311，314。
[18] OS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 #2284，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June 29，1944，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cords，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National Archives.
[19] War Reports, pp.452—453，457，463—464.也可参见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pp.39—42。令人奇怪的是，阿诺德的未来战争观还伴随着对空军在无土栽培中的经验的热情考虑。这些方法可以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满足对“土豆、萝卜、莴苣和黄瓜”需求。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General of the Army H.H.Arnold，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Philadelphia: 1947），pp.465—466.
[20] Ibid., p.464.关于对这一新技术的影响的抽样评估，参见Bernard Brodie，ed.，The Absolute Weapon（New York: 1946）; Dexter Masters and Katharine Way，eds.，One World or None（New York: 1946）; William Liscum Borden，There Will Be No Time: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New York: 1946）;以及B.H.Liddell Hart，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New Haven: 1947）。
[21] 关于威尔逊从均势角度思考的能力，最有说服力的叙述参见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68），especially pp.8，36—41。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Boston:1977），pp.193—204。丹尼尔·耶金对新的“国家安全的福音”的特征做了简洁的论述。
[22]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1945.
[23] H.J.Mackinder，“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XXI（July，1943），595—605.
[24]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pp.41—44.尽管如此，斯派克曼在1942年也提出，美国和英国可能寻求保存某种形式的德国权势以制衡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因为“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苏联并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好到哪里去”。Nicholas John 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1942），p.460.
[25]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 p.164.也可参见Fox，The Super-Powers, pp.103—106。
[26] 罗斯福在战时广告委员会会议上的非正式讲话， Rosenman，ed.，Roosevelt Public Papers, XIII，99。
[27] 关于这一点参见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533—534;以及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1982），pp.9—13。
[28]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p.206—211.关于杜鲁门对联合国的信任参见Robert J.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1945—1948（New York: 1977），pp.49—50。(www.xing528.com)
[29] Robert L.Messer，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Byrnes，Roosevelt，Truman，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1982），pp.133—134．Robert H.Ferrell，ed.，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New York: 1980），pp.31—32.
[30] Potsdam Briefing Book Paper，“British Plans for a Western European Bloc,” July 4，194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1945（Washington: 1960），I，262—263.关于国务院的观点参见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 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1933—1947（Chicago: 1980），pp.81—105。 共和党外交政策首席专家同意这一观点，参见Ronald W.Pruessen，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 1982），pp.272—276。关于美国转而将势力范围作为其战后安排的基础，本书第三章将作论述。
[31] 晚至1946年4月，杜鲁门总统自己还公开称美国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仲裁”。1946年4月18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6（Washington: 1962），pp.211—212。
[32] JCS 973/1，“Fundamental Military Factors in Relation to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erritorial Trusteeships and Settlements,” August 3，1944，FR: 1944，I，699—703.也可参见William D.Leahy to Cordell Hull，May 16，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Washington: 1955），pp.106—108。关于这些档案的重要性的论述，参见Stoler，“From Continentalism to Globalism,” pp.312—313; Walter S.Poole，“From Conciliation to Containment: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1945—1946,”Military Affairs, XLII（February，1978），12; and James F.Schnabel，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45—1947（Wilmington，Delaware: 1979），pp.13—16。
[33] JIC 250， “Estimate of Soviet Post-Wa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January 18，1945，Army Staff Records，ABC 336 Russia Section 1-A，Record Group 319，National Archives.也可参见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撰写的关于苏联意图的报告：#1337S，“Russian Inten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Danube Basins,” October 20，1943; #2284，“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June 29，1944; #2669，“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Period,” January 5，1945，all in O.S.S.Records;也可参见战略情报局主任威廉·多诺万1943年10月所撰写的关于苏联意图的乐观报告，ibid., USSR Division—1945，Entry 1;以及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 Soldier，General of the Army，President-Elect，1890—1952（New York: 1983），pp.399—404。有关美国军事领导人直到1945年夏仍未开始严肃思考在欧洲大陆建立永久基地的证据，可参见Elliott Vanvelnter Converse III，“United States Plans for a Postwar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ystem，1942—1948” （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84），pp.90—98，137—138，151—154。迟至1945年12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告知战争内阁：“朱可夫将军告诉他，苏联决定与美国结成朋友，提高其生活水平，接受每一个协议。”War Council minutes，December 3，1945，Robert P.Patterson Papers，Box 23，Library of Congress.
[34] 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pp.102—103.See also Forrest C.Pogue，George C.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New York: 1973），pp.574—575.
[35] 从来就不对苏联人抱有信心的莱斯利·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将军认为，苏联可能需要20年才能制造出一枚原子弹。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s: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 1980），pp.98—99.
[36] 转引自Perry McCoy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1943—1945（Baltimore: 1970），pp.80—81。
[37] Ibid., p.81.
[38] 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pp.53，84—87，168.
[39] 类似的考虑导致空军领导人热情地支持由联合国管理的战后国际警察部队的观念，它将很大程度地依赖于空军保持和平。Perry McCoy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 1943—1945（Balitmore: 1970），pp.43—51。
[40] Smith，The Air Force Plans for Peace，pp.75—83，111; 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pp.45—46; Converse，“United States Plans for a Postwar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ystem,” pp.143—145，151—154，191—234.尽管在这一点上，苏联有某种正当的声称，即只是效仿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先例，当时他们拒绝让苏联人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的占领中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
[41] Hull to Harriman，February 9，1944，FR:1944，IV，824—826.关于波伦在制定这份文件时的作用，参见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p.111。
[42] 美国对这些观点的态度参见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p.133—173; also Lynn Etheridge Davis，The Cold War Begins: Soviet American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New York: 1974），especially pp.369—377。
[43] 相反的观点认为，空军充分意识到了极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但因为在如此高的纬度作战的技术难度而没有追求在那些地区的基地。“United States Plans for a Postwar Overseas Military Base System,” pp.71—74，204—211.
[44] Harriman to Harry Hopkins，September 10，1944,FR： 1944， IV，989.也可参见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重新解读，Thomas T.Hammond，ed.，Witnesses to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eattle:1982）。
[45] 引自W.Av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bel，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New York: 1975），p.444。关于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对苏联所抱幻想的破灭，参见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523—527。
[46]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13—15.
[47] 参见William Hillman，ed.，Mr.President（New York: 1952），p.153;以及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1985），pp.132—136。
[48] Wallace Diary，May 18，1945,转引自John Morton 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Boston: 1973），p.451。关于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与莫洛托夫的会面，参见Harry S.Truman，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New York: 1955），pp.79—82,波伦对此次会晤的记录对此进行了补充，发表于FR: 1945，V.256—258。
[49] “人们头脑中贮存有相当多的‘角色’或认知结构，代表着各种特定人物的性格——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渔夫，推手推车随叫随停的女侍者，‘城郊牛仔’，对社会抱有偏见的顽固派，等等。人们往往基于高度相似而将偶尔的熟人或公众人物纳入到这些特定的人物特征中。受彭德格斯特（Pendergast）这个人物的影响，杜鲁门期待从未到访过西方的革命者斯大林能理解美国的公众舆论。”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 1985），p.178.
[50] Truman Diary，July 17 and 30，1945，Ferrell，ed.，Off the Record, pp.53，58.也可参见Wallace Diary，October 15，1945，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p.490; and the Stettinius Diary，October 22，1945，Thomas M.Campbell and George C.Herring，The Diaries of Edward R.Stettinius，Jr.，1943—1946（New York: 1975），pp．439—440。关于彭德格斯特的比喻，参见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 p.75; Jonathan Daniels，Man of Independence（Philadelphia: 1950），p.285。
[51] 例如参见Truman's campaign remarks in Eugene，Oregon，June 11，1948，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Truman，1948（Washington: 1963），p.239。
[52] 对东欧事件的论述，参见Davis，The Cold War Begins, pp.288—334，358—368; 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Oslo: 1978），pp.127—135，159—164，205—213，235—247，271—278; Richard C.Lukas，Bitter Legacy: Polish-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Lexington，Kentucky: 1982）; and Michael M.Boll，Cold War in the Balka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Bulgaria，1943—1947（Lexington，Kentucky: 1984）。
[53]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325—331.
[54] Russell D.Buhi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Norman，Oklahoma:1981），pp.139—150; Charles M.Dobbs，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old War，and Korea，1945—1950（Kent，Ohio: 1981），pp.56—83; James Irving 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50（Honolulu: 1985），pp.28—98.
[55] Alfred E.Eckes，Jr．A Search for Solvency: Bretton Woo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1—1971（Austin: 1975），pp.205—208.
[56] Bruce R.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 1980），pp.270—298.对1945年年底苏联采取的单边行动的两份总结分别是“Summary of Russian Dispatches for the Secretary's Diary,” November 26，1945，James V.Forrestal Papers，Box 100，“Book II，Item 30,” 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a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1945，FR: 1946，I，1134—1139.
[57] Forrestal Diary，December 4，1945，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p.124.有关苏联在这一时期遵守协议的新近的、且不那么批判性的重新评估，可参见Melvyn P.Leffler，“Adherence to Agreements: Yalta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ar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XI（Summer，1986），pp.88—123。
[58] 杜鲁门在1945年10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的讲话，参见Truman Public Papers: 1946，pp.384，387; and the Stettinius Diary，October 22，1945，Campbell and Herring，eds.，Stettinius Diaries, p.437。
[59] 新近对这些发展的最好论述参见Messer，The End of an Alliance, pp.137—166.杜鲁门1946年1月5日的争议备忘录，参见他的著作Memoirs: 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New York: 1955），pp.551—552。
[60]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p.304—342.
[61] 引自Hillman，ed.，Mr.President, p.107。职业外交官艾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指出了新的强硬路线的意义：“这里有一种总体感觉，即在全面下注后终于认识到，与苏联拥有真正良好关系的唯一途径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正确时，要以武力支持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能够在从朝鲜到通布图的一线都保持这一立场，我们可能开始向那一方向发展……史密斯将军表现了恰当的态度，并将尽可能地让那些孩子们得到深刻印象，即我们不是对着自己的帽子说话听回声的。”Durbrow to Charles W.Thayer，April 11，1946，Charles E.Bohlen Papers，Box 1 “Personal（CEB）1946,”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62] Truman to Buck，June 15，1946，Harry S.Truman Papers，OF 220 Miscellaneous，Harry S.Truman Library.
[63] 阿特金森的文章发表于1946年7月7日至9日的《纽约时报》上，关于他访问白宫的事情参见Truman to Buck，July 13，1946。
[64] 乔治·埃尔西对杜鲁门与克利福德和罗斯的谈话的记录，July 12，1946，George M.Elsey Papers，Box 63 “Foreign Relations—Russia 1946—Report—Folder 1,” Harry S.Truman Library。
[65] 克利福德的报告全文见于Arthur Krock．Memoirs: Sixty Years on the Firing Line（New York: 1963），pp.419—482。
[66] Truman memorandum，September 19，1946,引自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New York: 1973），pp.317—318。
[67] Ibid., p.347.
[68] Truman to Garner，September 21，1946，Truman Papers，PSF Box 187，“Russia: 1945—1948.”
[69] 引自Time, XLVII（June 17，1946），26。最同情苏联的一位前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Joseph E.Davies）在1946年初评论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制度需要如同苏联那样高压的‘公共关系’组织。他们的确似乎不能让其理由得到理解，尽管如同有时发生的，他们有好的理由。”Davies to Clarence Dykstra，January 8，1946，Joseph E.Davies Papers，Box 22，Library of Congress.有关在多大程度上苏联行为使那些愿对苏联表示友好质疑的人被疏远的指标，参见Jonathan Evers Boe，“American Business: The Response to the Soviet Union，1933—1947” （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9），pp.235—237; and，on Eleanor Roosevelt，Joseph P.Lash，Eleanor: The Year Alone（New York: 1973），pp.73—99。
[70]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pp.32—62.美国在战时对苏联的态度的全面论述参见Ralph B.Levering，American Opinion and the Russian Alliance，1939—1945（Chapel Hill: 1976）。
[71] 参见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New York: 1978），pp.27—56;也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72] 对此问题的最好的论述参见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pp.37—45。也可参见Patrick Devlin，Too Proud to Fight Woodrow Wilson's Neutrality（New York: 1975），pp.136—139。
[73] 例如可参见John P.Diggins，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Princeton: 1972）。
[74] 迈克尔·谢里（Michael Sherry）指出了战时五角大楼领导人的倾向是，下一场战争将是与一个极权国家的战争，尽管并未明确具体会是哪个国家。Michael S.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 1941—1945（New Haven: 1977），pp.52—53。有关这一观念的当代表述可参见William Liscum Borden，There Will Be No Time: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New York: 1946），pp.181，198。有关美国倾向于将极权主义与侵略联系起来的未来观，可参见Eduard Maximilian Mark，“The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1928—1947”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1978），pp.95—96，326—329。
[75] 引自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181。福里斯特尔自己在1945年6月指出：“并非不可想象的是，世界政治中真正的反动分子将是那些现在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因为其哲学的动力全都指向国内集权，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通过大众甚或在这一体系中拥有权势的人——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仁裕——来对普通人进行剥削。”Forrestal Diary，June 30，1945，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pp.72—73.
[76] Sulzberger to Douglas MacArthur，June 6，1946，Douglas MacArthur Papers，Record Group 10，Box 9，“Sulzberger” folder，MacArthur Memorial Library，Norfolk，Virginia.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在波茨坦会议时的日记中指出：“对我来说日益明显的是，一个如同我们一样依赖于言论自由及所有自由要素的国家，不太可能与一个严格控制言论、政府使用秘密警察铁拳的国家长久相处。”Stimson Diary，July 19，1945，Henry L.Stimson Papers，Yale University Lirary.
[77] Truman letter of November 11，1946,引自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 p.323。也可参见Truman to Margaret Truman，March 13，1947，ibid., p.343。
[78] 杜鲁门在电台新闻协会所做的非正式讲话， May 13，1947，Truman Public Papers: 1947，pp.238—239。
[79] 杜鲁门在贝勒大学的演讲，March 6，1947，Monticello，July 4，1947，and Rio de Janeiro，September 2，1947，ibid., pp．170，324，429。
[80] 杜鲁门就援助希腊、土耳其问题向国会做的演讲，1947年3月12日，ibid.,p.178。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65—66。
[81]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pp.65—145;也可参见该书第一章。
[82] 至少美国是这么看待斯大林的行动的。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New York: 1972），pp.47—49。但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怀疑斯大林的首要动机是不是改善与西方的合作。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Warfare，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1945（New York: 1979），pp.94—97.
[83] Division of European Affairs memorandum，“Current Problems i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March 24，1944，FR: 1944, IV，840.也可参见O.S.S.Research and Analysis report #1552，“The Current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USSR,” June 12，1944，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Files，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National Archives。
[84] Forrestal Diary，June 30，1945，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 p.72.
[85] 关于这一点参见Vojtech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Warfare，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1945（New York: 1979），pp.194，231; also William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New York: 1982），pp.75—82。
[86] 由查尔斯·E.波伦和杰罗德·T.鲁宾逊（Geroid T.Robinson）于1945年底草拟的一份国务院报告，以一种无助的公平感指出：“决不能期待未来苏联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将完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决定。自苏联政府成立以来，这从来都不是事实……另一方面，假设苏联领导人未来对非苏联国家及其内部的力量和运动的态度将完全不会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影响，也是非常不安全的。”“The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ffected by American Policy,” December 10，1945,后来发表于Diplomatic History, I（Fall，1977），p．395。
[87] 就此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选举”演说。该演说明确给出了一种苏联政策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的印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关于该演说的影响的讨论见Hugh De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 1933—1947，pp.172—173;有关较早时期的意识形态关切迹象的讨论，也可参见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296—299。
[88] 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August 31，1946，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51609/AN2657，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89]Newsweek，XXVIII（September 9，1946），27.有关到1946年夏天，约翰·杜勒斯如何形成苏联行为的近乎完整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启发性讨论，参见Ronald W.Pruessen，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New York: 1982），pp.276—287。
[90] 参见上文第二、第三部分。
[91] 关于这一点参见Eduard Mark，“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VIII（September，1981），313—336。
[92] 关于华莱士对此事的参与参见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 pp.589—601，612—632; also J.Samuel Walker，Henry A.Wall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estport，Connecticut: 1976），pp.149—165。杜勒斯对华莱士的评论值得提到：“如果你轻拍狗而它没有咬你，那可说是一个好的开始办法。但如果多拍几下后它仍会咬你，那便有必要想别的办法。华莱士待在幕后，没有太多手被咬的经历。”Dulles to Irving Fisher，September 23，1946，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93] 凯南在1946年夏指出：“安全可能是其基本动机，但他们对安全是如此焦虑和怀疑，以至于其客观后果与侵略和无限扩张动机的后果完全相同。他们明显试图削弱所有他们无法统治的权势中心，以便减少来自任何可能对手的威胁。”Kennan paper，“Draft of Information Policy on Relations with Russia,” July 22，1946，Dean Acheson Papers，Box 27，“State Department Under Secretary Correspondence，1945—1947,” Harry S.Truman Library．丹尼尔·耶金将凯南描述为一位他所称的“里加公理”（Riga axioms）的倡导者。“里加公理”是一种对苏联行为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解释，令人吃惊的是它过于简单化。参见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Boston: 1977），pp.27—28，170。
[94] “长电报”发表于FR： 1946， VI， 696—709。
[95] 参见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pp.52—57。
[96] Kennan, Memoirs: 1925—1950（Boston: 1967），pp.292—295，354—367.
[97] “X”[George F.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XXV（July，1947），566—582.
[98] Sherry，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p.215.
[99] JCS 1769/1，“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29，1947，FR: 1947，I，740.
[100] 对这一点的最好论述仍是William Hardy Mcneill，America，British &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1946（London: 1953），pp.753—757，尽管其注解中引用的谢里、史密斯和康弗斯的著作表明了，麦克尼尔某种程度上夸大了美国军方取代英国权势的热情。
[101] JIC 250/7，“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of the U.S.S.R．in the Post-War Period,” February 7，1946，Army Staff Records，ABC 336 Russia 22 Aug 43 Sec 1-B，Modern Military Records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Robert Murphy to H.Freeman Matthews，April 3，1946，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861.00/4-346，Box 6462，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War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review，“Soviet Foreign Policy: A Summation,” May 2，1946，Elsey Papers，Box 63，“Foreign Relations—Russia 1946—Report—Folder 3”;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ruman，July 26，1946，Clark M.Clifford Papers，Box 14，“Russia（folder 3）,”Harry S.Truman Library; George F.Kennan lecture to Foreign Service and State Department personnel ,September 17，1946，George F.Kennan Papers，Box 16，Seeley 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Secretaries of Army and Navy，March 13，1947，FR:1947, V，111—112.
[102] 林肯将军在执行会议上的证词，1947年4月2日,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Legislative Origins of the Truman Doctrine（Washington: 1973），p.160。“苏联仍不期望战争，”国务院顾问哈利·A.诺特（Harley A．Notter）在7月份指出：“但相信尽管有我们，他们仍能实现其对战略目标的控制，不只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心脏地带，而且事实上是在这些大陆的海岸边的从海洋到空中的每一个重大的脆弱点。”Notter to Dean Rusk，July 14，1947，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IV，p.578.
[103]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d Hoc” Committee report，“Policies，Procedures and Costs of Assistanc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Countries,” April 21，1947，FR: 1947, III，217.
[104] Clayton memorandum，“The European Crisis,” May 27，1947，ibid., p.231.
[105] JCS 1769/1，April 29，1947，ibid., I，739.尽管是出于发动战略性轰炸进攻的目的，但现在清楚的是，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仍认为中东地区的基地最为重要。Converse，“United States Plans for a Postwar Military Base System,” pp.211—219.
[106] 例如参见Dean Acheson's speech to the Delta Council，Cleveland，Mississippi，May 8，1947，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I（May 18，1947），991—994。 Clayton's May 27，1947，memorandum，FR: 1947, III，231; also Joseph M.Jones to William Benton，February 26，1947，Joseph M.Jones Papers，Harry S.Truman Librar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d Hoc” report，April 21，1947，FR: 1947，III，209—210。
[107] 参见Robert A.Pollard，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 1985），pp.60—61，246—252; Geir Lundestad，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1945—1949（New York: 1980），p.32。
[108] 参见Acheson to Marshall，February 21，1947，FR: 1947，V，3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to Study Immediate Aid to Greece and Turkey,” February 26，1947，ibid., pp.51—52; Clayton memorandum，March 5，1947，Frede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Baltimore: 1971），pp.198—200; Acheson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March 24，1947，U.S.Congress，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Assistance to Greece and Turkey（Washington: 1947），pp.23—24。
[109] 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在1947年3月指出：“美国人性格中传教士式的紧张……导致许多人觉得，他们现在收到了一个呼吁，要求向其他国家延伸上帝的庇佑，这是万能的上帝赠予他们的。”但同年8月，使馆报告说：“尽管有所有的充分信心和夸大言辞——许多公众以此拥抱世界领导的新作用，但美国人总体上仍害怕曲高和寡。”Inverchapel to Foreign Office，March 13 and August 23，1947，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67035/R3482 and 61056/AN2982，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110] Kennan，March 28，1947，lecture，转引自Kennan，Memoirs: 1925—1950, p.319。
[111] “根本上，国际关系的稳定依赖于国家和地区力量的自然平衡……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遏制’的第一和首要的要素……将是鼓励和发展其他抵抗共产主义的力量。敌对结束后的特殊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苏联只为权力真空所围绕。从一开始，这些地区只能……为本政府的直接行动所填补。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不乐见的局势；我们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其他独立国家的要素在欧亚大陆上尽可能快地发展起来，以便分担一些我们‘两极’的负担。在我看来，马歇尔计划的最美妙之处便在于它突出地具有这一效果。”George F.Kennan to Cecil B．Lyon，October 13，1947，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Box 33 “Chronological—1947,” Diplomatic Branch，National Archives.
[112] 讨论最充分的著作参见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assim。
[113] 新近最明显的英文著述就是Nikolai V.Sivachev and Nikolai N.Yakovlev，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Olga Adler Titlebaum（Chicago: 1979），especially Chapter Six。
[114] 有关这一“修正主义”的最纯正模式的讨论，参见Gabriel Kolko，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3—1945（New York: 1968）; Joyce and Gabriel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54（New York: 1972）。其他强调“反应过度”的程度问题，参见William A.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62）; Lloyd C.Gardner，Architects of Illusion: Men and Idea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1—1949（Chicago: 1970）; Thomas G.Paterson，So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 1973）;以及最新的Yergin，Shattered Peace。
[115]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especially pp.306—313.也可参见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passim。
[116] Ibid., pp.74，129.
[117]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pp.306，310—311.
[118] Lundestad，America，Scandinavia，and the Cold War, pp.32，335.也可参见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XXIII（1986），263—277。
[119] George Allen to Loy Henderson，July 6，1946，quoted in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345．Kuniholm's book sees a similar pattern in Turkey and Greece.
[120] Terry H.Anderson，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Cold War， 1944—1947（Columbia，Missouri: 1981）; Robert M.Hathaway，Ambiguous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America, 1944—1947（New York: 1981）．这一观点也可见于Alan Bullock，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New York: 1983），especially pp．347—348，394。
[121] J.C.Donnelly minute，March 5，1946，Foreign Office Records，FO 371/51606/AN587.
[122] 除了安德森、布洛克等书中提到的，关于这一点参见Peter G.Boyle，“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View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45—1946,” Diplomatic History，III（Summer，1979），307—320。
[123] 更深刻的讨论参见Bullock，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pp.6—12，105—108，115—118。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对关系中，凯南和英国1946年初驻莫斯科代办弗兰克·罗伯特（Frank Robert）的观点的相似性。有关这一点可参见Peter G.Boyle，“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View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45—1946,” Diplomatic History, III（Summer 1979），p.310;以及Robert M．Hathaway，Ambiguous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America, 1944—1947（New York: 1981），pp.369—371。
[124] Ibid., pp.529—530; Timothy Ireland，Creating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Westport，Connecticut: 1981），pp.48—79;以及Lawrence S.Kaplan，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Lexington，Kentucky: 1984），pp.49—64。
[125] Bevin to Cabinet，C.P.（48）72，“The Threat to Western Civilisation,” March 3，1948，Cabinet Records，CAB 129/25，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126]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A.Brill（New York: 1938），p.163.
(1) 指欧亚大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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