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史学中的应用

胡守为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毕生坚持学术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简要介绍他论及的考据方法，以及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根据个人学习体会整理而成，一管之见不足以窥全豹，误解更属难免，尤望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专家指正。

陈先生一贯重视史料的考据，在他的著作中考据部分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考据以事证为主，所谓事证即从许多事物的相互联系，判断某一事的真伪，考订某一事的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不偏重于字句的比勘。陈先生不依靠偏僻的史料或版本上的异文立论，在他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多是常见的典籍和通行的版本。因为用偏僻的史料或版本上的异文立论，容易陷于孤证，而孤证往往是缺乏说服力的。陈先生用事证考订史事，是为了使史料建筑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常提出一些前人所不察的精辟见解。

杜甫的《哀王孙》是读唐诗的人所熟悉的诗篇，其中“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句，注家释“朔方健儿”为朔方军或泛指北方士卒，好像没有什么不通。陈先生把杜甫写诗的背景联系起来加以推敲，便发现这两种解释都不妥。因为杜甫作诗的时代，朔方军隶属于郭子仪、李光弼，安禄山叛乱，国破家亡，杜甫对此悲切陈词，绝不会詈骂郭、李这两员抗击安禄山的名将。朔方已成当日军政区域固定的专名，亦不能用以泛指北方士卒。安禄山虽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却与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不睦，更不能以安思顺之朔方军移指安禄山所统之健儿。他认为注家只从一般概念上解释“朔方健儿”一词，并未联系当时有关的史事找出它的真正涵义。陈先生从分析当时的史实入手，考订出“朔方健儿”实指同罗部落。同罗部本属朔方军，后安禄山诱杀其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遂成为安禄山军队的主力，史称安禄山“已得阿布思众则兵雄天下”，正由此而言。同罗部虽归属安禄山，但仍怀貳心，他们随叛军攻陷长安后，又逃归其旧地，最后为郭子仪、仆固怀恩所邀击，同罗部便遭覆灭。“昔何勇锐今何愚”乃讥讽同罗部反复叛变，自取灭亡的诗句。同罗部叛逃后，长安的守卫力量大减，叛军只能以奚兵为主力。奚兵素畏惧回纥，这时，仆固怀恩已结援回纥攻两京，杜诗下文“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说的就是这件事。杜甫在诗中申明此意，并预测安禄山部必将崩溃，以此告慰困留长安的唐宗室，于事于理皆可通，“朔方健儿”便可得一确解。在这个问题上版本的比勘或寻求史籍中的异说，都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陈先生认为文字的校订也是考据的一种手段，并非不需要，在他的著作中也重视善本书的作用。他认为从文字上校订史料，属校勘学的范畴，而校勘学不过是考据学的一个部分。在考证中，他把文字校勘作为事证的旁证。很明显，考订一事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更不能只依靠校勘。

《桃花源记旁证》可作为事证的另一例子。陈先生在文中考证了陶潜所写的“桃花源”，并非纯出于乱世人们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而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坞堡的情况。西晋灭亡后，北方不少宗族乡党聚众据险自给自守，史籍上称之为坞堡。陶潜把它理想化写成小说，既有寓意，又有写实。陈先生首先将寓意与纪实二者分开，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事理明晰。至于陶潜所述的桃花源究竟在北方的弘农、上洛或在南方的武陵，则属次要问题。《桃花源记旁证》重要的贡献在于陈先生能从一般被认为寓意的作品中，考出纪实的成分，为研究东晋十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陈先生强调考证不但要注意古典，还要注意“今典”。所谓古典即旧籍的出处，或可称为寓意；所谓“今典”即作者当日之时事，或可称为纪实。考“今典”尤需运用事证。他举《哀江南赋》说明庾信用古典以述今事。他说，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但庾信写此赋的直接动机及篇终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不引证当时实事之“今典”，则未能体会庾信有感于沈炯和陈安成王获释遣返，又得知北周杜杲使陈，拒绝以元定军将士交换王褒和他本人的建议，感到南归无望，因而作赋寄托哀思，是为“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的“今典”。《读哀江南赋》考证此事甚详，在此不一一引述。陈先生认为“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语之妙”，考古典不容易，但“古典皆属古籍，虽出处有先后，犹不难寻检得之”，考“今典”则除切古典之义外，还须广泛联系当日有关事迹，“循次披寻，得其脉络”，始能真尽通解。陈先生晚年著《柳如是别传》，曾指出钱遵王注释牧斋两集，其有关本事者不少，但仍未完备，他取当日史事即“今典”详证钱谦益等人的诗文，发明尤多，自成一家之言。

对音也是考据的一种方法，在陈先生的著作中却较少运用。陈先生早年留学欧美诸国，专攻梵文和比较语言学，通晓十几种语言文字，用对音考证最有条件。但他说他学习各种语言文字主要是为了阅读原始材料，搜罗汉文以外的史料以研究中国历史。他较少使用对音考证，大抵由于懂得要掌握好对音的规律实在不容易，弄不好会流于穿凿附会。他举天台智者大师为例，这位大师以为“悉檀”之“檀”是“檀施”之义，“悉檀”便释为“遍施众生”，而不知“悉檀”原出梵文Siddhanta，“檀施”之“檀”应为dana之对音，两者绝无关涉。从语言本身来说，语音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具体的人对语音的掌握亦会有差异，更增加了对音的困难。他曾谈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翻译的佛经就有对音不准的问题。玄奘常把dh音与k、bh音混淆，要复原玄奘的译著，首先要弄清玄奘的语音与一般的语音的差异，因此，用对音法考证《大唐西域记》就应审慎。况且对音若无其他材料佐证，也难下确论。陈先生精通语言学，他却从不滥用对音考证。他诠释白居易的《阴山道》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时，便说“纥逻敦”一词不易解，按突厥方言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敦”为“tuna”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纥逻敦”便是青草的意思，下文又有“草尽泉枯马病羸”句可以对证，这个解释似可以成立。但他仍不加肯定，只称“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又如《世说新语·政事》类记王导于胡客面前“弹指云，兰阇，兰阇”，以取悦胡客。“兰阇”可能是某种语言的音译，古今学者有不同的解释。陈先生深谙多种古代民族的语言，用对音推测“兰阇”的含意应最有把握，但他只引用陈思的《小字录》关于庾信幼时曾被天竺僧称为“兰成”的记载，说“疑兰阇与庾信小字兰成同一语”，是否如此，仍属未了公案，表现出一位学者严肃的治学态度。

二、以诗文证史。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造诣很深，创见很多。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更重要的贡献是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清人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已注意到诗的题目可以核正史事，然而倡导以诗证史，并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陈先生实首开其端。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可以说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示范，后期他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和“唐诗证史”，曾比较系统地阐述以诗证史的学术思想和方法。(www.xing528.com)

唐人擅长诗，唐诗与现实有关的不少，尤以近体诗为多。关于唐诗的史料价直，陈先生首先注意唐诗作者的广泛性。流传至今的唐诗作者共有二千余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内容，也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这是魏晋六朝诗所没有的特点。魏晋六朝诗的作者大多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因而诗的内容不如唐诗丰富。陈先生列举了唐诗可证史的几个方面：1.纠正历史上记载的错误；2.说明历史的真相；3.别备异说；4.互相证发；5.增补阙漏。他认为唐诗咏事者甚多，年月事例具体，往往可提供确切的史料，校正史籍记载的讹误。历代所修的正史都是官书，不免受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思想影响，对皇帝劣迹有诸多掩饰，对朝廷和“德高望重”者亦多回护，使后世读者不能明了其真相。例如《旧唐书·回纥传》称：“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这段史料记载了回纥不管唐朝政府需要与否，强行以大量马匹高价换取丝织品，固属无理，但只说了事情的一面。白居易的《阴山道》除重述这方面的史实外，又说：“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按唐朝的丝织品法定标准为阔一尺八寸，长四丈。今所偿回纥马价的绢缣，疏织如蛛网，短截只三丈余，殊不合规格。唐朝政府同回纥的市马贸易，其狡诈一面正史讳莫如深，陈先生便以这首诗补证了当时的史实。又正史记事，一般只取一说，《通鉴考异》虽排比众说，仍限于一些史籍的异闻，至于社会上的传说，未能尽录。陈先生又以杨贵妃之死为例，说明唐诗能起别备异说的作用。杨贵妃之死，一般的说法均以为缢死于马嵬，但刘禹锡的《马嵬行》却有“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暮”句，说杨贵妃吞金而尽。陈先生认为此说不一定可靠，大抵唐代流行这个传闻，刘禹锡根据社会上的传闻而作，因此，《马嵬行》不失为保存异说的诗篇。《旧唐书》称安禄山为“营州杂种胡人”，史思明为“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陈先生指出，这里所谓“杂种胡”并非混种的通义，《新唐书》的作者明白杂种胡的原意，乃改“杂种胡”为“昭武九姓胡”，即中亚胡人。他以杜甫诗为证，引用《留花门》中“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秦州见敕目三十韵》中“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瓴”、《收京三首》中“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等句，便知《新唐书》所改是对的，“杂胡”“杂虏”实当时称昭武九姓胡和回纥人的习惯用语，《旧唐书》因多采用实录原文，故仍保留当时的习惯称呼。唐武宗以后，实录乃后代补修，史料甚不完备，可供补史的诗文更多。例如李德裕的事迹，正史记载不详，陈先生根据李商隐的《无题》诗“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考订为大中六年夏间李商隐奉柳仲郢命迎送杜悰，并承命乘便至江陵路祭李德裕归柩所作，即可证李德裕归葬年月较准确的日期。

除唐诗外，唐文可以证史的当然为数也不少。这里特别要谈到陈先生用唐代小说证史的运用。他很重视唐代小说的史料价值，从《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这篇出色的著作便可见。陈先生根据《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一段故事，指出作者李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杀之实”，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其后，卞孝萱先生考证小说的作者李复言即参与永贞改革的李谅的别字，小说写的是顺宗皇帝被杀的隐事，又进了一步。陈先生的贡献在于把韩愈的《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相互参照，探测唐中叶后宦官与帝王间不易为外间知悉的隐秘关系，并提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修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他综观私家著述的小说和官修史书的长短处，并认为两者应等量齐观的见解，为历史学和史料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课题。关于用小说证史，他还提出应注意个性与通性的问题。小说中的个性往往是虚托的，例如说小说中的人物姓李，而真正的人物却未必姓李；小说写开元年间的事，而实事却未必发生在开元。其道理在于作者可能故意假托，也可能因为小说不是正史，对年代就不大注意准确性。通性是真实的，即除去虚托部分，事情确曾发生。用小说证史当注意其通性而不被其个性所迷惑。他还认为对小说的作者也要研究，因署名常弄虚作假，或伪托前人，或伪托当代名人。所托的当代名人多属政治派别的代表，或某一社会阶层的代表，因此，又非随意假托。再者，小说的写作总带有一定的目的，作者对牵涉到政治上的问题，顾忌一定很多，只好用其他手法掩饰，如写皇帝为宦官所杀，只能说些神怪故事，治史者要善于鉴别，详加考订。陈先生不止一次指导学生利用唐代小说研究唐代社会史，也说明他对唐代小说中史料价值的重视。

三、运用考据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古今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有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作为历史学的任务的主张，不过所摆的位置各有不同。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历史家的工作，“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至于“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这种言论，代表了乾嘉学者的历史观，他把考据作为历史学唯一的、最终的任务，考据学就是历史学。这种观点自然是非常片面的。乾嘉学者的学术思想自有其政治历史背景，这里不能详论。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前者是为考据而考据，以考据代替历史学；后者是重视史料的真实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关于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渊源，还需进一步研究，就考据学方面来说，他强调史料要求其真实，考史事应弄清时、地、人，其见解同上引王鸣盛的主张大抵一致，所不同的，他不认为褒贬只由天下公论。陈寅恪先生应是继承了乾嘉学者的优良传统。陈先生提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如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必须准确地鉴别史料，因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料不准确，要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便失去依据。他进而认为提高考据的准确性便能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关于历史学怎样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陈先生的见解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他关于准确的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和前提的主张，应是无可非议的。

史料的鉴定既然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陈先生对此曾下过功夫。除了一般的考据方法外，他开辟了以诗文证史的领域，对于以诗文证史，他又提出应着重考证时、地、人的关系。他认为确定时、地、人的关系，史事的真相才能大白。为此，他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探索，《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果说《元白诗笺证稿》各篇尚不十分连贯，那末，《柳如是别传》则是一气呵成，首尾相应，或可认为是陈先生史学方法的总结。陈先生早年已有笺释钱谦益与柳如是姻缘诗的志趣，晚年竟穷十余年之力，撰写《柳如是别传》这部数十万言的巨著，其中虽有因为自己研治领域与钱谦益约略近似，诠注钱集“欲自验所学深浅”的因素，亦有运用诗文系统地考订一代史事的用意。这部著作虽以钱、柳为主体，而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诸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的背景，郑成功复明的活动等等，本末甚详，许多为正史所不载，故亦可视为陈先生以诗文证史，自验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著作。

陈先生并没有把考据作为历史学的终极目标，这与乾嘉考据学不同，他力图通过周密的考据求得历史的真相。陈先生的著作中，考证过于繁琐无补于史事的有之，但不能为此否定他的考据思想。我们常看到，陈先生有时考证的问题虽小，而关系却大，以小见大正是陈先生具有史学卓识之处。譬如讨论白居易《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事，似属生活琐事，不值得花笔墨考证。可是陈先生的考证是为驳宋人洪迈评议白居易夜入商人妇船为不道德之说而发的，目的要证明唐宋两代男女礼法不同。唐代科举出身的士子大抵不拘守礼法，当时社会下层的女子没有地位，男女之间去留离合，所关至小，社会舆论亦不以为不道德。白居易邀商人妇到船中宴乐，在当时本属寻常，洪迈却以宋代道学先生的礼教非议唐代士子的风尚，实不合时宜。陈先生又曾考证《三国志·司马芝传》“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条，关于无涧神的解释裴松之注云：“无涧山名，在洛阳东北。”陈先生证诸佛典，指出无涧神或作无间神，即佛家的地狱神，无间乃梵文Arici之意译，音译则为阿鼻，当时译亦作泰山。裴松之没有注出无间的原意，陈先生证出无间神的原意后，接着从无间神流行于曹魏宫掖妇女间的现象和司马芝又把它列为淫祀的事实，推论当时佛教在民间已广为传播，并没有陷于词意的繁琐考证。元稹的《莺莺传》，前人虽有自叙之作的说法，但仍把它视为言情小说。陈先生从元稹的婚姻经历、文章体裁、写作时间等方面，证明《莺莺传》全篇结构包括史才（记载）、诗笔（诗歌）、议论（补过之说），应为当时科举考生向主考官投献的文备众体的作品，元稹在作品中表白了自己对一个下层的女子“始乱终弃”，目的是为了攀附高门的婚姻，为进身仕宦开辟道路。这样，《莺莺传》还可作为唐中叶以后社会门第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参证。这些例子，说明陈先生考证的眼光总是从大处着想，这是与他把考证史料作为史学的前提的思想相联系的。

王鸣盛又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陈寅恪先生读书之多，校书之精为人们所称道。他博览群书，却谦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其实他对古代儒家的经典和《史记》《汉书》都很精通，他曾谈到年少时辍学侍候母疾，暇间即诵读十三经。当时读的是巾箱本，字体极小，晚上油灯昏暗，耗费目力尤甚，后来双目失明，恐怕在当时已种下病根。陈先生可能因为两汉以前史料不足，而众说纷纭，不易遽下结论，故不愿多涉及。他不但博览世典，也博览佛典。《洛阳伽蓝记》由于辗转传抄，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后来学者想方设法析离，仍未得满意的结果，陈先生因通晓佛经体裁，从作者杨衒之习染佛法的线索，提出应从佛经合本子注的体例分析。这是不懂佛典的章句儒生所无法解决的。他所以能精校书，因为他能多读书。他并没有仿效考据学的大师把毕生精力耗于比勘典籍上，而是通过考释史料，创立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其他方面许多有价值的学说，对我国史学界有过重大的贡献和影响。

陈寅恪先生虽然已逝世多年，但他在考据和历史学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的学术成果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