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集中呈现理论总体缺陷的，莫过于“城市文学”的界说、定义。作为一项关乎学科成立的根本论题，它历来富于争议，[5]迄今未决。唯有题材论的超越，已成为现今基本共识。不过，在这曾以政治强力确定的题材价值秩序瓦解之后，新的评价基准却未必能够顺理成章建立。其中包含的巨大历史惯性，要求更高的思想穿透力。或因此，现有缀以“想象”的各种理论、学说兴起。然而，“城市”作为“商品”“物”，亦愈发以其庞大的现实性存在占据了“城市文学”中心视野，至少20年来未曾消退。这特别表现在城市文学兴起原因、背景的讨论上。在此，经济的现实巨变及其历史意志格外显示其对思想理论的反逼，故而总是可见在无条件的承认中，“物”成了最后归因。不论以文化研究的细致理路铺陈，还是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旧有宏论一掠而过。
这正是现有研究的基本理论格局与思想境地。“物”作为非自然，以至于非道德存在，显示如此巨大的下坠力，以致无论怎样“想象”都难以提升、逃逸。因而在为城市文学作各种意义申述时，恰恰面临的是最为现实的整体性危机。原有价值体系的分化、传统伦理道德的解体，不仅是创作现象的归纳，更是基于“消费主义”全球化现实到来的时代总体判断。[6]将之归结于“物”，尤其“资本”的巨大堕落力量，因此成为难以阻挡的思想逻辑，一如“欲望”为20年来城市文学创作难以衰减的理论焦点。无论对之现象描述，主题、叙事形类分梳，还是各种意义的阐发或批判，皆不脱其中心引力。确然，一代代新生作者对于城市生活的个体化书写，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按批评家描述，“物”的属性在此充分体现：流浪与机遇、金钱与利益、身体与性爱、享乐与颓废，使得城市文学始终在严肃／通俗、美感／快感、道德／非道德之间游移、动摇。[7]
问题是，作为“物”的理解，这种以“消费”“资本”“欲望”为逻辑归向的理论批评，无法不终究否定城市文学价值。无疑，“城市”不仅意味着“商品”“物”，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它还提供对于“人”的内心及本质更加深刻探究的可能。正是面对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崛起，20世纪末的批评家尚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它正在重新规范人与人的关系、重新注解人性本身、重新赋予我们以各种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意识……”[8]然而，这一试图以现代意识的全面迸发带动新的文化创造的瞻望，在今天“想象”四起的全球视野，反而失落了。
它只能出于“物”的巨大思想障碍。近年关于“新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的界说，愈益明晰地以“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划分，强调超级都市群甚至世界“通用城市”的空间生存体验，恰恰显示了其难以逾越。在此，它试图取代含义笼统的“城市文学”，甚至可能将此基于“物”之未解的“都市文学”直接确立为新的价值坐标。[9]而在更具体的理论阐述层面，“物”亦成为难以撼动的逻辑原点。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即以其突出的“物”性而日受关注，已然形成百年文学史上的断代。[10]然而，这等“都市文学”认定，不仅与尚处于城乡交径的创作现实总体悖离，而且首先就无法分疏自身与历史传统的关系，并特别压抑小城市、城镇的文学经验。[11]它障目于“物”，因此反将暴露理论自身陷入直线的进化论，成为历史意志的体现。
而在此重要的，则是“物”的理解上所显示的如此全面、深刻的矛盾和制约，以致划出了一条从知识至道德都无法跨越的界线。它不仅相应以往题材论的等级分序，更贯穿现今的“空间”理论视野，必然成为思想的拦截。这里正指向近20年来经由西方现代性理论主导，以及文化研究方法的特别引入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理论体系，作为城市文学“想象”的根本有限。事实上，对于这一随同城市崛起而日渐覆盖城市文学研究领域的“空间”之“想象”，迄今难有批判、反思的间隙和余地。
这意味着现今一切空间理论建构，都首先是“物”的巨大思想绕行，以致只能承认其现实合理性。质言之，正是通过各种空间、场域的划分，作为“物”之不解的知识、道德障碍及最终价值判断可能得以悬置、搁延，从而拓展城市文学的认知和“想象”。
如是，“上海”及“上海文学”最先浮出历史地表，就根本是今日现代性理论的新发现，而非纯然历史结果。的确，这里有1990年代的新、旧“上海写作”为之助推，更有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支持。然而，若非“空间”的悬隔，“上海”不能成为现今城市文学、文化研究无可替代的基点与理论的先锋引领。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理论探索，“上海文学”已从地域、历史的概念完全走向了象征，以致成为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普遍理论建构。近年“上海学”的建立，更是表明一种总体理论追求。[12](www.xing528.com)
在此，以李欧梵《上海摩登》[13]为代表的海外汉学，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事实上，该著从现代性的思想理论背景到文化研究方式的具体论述体例、架构，无不起到模本效应。以建筑、空间场景为连线的城市地图重绘；将启蒙理念、现代意识的诞生置于生产、消费、传播的物质文化背景，并突出期刊、电影运作机制作用的历史重建；由之对“身体”“颓废”“奇幻”为突出表现的都市空间生存体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着意阐发等，作为其基本理路分述，都广泛可见于现今相关研究。甚至“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小说作为其个案选择，在研究谱系已然扩展至“左翼”“十七年”文学及1990年代“上海书写”的今日，仍为习用例证。事实上，更具空间叙事特征、也更近于当今创作现象的“新感觉”派，已渐次上升为历史的首要参照。1990年代“身体”写作，即获得了“新感觉”派的如此庇护与意义伸张：“都市文学因此是赞成关于现代和现代主义的特别的信仰的”，将成为“五四”以来“文学的一个新指向”。[14]然而另一端，以张爱玲小说为基础的香港—上海“双城记”，作为《上海摩登》“世界主义”的原发性理论视域与架构，成为了研究现状的深刻写照。
一种可谓理论殖民的思想“格式化”趋势，已经随着“N城记”的推衍、构建而形成。作为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实际运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其中“想象”的根本缺失。而近年提出的“北京学”，[15]恰与“上海学”构成了最具历史性较量的理论场域，甚或可能重构“双城记”，因此特具思想的验证性。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接续和想象，首即表明它与《上海摩登》“世界主义”视野的不同。如果将之视为“京派”“海派”之争的历史重开，那么这毋宁是一次超出民族国家边界的论辩。从老舍、王朔作品的“京味”，到1990年代邱华栋笔下鲜明的“新北京”标识，在地作家的创作实绩固然足以自证，但“北京学”的真正指向，却在以传统的天然优势成为“想象中国”的一种整体提升力。事实上，“成都”作为“北平”的故园形象，已随同抗战时期的茅盾、老舍等一批迁徙作家的“成都书写”得以建构。[16]虽然更应与北京构成“双城”的天津，尤其深具古典文化底蕴的南京之“衰落”，颇令检阅当今“文学中的城市”版图的批评家遗憾。[17]
这已可见“北京学”蕴含的文化辐射力。先前上海—民族国家之间的“想象”通道，受到质疑和分解，因此可谓自然。“文学中的上海”，到底是历史的，还是仅仅想象的？该问题正随“城市想象”本身独立性的愈益强调[18]而提出。经过对百年上海书写的研究，有学者判定，“上海”是一个夸张了的现代性表述，根本出于现代性意义的堆砌和修辞策略。它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想象的共同体”，因此是一个总体的现代性叙述，而非特定、多元的地方叙述。事实上，在文本上海与实际、历史的上海之间，因其过多的世界性、国家性，后者已被遮蔽、消解了。[19]无疑，这样的论述足以构成《上海摩登》“世界主义”的批判。但其中根本的反诘在于，恰恰不是“上海”，而是对之构成严重压抑的1950年代—1970年代的“国家文学”，[20]才是至高的现代性总体叙述。继而问题就在于，无论后者表现怎样强大统一的“中国”性，都无法解释它何以今日可能释放如此之多作为各自地域标识的“城市想象”，而不仅“上海”。只能说明，这一“想象中国”对于实际、历史的中国之遮蔽、消解，才是更根本、彻底的。
而在此真正有意味的是，逻辑与历史的巨大反差，竟足以“上海”与“中国”各自最充分“想象”的如此互制、反动关系来衡量，从而暴露其中理论路径的循环及相互衍射、复制。这不仅证明了思想的大面积“格式化”，更指向因之造成自身历史的丧失。这才是“物”之绕行的思想后果。事实上，随着“上海学”“北京学”的异向构建，其间的理论紧张，已经对其他地域的“城市想象”产生了真实的压迫和“被殖民”感。[21]由此一窥历史丧失的机窍。
城市及城市文学是什么？因此根本考验着思想理论的独立。而在此，以《上海摩登》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的先锋效用，也并不意味其学本身具有如何特别的理论先见。并且，唯其作为“N城记”的“想象”原引，它的存在只能加倍证明知识理论全球化的高压态势。故其真正意义在于，无论现今研究构成证实还是批判，它都提供了一个可能文化辨识的远程中介。无疑，相比“北京学”表现出的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情感笼统，它具有更高的理论层级，因此其间并未能构成真正的价值之争。近年有影响的海外汉学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22]展现了更为深细的空间理论建构。不过，作为总体论述框架，该著论定“上海”是时间的，“北京”则是空间、内室的，意指时间的凝滞，却更意味深长。它不在这里东方主义的理论移植、殖民痕迹，而在时间维度出现所指示的更高层级的知识理论压力。
无疑，对于真正的文学精神，时间纵轴上的量度远比横向延伸的“空间”严苛。只有时间之中，才有悲剧的诞生、历史和传统的承续。如果“北京学”的崛起意味着这样的承续，那么在此，足以检验、解析作为其“想象”动力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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