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目标与当代社会建设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作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铸造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品质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在本世纪20年代亲自来中国讲学和考察之后，曾认真探讨过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他发现，这与中国文明所包含的道德特质有关。这正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和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使“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1]。罗素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明确提出学习中国人“善于沉思的明智”和“中国人的某些无以伦比的优秀品质”。他指出，“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2]

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而古往今来所有中国思想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目的是求善。“彰善瘅恶”（《尚书·毕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使命。在中文里，“善”具有吉、美、良、好的含义，而“恶”有凶、丑、坏、害的含义。“善”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基础。孔子教导“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乃至全部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善人”，即有“善德”的“君子”，《周易·大有》中早就有“君子以遏恶扬善”之说。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见。”（《论语·述而》）《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曰：“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就是求善的学问，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则是培养“善人”的学说。

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包括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伦、品德、修身、养性的种种见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善的智慧”，是人类文明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道德理想是中国先哲们探讨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行为准则，从善方式、个性完善的重要智慧。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则包含着人类合理生存的道德真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3]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应当积极汲取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4]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鲁迅先生也提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当“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摩罗诗力说》）。但是，我国解放以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只强调批判，不注意继承，采取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态度。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道德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每一民族的道德建设，都有独特的历史继承性。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创造出来的全部道德智慧“合乎规律的发展”。

道德为什么具有历史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方面，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各个时代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在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着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的一定的性质。”^[6]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把尺度，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总体上是进步着的。每一社会的道德思想往往既有一定的阶级性的历史性，需要后人加以批判、改造、更新，又有人类的共同性，表现出人类共同的道德智慧，需要后人加以汲取与继承。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不同的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是各国人民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等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复杂积淀而形成的，构成第一个国家、民族不同的道德心理的行为习惯。道德传统成为新道德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历史基础，即使是具有崭新思想内涵的新道德，也只有从本民族的道德传统中找到“思想支撑点”，才有益于新道德的普及、推广和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7]毫无疑问，我国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体系。应当建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道德文明基础之上。

今天，以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在加速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正日益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建设新型的民族道德精神的急迫性，认识到汲取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加强全民和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认真探讨中国传统道德论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分析中国历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基本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大胆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塑造新型的理想道德人格，加强和改善学校与社会的道德教育服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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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素：《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2]同上。

[3]《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5]《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