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地位和民族文化正统地位

任何对外来文化的借鉴都是以拥有自我为前提的，失去了自我根基的文化借鉴就是一种以借鉴为名的文化消亡。

1.任何社会都需要人文

我们在前文已经充分表述过，任何社会都是人的社会，任何国家治理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国家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定义“人”，定义“人”就是人文，人文的外化表现为人格，因此任何进步的社会都应该是对理想人格不懈追求的社会，而不是让人对待同类如动物般只能相互厮杀、满足食欲等欲望或者在惊恐不安中处处防范着天敌的攻击。任何社会都必须注重人文，国家治理也必须注重人文，或者以人文为核心和主线。西方的神本最后是落实到人文，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发乎人文。现代的西方国家和现代中国也不能避开人文谈国家治理，否则，若真的如进化论精神一般，将人类每个个体之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视为偶然，人的生命意义只能决定于外物，人不明不白地通过“意识”和外界发生着联系，人的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如此一来，人是一种完全不能自我掌控的生物而已，其根本无法找到生存的意义，更无法找到人之所以作为人的特质——人文。这样的思路只能造就所谓的弱肉强食和世俗欲望满足主义，这和人文背离太远，这种偏离天道的思想必然导致人道的迷茫。国家治理必须根基于人文。对天道和人道的体悟以及弘扬，是破除人类精神迷茫的唯一良方。

2.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人文无法逾越的巅峰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秉承的思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不断延续的代际超越，这种认知未免显得浅薄。当我们不断地对古人冠以“原始”“朴素”“落后”“愚昧”等称谓的时候，其往往是根本没能明白古代圣贤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西方的线性历史观与中国的循环历史观形成了截然的反差。线性历史观是一种主观期望，循环历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察。在新的人类时代，我们有望推动线性历史观的实现，但是却并不是想当然能够实现，而是需要依据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重塑人类的信仰，方可避免历史的循环。就中国而言，真正认清传统文化的人文巅峰地位，以人文为主线，是保障历史线性前进的必要条件。

3.通往人文的路径千万条，中国无须舍弃传统另立炉灶

中国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一张“文化名片”，这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举措。中国无需另起炉灶研究通往人文化育的路径，反而是系统化研究儒家并抛开偏见以正视儒家精神和儒家的智慧，这是当务之急。现代中国更需要真正的大儒，需要更多的大儒担当起历史使命。而且，不能将共产党人与大儒对立起来，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具备大儒的品格，共产党人的人格标准就应该是君子。中国自古以来对君子的描述，还不足以系统化的表明君子的品格和特质，在此笔者需要进行尝试性地描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是为君子”。质代表天然性情，敢爱敢恨；文代表人的特质，具备悲悯之心；君子应该具备仁智勇三种品行，但是君子不是圣人，对君子并没有要求其达到圣人境界，而是良知和真性情之平衡，君子还是凡人，并未超凡入圣，但是却是凡人中的最高境界，因此这是社会中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做到的，而千年出一圣人，百年出一贤人，才是历史的常态。

复兴儒学是中国未来文化战略的一大关键。文化不是别人的，是属于自己的，外在于自己的都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为人寻找安心立命的源头以及安身立命的方向，也是确立人如何做人的标准，也是为人如何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时空提供一条便捷的路径。儒家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文化意义的理论成果，我们不可弃之不用，另起炉灶或者心外求法是在走弯路。万法同源、万法归一，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如此，西方的上帝和宗教亦是如此，最终都要通过个人这一归宿来展示和弘扬其终极意义。谋生存、求发展的小我，最终还是归于宇宙时空这一整体的大我之中，无有主观、客观之区分，无有物质、精神之对立，无有你、我之分别，无有刹那、永恒之执着。跳出局限方可升华，去掉蒙蔽方显本真，儒家早已告诉我们答案和方法。

4.精通中国儒释道的精要，西方文化中无论多么玄虚或者抽象的学说，都会明白易懂

有论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至少两千多年来都没有逃出儒学的桎梏，动辄以孔子作为最高精神偶像，没有“创新与超越”，而西方却不断地出现着“超越”。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解，是以“低维”解读“高维”的结果。如有论者疑惑“孔子的微言、七十子的大义，构成了世世代代中国学者难以走出的怪圈”[9]。试想，如果先贤在人文上已经达到巅峰，我们如何超越？西方的“超越”正是因为他们甚至还处于山脚下。笔者读西方近现代的“大智者”们的书籍，如叔本华、康德、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近现代的偶像级人物，确实发现，他们和轴心时代的先知、圣贤相比还是终极真理的门外汉，他们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中，绝不是那个已经走出过洞穴的返回者，因此他们在现代人眼中才貌似不断地在表现出“超越”。这就好比盲人摸象的故事，当一群人无法看到大象的全貌，因此可以偏于一隅摸索出各自的“心得”且不断发展变化，貌似超越与创新，但是作为轴心时代的圣贤，对大象的全貌早已成竹在胸，因此断然无法超越。在人类近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中，也就是“轴心时代”以来，西方的“哲学”恐怕无人超越以苏格拉底为最高峰的古希腊哲学最高成就，而且到了近现代以来呈现出的是严重的“退化”，哲学（爱智慧）作为实证体悟之学甚至完全退化成了以概念和逻辑为核心的思辨之学（徒留思辨）。笔者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比肩、孟子与柏拉图比肩、荀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肩，后来人至多担负的是承上启下的中兴重任，而无超越之功。总之，未能切实体悟圣境者，何以评判、否定圣人之道？勿论传道。

中国传统文化是智慧宝库、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一座巅峰。在对西方宗教、哲学甚至科学等文化方式进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真正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会非常容易读懂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但是却不会产生狂热的崇拜，而是明了其意境并审慎思考，找出互通并且理性看待各自所谓的优劣短长；但凡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或者对传统文化误解、成见颇深之人，就容易出现盲目崇拜西学的现象，而且其对西学之哲学、宗教之理解往往流于表面而不能深入，西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而言非常浅表的理论亦被作为高深的理论对待，并且自以为取得了打开国门看世界得到的丰硕成果而反过来鄙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有些人读了几本西方哲学诸如康德、黑格尔之后就号称中国没有“哲学”，有些人看到黑格尔对孔子《论语》近乎无知的负面评价就会莫名升起一股自豪感，类似现象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不是人们认为现代中国对于传统中国显示出了现代性，而是告诉我们：太多的人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化的精华加在一起都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这就是文化自卑的根源及其表现。今日，如果我们还不能正视这一非文化战略推进无以改变的局面，而是狂热地以爱国之类的要求来施压，只能导致国内不同学理路径的人越来越撕裂，而不可能导致大家达成共识并以民族团结为目标的结果。现代中国的文化战略推进过程，也并非所谓强制可以取得成果，这样就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难以真正还原传统文化的本真。而且试图用强制手段推行“文化”，本身就是对“文化”的叛离，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如目前网络对所谓“不当言论”的口诛笔伐甚多，甚至超越法律底线喊打喊杀，这都不是能凝聚人心达成共识的智慧方法，只是人群撕裂的一种表现，这是文化危机的表现和结果，我们需要针对其原因寻求解决方案，否则只能加剧撕裂。

5.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而不是僵化的教条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指前文所讲述的儒家文化的永恒与变化之意，其核心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内核精神的传承，而要义在于防止形式大于内容的传承，或者僵化于形式而影响内容的传承。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着汉服、讲古人名言警句，是体现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但是这本身只是形式，传统文化并非是单纯的语言和理论，其要义在于人的心性和行为以及二者的一致性。完全的现代语言、现代生活方式可以将传统文化精神完全贯彻，复古的语言表达和生活方式，也可能实际上背离了传统文化。简而言之，在今天，一个能够通篇背诵四书五经并且对义理解读得头头是道的“文化人”，未必比一个目不识丁的“非文化人”更加符合传统文化精神的要求。我们今天观念中的传统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理论流传了下来，而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需要体现于每一个人的“心主行”的心行一致的真实生活中，而不是在书本上和文字中，文字只是有助于理解如何去践行的方式之一。因此，传统文化现代化，并非一种形式认同，更非一种强制认同，而一定是一个符合现代人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譬如我们今天如果倡导人人打坐参禅、坐而论道，将活生生的文化僵化为某种形式，那么为生活而劳碌奔波的大众就不具备这一形式条件。如果说人人都明确良知是人生的根本，在时时处处都以良知为指引和约束，则文化就会自然兴盛起来。坚守良知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仰，也是超越一切曼妙的理论、人本信仰建立的根本基础。(www.xing528.com)

（二）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政治地位、时代文化地位

1.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最初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接受，而不是像历史上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必须首先披上中国外衣才能够得以生存，除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十分衰落之外，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大共同性，否则当时正处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入侵的情况，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西方文化，譬如当时无政府主义学说就被共产党人所抛弃，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设想过将基督教设为国教，但是也放弃了：一是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大同理想趋同；二是对无产阶级的人性善预设与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趋同；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与儒家经世治世趋同，皆为入世精神与利民精神；四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历朝历代反抗压迫的农民革命趋同；五是集体主义与儒家家国同构趋同；六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儒家的人本趋同，无须另立上帝和神作为主宰；七是辩证法与儒家的中庸趋同，诸多方面皆具有相似性因而具有亲和性。反观当时在中国传播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等，因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具备相似性而难以被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的文化根基。如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教权却无法让人们不再信奉上帝一样，历史难以割裂；马克思主义被广为接受也是一种历史无法被割裂的体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也是在中国儒家西传、中国人本文化西传之后，在欧洲经过两百年左右的吸收和传播之后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存在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正如同佛家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保留了佛家的完整教义传承至今，而佛家发源地却改成了以印度教信仰为主。马克思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儒家西传之后的回归。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体系，是勇于接受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放性相结合的结果。发源于人、造福世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今天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然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中国文化内在的一部分，而非外在之方。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除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契合之外，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价值更在于我们深刻的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和问题。马克思本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使得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清了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当时的黑暗和资本主导的社会产生的种种人间疾苦的明确，才让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称霸世界时发生价值认同。五四运动开启的民主科学浪潮，只是争取自强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认同和“拿来主义”，在当时传统文化衰落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没有“征服”中国文化。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以金钱和物欲为指引的资本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的约束，将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为中国避免资本主导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成果，也为当时和现在提供了一面映照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子。财富的大量创造与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是资本的一个逻辑；权力为资本服务是资本的另一个逻辑。权力与财富的关系成为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和标尺。这是现代中国也必须警醒的、必须避免的。当权力和资本结成联盟或者干脆融为一体，亦即权力私有和财富追逐成为权力的目标，表面上任何所谓公平正义的理想都将是子虚乌有。这种资本主义弊端的历史警示，马克思在其理论中的深刻阐释是必须牢记的。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如果可以假设，倘若没有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深刻洞察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我们今天的文化可能早已全面西化了。因此，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中国才能够以自己的现代中国文化延续着民族精神和发展。至今，西方文化的世界扩张仍然在继续，而我们仍然处在一种对文化阵地的坚守过程中，那段历史还在继续，并未结束。

2.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政治领导地位

这里涉及一个意识形态的话题。各个国家，都必然有意识形态，无论其是否公开宣称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政党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的至上性是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坚守的最根本的理据就在于人民性，人民性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主义疯狂进行资本扩张和剥削压迫的年代，之所以研究资本剥削的秘密，之所以宣称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就是因为基于人的恻隐之心，希望世界不再有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让人和人之间恢复到平等仁爱的秩序和关系。阶级的事实形成在当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的学说在于突破这一结果状态而寻求新的理想秩序，这种新的理想秩序就在于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平民不再任人宰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民至上的问题。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人民至上应该永远是一个国家治理的主题，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理据上都是在寻找实现人民至上的根本路径，至于是否人民至上是一种事实上的差别和路径选择所导致的实现程度差别，而不是一种理据上的差异化主张。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制度优越性证明，也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切实支撑。

3.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时代新文化

结束帝王的统治，确立人民大众的国家主人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被现代中国人接受并赞成的至为关键的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在古代，帝王代表天来统治大众，虽然其文化理据也是以民为本，但是却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文化要求有着很大距离，在我国，人民大众就是天，甚至民意大于天。执政者来自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执政者成为人民的公仆，这是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进步，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随意曲解中国古代“父母官”的真实含义，以父母之爱对待民众所要求的是无私奉献而不是作威作福；但是“父母官”的称谓在当时虽然具有合理性，在当今却已经与时代语言格格不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时代新文化之意的缩影。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用时代语言所表达的、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时代新文化，亦应该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在新时代的执政理念。

（三）甄别借鉴西方文化

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和合适部分，反对和警惕文化的全盘西化。现在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推崇中加剧了全盘西化的趋势，西方近现代文化是以西方古典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同时深受中国人本主义影响而综合形成的产物，这并不是一种定型化的文化类型。西方近现代文化的魅力在于其“启蒙”精神，也就是让人们突破现实政治黑暗和秩序僵化伴生的思想牢笼，其缺点在于没有建立自己的人文根基，因此在启蒙中必然伴随着盲目和狂热。对于黑暗的政治统治，其具备强大的反叛精神和破坏旧秩序的能力，但是却天然缺少建立新秩序的能力，在旧秩序被破坏之后，需要古典文化的核心精神加入来保障新秩序有立根之处。

（四）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文化组成与归一——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

国家总体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现代化为本位、以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化为方向、以对西方文化求同存异包容化为借鉴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现代文化方向的明确性、文化组成的明确化。在此基础上，在实现中西文化互通过程中，中国文化自我根基确立、自我定位清晰，再寻求中西文化的求同存异。如果没有自我，则中西互通必然陷入西化的结局；如果互通中不能够求同存异，必然形成中西两极对立，这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民族精神根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方向，吸收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充分体现现代中国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文化发展成果的综合体，是一个人本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