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契丹和女真：唐朝灭亡后的华北地区」

就在突厥族持续迈向成为伊斯兰中东世界主人之时，在东方世界也有大幅变化。这是另外一股波潮。也就是继回鹘游牧帝国之后唐朝也处于混乱状态而即将灭亡时，有两股新的势力开始浮现出政局表面。这就是蒙古系的契丹族及突厥系的沙陀族。以这两股势力为中心，东亚进入约长达300年的多极化时代。

在唐朝灭亡的华北地区，成为合并主角的是以山西附近为主要根据地的沙陀族。果然是山西且为游牧集团这点，会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刘渊之山西匈奴王国或是尔朱荣的山西匈奴集团，这实在相当有趣。此处有一个关键点。

沙陀族的前身似乎可追溯到构成西突厥一部分的集团。而说不定在回鹘游牧帝国时代，是属于其末端。

沙陀集团的存在价值，随着动乱逐渐高涨。在朱邪赤心担任首领时，镇压了动摇唐末中华本土的庞勋叛乱，以其功而得到赐姓为唐朝国姓“李”，因此改名为李国昌。接着，成为平定前述之黄巢大叛乱的主要势力。唐朝为了镇压叛乱而依赖游牧军事力量并靠其延续生存的这个做法，是从引进回鹘以来一贯相同的策略。

而且，由王仙芝及黄巢等黑市盐商掀起的大叛乱这件事，原本就并非与回鹘无关。当回鹘游牧帝国瓦解时，逃到唐朝的回鹘残留势力，在受到唐朝以“征讨”为名的攻击后更趋微弱化，之后更被强制迁移到河南省南部的原野。那些人与黄巢为了私下交易而建立的秘密集团组织结合后，就一口气地变强大了。在宫崎市的《大唐帝国》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河出书房新社，《世界历史》，1968年；中公文库版，1988年，405—406页；岩波书店全书版·八，1993年，399—312页）。但是，当接到唐朝出兵请求的李国昌之子李克用率领沙陀部队从山西登场时，黄巢立即被镇压。以黑色装扮武装的沙陀骑兵队以其快速攻击被称为“乌军”也就是“乌鸦军”，使人们感到惧怕。公元884年，黄巢被杀。

此时，唐朝在事实上几乎等于已经灭亡。在这之后，曾为黄巢部下但叛逃到唐朝的朱温改名为朱全忠后又再度举兵叛变时，就成了与山西沙陀军团的对抗。李克用是乱世的风云人物，与给了唐朝最后一击的朱全忠之开封政权（在历史上称为后梁）不停地展开拼死的军事对抗。不久后，在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时，消灭后梁在政治上统一华北，并将王朝命名为唐。在历史上将此称为后唐。这是突厥族的中华王朝。

在这之后，成为统治者的沙陀族内部族力争夺战逐渐扩大，正因为是复核心结构的联盟。虽后晋、后汉之中华式王朝名称乍看之下像是完全不同，但本质与前述的“拓跋国家”情况相同，就算将其概括到“沙陀政权”也无妨。在传统中国史中称为五代的王朝，除了最初的后梁及最后的后周外，剩下的三个毫无疑问地都是“沙陀政权”。即使是最后的后周，也只是因为偶然间由汉族出身者担任沙陀军阀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已，权力的母体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长城线以北地带，契丹族成为主角。在此也出现与李克用齐名的一代英豪——以汉文书写为耶律阿保机。耶律是姓氏，阿保机则为名字。至于契丹语的念法，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名字的部分，于蒙古时代的波斯语史书中，以波斯语风格长音化的表现，被记载为“A—Ba—Ki—”。或许接近日语的汉音“あばき（Aboki）”也不一定。

以兴安岭南端为源头出发，向东流后转为向南贯穿辽宁平原的大河——辽河，及其大支流的老哈河流域，形成优异的草原。在古代，鲜卑及乌丸曾将此当作根据地。“契丹”这个名词，在北魏时代的刻文中就可见到。在鲜卑南下、乌丸解体后，以契丹为名者现身。

前面已经提到的，在8世纪初期之阙特勤碑等突厥碑文中，以“Qitay”这个形态出现。“契丹”这个汉字音译是古代悄悄地将最后一个拼字“y”以发音接近之“n”代表。包含作者已公开过的文稿在内，在日文里会以“キタン（日文发音为（Khitan）”标示，可说是意识到与“契丹”的联动而产生之表现方式。但是，在突厥碑文以后，例如在转换粟特文字而形成的回鹘文字之回鹘文文献中，则是清楚地记载着“Khitai”。应该是在去除掉n音或是将其转为i音的语言现象中，“Qitay”就变成“Khitai”。这一点是根据回鹘文献研究者、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专家森安孝夫的指教。有一段时间作者也想过，“Khitai”（在波斯语及阿拉伯语为“Khittāī”或是“Khatāī”）最后一个拼字的“i”是波斯语的最后拼字“ī”，因为波斯语是当时大陆世界的国际贸易语言，故波斯语形式的“Khittāī”或是“Khatāī”就变得普及。再加上，对于前述的“契丹”这个汉字音译字应该是呈现出早期发音这件事有所在意，故特意地使用“キタン”这个表现方式。但的确是不管怎么看，关于重要的公元10世纪以后的契丹帝国时期以及之后的蒙古时代，都还是用“キタイ（日文发音为Kitai）”较为自然。谨在此致歉并修正。

在隋唐时代，辽河附近为契丹、老哈河附近为奚，而在两者之间稍微偏西则为霫（或称白霫）以及被以各种汉字标示的多种集团，形成松散的团体进行游牧。契丹一度甚至成为安禄山核心部队，以精锐强悍的骑兵而闻名，可说是其近亲的奚及霫也具有不可轻视的实力。

不论契丹族还是奚族，都已成为唐朝前期之羁縻政策的对象，就算是原本也具有相当接近于中华本土的风土民情且受到中国风文化及生活的影响，但仍具备强烈的坚实游牧集团之独特性而成长为庞大势力。但是，因各别集团内的各自独立性太过强烈，反而延迟了国家的形成。

就在长城线南北两侧同时都笼罩在时局变化下的时候，最大政治势力的契丹族中出现了耶律阿保机。从契丹八部之一的迭剌部出身的耶律阿保机认为应该要打破由八部具权势的族长们共议的政治运作及团体代表者“可汗”是由遥辇氏（契丹的主要核心集团，迭剌部也是其中之一）中选出之制度这两个惯例，因而开始采取行动。

耶律阿保机暂且持续替遥辇氏契丹的痕德堇工作，并且在对内对外的政策运作中崭露头角。公元10世纪初的901年，一个直属于他并成为稍后会出现的契丹帝国基础的小型权力组织就形成了，也可以将这视为是耶律氏权力的起点。（公元901年为契丹国的起始年这一点，在陈桱的《通鉴续编》中已经有记载。蒙古时代辽国也已经到达宋朝，元代年号为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时自行命名并付印出版的这本历史书，是记录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南宋灭亡为止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内容只有从盘古到唐朝末年的重点，第二卷则是从901年契丹国家的出现，开始所有的记述内容。本书没有采用到当时为止不知为何已经常识化的唐朝之后为五代，接着是宋朝这种中国史的纪录方式。除了是跨越王朝框架的“东亚史”外，还有契丹王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之独特性。在元朝刊本中，还留有显示出与蒙古政府相关的印记，不能说这纯粹是陈桱个人的“私人著作”。大概也带有正式“通史”的一面。若以此作为典故依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印象将会大幅改变。不管是在文献方面或是历史方面，这都是应该要多加注意的书籍。）

总之，巩固了权力的基础并且也握有契丹部族联盟整体实权的耶律阿保机，在痕德堇可汗去世后，就废除了可汗选举制并举行登基仪式自立为君主、称国号为“大契丹国”。此时为公元907年。在九年后的916年时，进一步自称为天皇帝，并以中华式的“神册”作为年号。

关于这个过程，到底该以哪一年作为契丹国家成立的时间，有各种说法。每个说法都有其相对应的理由。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看作就是从901年开始到916年的十多年间，耶律阿保机将契丹族的政治联盟改为以自己为中心的体制，并慢慢地建立出名实相符的单一王权之统一国家。

登基仪式、中华式的新皇帝称号及选定年号等，本来就是具有极度象征性的行为。每一个动作都有其政治方面意义及目的。尽管这么说，其中最该被注意的是公元907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唐朝灭亡，朱全忠取而代之登位称帝。非常明确地，耶律阿保机是意识到这一点而举行登基仪式。

而且，该仪式是根据契丹族的古礼，燔柴告天。燔柴、告天这个行为即使是在中华文明中，也如《尔雅》《仪礼》记载般，是个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因为是以聚集具有权势的族长以下众人向上天神明（也就是Tengri）发誓之祭神仪式进行，也可以说是承袭突厥·蒙古系游牧民传统的契丹原有之仪式。

907年时，耶律阿保机应该是在过去的大帝国唐朝灭亡后，在包含了想要继承该位意图之下，举行了登基仪式。而会将该仪式以契丹方式进行，除了象征新诞生的契丹国家为契丹联盟之外，同时大概也是宣示与南方朱全忠对抗并意识到自己为“北方皇帝”这件事。916年时自称天皇帝〔但这或许也是Tengri Qaghan（天可汗）的汉文音译字〕及采用新年号的行动，则是相对于南方中华王朝后梁，补齐自己在体制上不足之处。

在这一连串国家体制建置的最盛期时，905年时与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在沙陀族统治下的北方要冲云州（大同）会面，缔结以长城线为界，北方为契丹、南方为沙陀势力范围的切割约定。至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因为看起来契丹与沙陀在表面上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些战斗，但实际上却都很明确地回避将对方击溃为止的激烈斗争。

总之，成为契丹帝王的耶律阿保机，在这之后开始着手进行契丹国家的扩张及内政的建置。公元920年他命令创造大小两种的契丹文字，接着到925年为止完成进攻背后之地的蒙古高原中央地区、掌握回鹘首都斡尔朵并建立间接统治蒙古高原东半部的体制以解除后顾之忧。来年的926年他消灭了被赞颂为东海盛国的渤海国另立东丹国，并封身为长子的皇太子耶律图欲（中华式文字为“倍”）为东丹王，之后在返国的路途中去世。

契丹统一国家正是由耶律阿保机在一代之间完成的产物。其转变的基础及成为权力者后的事迹，虽然在规模上可能较为逊色，但有可让人联想到300年后的成吉思汗之处。

就笔者个人来看，成为第二代的次子耶律尧骨（中华式名字为“德光”）是个较之后的蒙古帝国第二代窝阔台更具有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国家这个规模上，比起窝阔台时代蒙古帝国跳跃成为世界帝国，尧骨时代的契丹仅止于东方霸主这件事，只能说是时代的差异及契丹与蒙古的组织力之不同。而且，说起来因为蒙古还可以吸取契丹的300年历史及经营帝国的经验与种种智慧。

在华北地区，沙陀政权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统治者。但是在重要的帝王李存勖尚未整建体制并且没有留下适当太子人选的情况下年纪轻轻就去世之后，失去了可以整合沙陀军事集团的象征性血统，渐渐地变成复数的实力者集结成军事同盟。虽然在李克用时代以来的老将李嗣源成为后唐皇帝（后世尊称为明宗）并相对地控制住局势的九年间，动乱没有更加明显化，但当他于933年去世时，立即出现权力斗争局面。

已是继承者的李从厚被父亲的养子李从珂杀害，李从珂在洛阳称帝。从安禄山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游牧民为了加强关系，经常会安排一时性的父子关系。这就是亲生儿子与养子的斗争。控制了沙陀主要根据地山西的石敬瑭（这位也是突厥系的沙陀族）为了打倒原本就是敌人关系的李从珂，就向契丹提出归顺为臣之请求以寻求协助。(www.xing528.com)

耶律尧骨答应其请求，亲自率领契丹机动部队击溃了李从珂的洛阳政府。在传统中国史中将此说成后唐的灭亡，但这原本就只是断代史观念而已。

此时，石敬瑭与契丹约定，除了认契丹主为父之外，并割让位于中华本土北边、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燕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云是指大同）以作为救援的回报。当石敬瑭建立名为后晋的中华政权后，他就完全履行当初的约定。

契丹将沙陀当作臣子部下。或者也可以说是契丹国家将华北国家当作附属国。包含接续“沙陀政权”的北宋出现后，契丹握有燕云十六州的时间持续约200年，就算之后契丹国家被女真国家取而代之，宋朝到最后也都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华本土全境统治。

契丹国家改称为中华式国号“大辽国”，是在石敬瑭去世后尧骨率领契丹军击溃企图独立的后晋并进入汴州（即开封）城之公元947年阴历二月。耶律骨尧很明确地是企图宣告作为同时统治草原世界及中华本土之新大型帝国“大辽”的诞生。将新年号定为“大同”，也是基于相同想法。

若此状态继续维持，在此历史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改变。北宋应该根本就不会出现。但是因契丹将士的蛮横招致华北民众的抗拒，契丹军往北撤退。英明君主耶律骨尧也在梦想消失后，于北归的路途上突然去世。

就这样，在公元10世纪中期左右，契丹国家的外围线确定了——是个东边涵盖从日本开始整个满洲地区，南从现今北京地区开始到大同附近以及西北则是到达间接管理的蒙古高原中央地区之庞大疆域版图。当公元960年时，汉族出身的宋朝在中华本土诞生后，公元1004年第六代皇帝耶律文殊奴（中华式名字为“隆绪”，后世尊称为圣宗）率领契丹大部队进攻到当初曾经军事对立的华北最深处。直捣占据架在黄河上大桥南北两岸的要冲之地澶州，与好歹要装出迎战姿态的北宋真宗进行了皇帝间的合约书交换，实现由契丹主导的两国永久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

北宋能够不像五代各王朝般短命终结，就是托这个和平条约之福。在北宋的治理下，中华本土的经济及文化也是在政治局势的安定下繁荣发展，尤其无法忽视的就是借由北方契丹帝国形成从外围保护北宋的形态而得以继续维持的和平状态，使得宋朝很容易就会被说成是个相较于军事更倾向于文化发展的和平国家。但其实宋朝也是个不输给其他中华王朝的军事国家。称为宋王朝的国家权力，拥有超过2万的官员幕僚及居然达到150万的庞大军队。为了筹措长期经费，不得不拼命地确保及扩大税收。先不论被评定为文化大国及经济大国之事，惊人的官僚军事大国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即使投入了庞大的军事费用，仍是被契丹国家及金帝国拼命打压。不仅如此，甚至连西夏也称霸一方，宋朝以超过50万大军常驻于陕西，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抑制住其侵袭就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简单来说，宋朝尽管有庞大的军队及莫大的军事经费，却在军事上依然软弱。但是实况就是如此而已。不知为何一般人很容易就会舍去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以欢乐印象过度夸饰宋朝中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另一边的契丹国家也在每年从北宋得到巨额的银、丝绸之岁贡（就是指每年的贡品）下，政府及国家整体都相当宽裕。这就与过去的回鹘游牧帝国借由从唐朝政府得到经济支持而富裕是同一个架构，但在规模方面远远地凌驾其上，而且长期都维持这种状态。

暂且不管这样的实情，在近代前期亚洲大陆，两个大型国家社会借由政权之间的条约而取得超过百年以上、极度安定的和平共存状态这件事本身，可说是相当令人惊异。至少，若要思考关于从公元11世纪开始到12世纪的东亚时，首先必须要将这个和平共存当作前提再进行讨论。

就结果而言，契丹国家之中包含了游牧社会及农耕社会，以这点来说，是个也可以用“牧农复合型国家”来代表的结构组织。在人种方面，除了原有的契丹族之外，还有奚、白霫、党项、蒙古系放牧民、汉族、女真系多族及渤海遗民等，形成三层、四层复合结构的国内主要区分为游牧民及定居民等两大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置出二层国家、行政及社会体制。

在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游牧民及都市的共存关系。具备首都标准的主要都市有五个，称为“五京”。沿着辽河的首都上京临潢府是契丹族的主要根据地，另外分别在契丹近亲奚之地设置中央大定府、在渤海遗民迁居处辽宁平原建置东京辽阳府、沙陀族的最原始根据地“云”地区为西京大同府，以及踏入汉族世界“燕”地区则有南京析津府。依据形成国家疆域骨架的五个地区及居民，分别建设不同的居住城市。

尤其相当于现在北京地区的南京，从安禄山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混合型国际都市，在经济、文化面可说是个实质上的首都，反而是上京临潢府渐渐地变成具有浓厚象征性色彩的政治都市。顺带一提，在契丹及北宋并存的南北时代，若说到东亚的国际都市，在脑中很容易浮现出北宋首都开封。但真是如此吗？恐怕不管是在来往人员、物品、语言及文化等各方面，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应该是契丹的准首都南京。不仅如此，关于包含宋朝在内的事物，该说是向来总会以印象为优先吗？明显过度评价这件事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契丹国家最独特的地方不只是“五京”而已，如契丹、奚等每一个具有权势的部族集团都分别在其各自拥有的游牧领地内建造具相当规模与数量的城墙都市。其结果就是让契丹国内几乎所有区域都成为游牧地及都市的复合体。

在回鹘游牧帝国时明确化的游牧及都市关系，到了契丹国家时更是得到全面发展。总之，此时已经进入一个无法适用所谓单纯游牧国家、农耕国家分类的时代。

就如同已经说明过般，游牧国家很容易整合，但也容易分裂。这是优点也是缺点。虽然容易分裂可说是联盟的宿命，但若从另一方面来说，总之到头来就是相较于国家整体规模，中央权力及支撑之机构、组织是极度微弱。

但是，到了契丹国家时，这个缺点得到相当幅度的修正。借由在游牧国家框架中导入农耕国家系统，契丹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及持续力。总之，游牧国家在契丹国家以后，在国家系统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国家本身进阶了。

进一步地，契丹国家将北宋所赠之银及丝绸转而使用于国际贸易，甚至将首都上京临潢府规划变身成为国际贸易民之回鹘商人们的居住地。在公元11世纪以甘肃回廊为中心的党项族建立了结合汉族、回鹘族及藏族等多族的多种族国家西夏，东亚的政局又变得更加多极化。立于这些所有国家之上的军事大国契丹，是个相当符合“帝国”之称的存在。

契丹这个名字在中亚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过去的“拓跋”，成为东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代名词。即使到了现今，若说俄语的“Kитай（Kitay）”及波斯语的Khitai，都是指中国〔顺带一提，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英文名字中的英语“Cathay”也是相同〕。

公元11世纪的东方是契丹帝国的时代。但是，至今为止以北宋为中心述说的历史样貌，在其根本之处，是站在一个于某处蔑视着北宋存活于契丹附属之下这件事情核心的立场。历史持续迈进，到了12世纪初，不属于契丹帝国直接管理的通古斯系（Tungus）女真族之中，在满洲北部区域松花江（Sunggari Ula，俄语“Cyнгари”之字源）流域的完颜氏浮出台面。1115年时族长阿骨打（在蒙古时代的波斯语史料中也以“A—ku—Da”拼写）合并了满洲东半部的女真系集团，建立称为“大金国”的国家。

契丹国家在内乱下无法充分对应新兴起之女真国家攻势而被侵入，首都上京临潢府也沦陷。失去中央机能的契丹帝国就在这个时机点，从内部自行崩解。女真国家不仅取而代之成为燕云以北霸主，也将北宋打倒而一口气地完成了包含华北地区的庞大版图。

同时继承了契丹帝国及北宋中国的女真金帝国当然成为一个由多种族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国家。虽然政权的主要核心是由女真族所构成，但事实上也包含了大量的契丹势力。因内部对立导致自我毁灭的契丹帝国中，有大半的人可说是直接平调到金朝。金帝国实际上是个女真与契丹的联合政权。

契丹帝国崩坏之际，王室成员之一的耶律大石（大石也可音译为达实。就汉语发音而言几乎相同。在波斯语史料中也以“Da—I—Shi”记载。也许原本是来自汉语之太子或是太师的契丹名字）经过蒙古高原往西前进，推倒喀喇汗王朝并于中亚建立第二个契丹国家。就是汉语文献的“西辽”、伊斯兰文献的“Kara Khitai”（Kara Khitai不仅是指第二个契丹帝国西辽而已，也是代表整体契丹族的称呼，更是他们的自称）。

12世纪就成了由东边的女真金帝国、中央亚洲的契丹西辽国、在其中间为西夏、江南地区则有南宋以及西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多国构成的版图样貌。在超越草原世界及农耕世界、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浮出历史表面的另一方面，时代的整体状况可说是越趋流动化。不久之后，在这之间就会出现并吞整体的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