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无限可能，为出版社注入新活力

为了让出版社尽快脱离经济不振的困境，我必须组织开发新的教育辅导读物和少儿读物的出版，必须组织每一年度长篇小说畅销书的出版，可是，我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过长篇小说的重点选题。对每一个稍有特点的长篇小说我都要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前面说到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去善待作家、扶持写作的。对于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最好是竭力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性。

高贤均副总编辑来谈书稿，他重点说到军旅作家徐贵祥有一部长篇书稿，书名是《凹凸山英雄记》，觉得故事写得“很过瘾”。说到“很过瘾”时贤均的脸上放着红光。他总是这样，每每看到好书稿，就要叫好，就要脸放红光。甚至，说起多年前的某一部好书稿，譬如当年路过西安取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书稿，和编辑洪清波两人在火车上读起书稿，发现这是一部好作品，他也是满脸红光。他说到徐贵祥的这部书稿，需要我作为社长再考虑一下行不行，主要是里面两个主要人物，年轻时，一个流氓习气很重，一个温文尔雅。流氓习气很重的后来进入革命队伍，成了英雄，功成名就；温文尔雅的那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果自然一塌糊涂，这么写有没有导向问题。我略做思考，当即发表意见，内容没有问题，两个人的人生命运的错位正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是，我建议书名重新考虑。贤均好像有点儿没想到我要谈书名。我说，现在的书名有点儿演义小说味道，还有点儿暗喻，所谓“凹凸”不就是暗指命运坎坷吗？是不是可以弄个大气一点的书名，比如“历史的天空”之类的，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就是因为历史的天空变幻莫测。后来，小说就是以《历史的天空》书名面世，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

我并不认为这个书名对于徐贵祥这部作品获得大奖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就叫作《凹凸山英雄记》，恐怕也让人初看书名难以产生内涵丰富、格局较大的印象。一本书的命名，不仅是书籍内容的归纳或者标识，往往还能为内容传播提供独特的感召作用。为此，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出版人，在书稿的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总要在书名上有所关注，有所踌躇，有所斟酌，最后才做出决定。我们从中文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从译作的书名设计就可以看出一部好书有时候也有一名难求的时候。我国的《水浒传》，德文译名《强盗和士兵》，法文译名《中国的勇士》，英文译名《发生在河边的故事》和《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曾经翻译过《水浒传》，她拟的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中国读者的审美视角来看，恐怕都不如作品的本名《水浒传》来得有气派。有的翻译家把《三国演义》的书名拟成《战神》《三个王国的罗曼史》等；把《红楼梦》命名为《庄园里的爱情》《红房子的梦》《石头记》等；《西游记》的书名更是起得五花八门，有《猴》《猴王》《猴子历险记》《猴子取经记》《猴与猪》《猴和猪往西的路上》《去西方旅游》等。显然，这些书名是生动活泼了，可是基本上是配不上全书丰富的内容和宏阔的气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流传着一些关于书名斟酌的故事。已故名编辑龙世辉先生，早在1950年代初，从发现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初稿到最后担任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为作家修改作品提供了大量帮助，这些事迹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过，可他在书名上的贡献还不太为人们所注意。作者原来拟的小说名是《林海雪原荡匪记》，后来在龙世辉的建议下改成了《林海雪原》。试想，如果用的是原书名，这部红色经典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少了一些诗意和大气？这部作品的内容主线尽管是剿匪，可是其中战争环境、社会风貌、人物形象特别是浪漫爱情故事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龙世辉还有过一次修改书名。1980年代，湖南作家古华应约将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镇》初稿交他，他安排一位稍年轻的编辑先看，那位编辑得出的评价并不令人振奋。龙世辉接过来一口气看完，当即确认是一部好作品，决定把作者留在北京修改润色书稿，并就初稿中一些人物情节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还建议把书名改为《芙蓉镇》。从此，就有了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芙蓉镇》；有了获奖电影的《芙蓉镇》；有了湘西某个小镇成为《芙蓉镇》故事的旅游景点，一直游客络绎不绝，至今不息。

除了《历史的天空》我在书名上有一点贡献之外，还有一部作家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的出版，也是我和责任编辑杨柳在出版时颇费踌躇的一件事情。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因为先后出版王跃文的《国画》和《梅次故事》两部揭露某些党政机关干部贪腐现象的小说受到上级领导批评。现在，作家阎真提供给我们的是又一部揭露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贪腐现象的小说，虽然写得痛快淋漓，又有凛然正气，可全书并没有突出的正面人物形象，要说有，那就是叙述者“我”。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因为负面的内容问题而又一次遭到批评呢？责任编辑比较担心，要我这个社长拿个主意。我认为作品的基调是批评、反思而非展示，与某些官场小说过于展示负面生活不一样，只是作品还是缺少了一些应有的亮色，可又不可能让作者硬添上去。踌躇间，我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原名《动物卡通》，可以说这个书名把作品的批判倾向执行得很彻底，这样一来，不仅显得作品不够文气和优雅，还不利于作品安全面世。看来可以在书名上动手改造。和编辑杨柳商量后，我让她拟出十几个书名，我从中选择了“沧浪之水”并作为书名，也征得了作者的同意。“沧浪之水”取自古代民歌《沧浪歌》，全诗如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在汉北一代的民歌。诗的大意是：沧浪江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缨；沧浪江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很明显这是一首劝人积极进取的古代民歌。“水清”是喻治世，而缨指代帽子，古代男子的帽子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濯我缨”当然就是比喻做官了。把这首上古时期无名氏清澈流利、铿锵有力的名诗置于全书之首，可以象征一种正面的追求和呼唤。《沧浪之水》面世后，果然比较安全，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和文学评论界许多实事求是的褒扬；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复评都名列前茅，只是在终评最后时刻落选，令许多评委扼腕叹息。无论如何，《沧浪之水》的出版还是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好评。这部书顿时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畅销书，而后成为出版社的常销书。

长篇小说《沧浪之水》

带领出版社冲击茅盾文学奖，我可是时时放在心上，不敢掉以轻心。老作家宗璞反映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部《东藏记》出版，样书摆在我办公桌上。我知道，宗璞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的女公子，为人为文声望颇高。她是在双目几乎失明的艰难情况下写完这部新著的，对这样一位受到文学界普遍尊重的老作家的新作品，不能只是出版了事，出版社有责任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按照“野葫芦引”系列的写作计划，第一部是《南渡记》，第二部是《东藏记》，然后还有《西迁记》《北归记》，为此，人文社出版《南渡记》后，曾推荐参加“茅奖”评奖。结果评委们认为应当把四部出齐后放到一起来评。可是，从责任编辑杨柳看来，作家因视力问题已经难以继续正常写作，能把第二部写完已属奇迹，不能指望她接着再写后面两部。那么，是不是可以单就《东藏记》参评呢？我以为完全可以提出这个实事求是的参评建议。其实，《南渡记》没有给奖，文学界已经有些不安的声音；这次再拖下去，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www.xing528.com)

《东藏记》北大研讨会

我把责任编辑杨柳找来，要她和策划室配合，为《东藏记》举办一次作品讨论会，而且要到北京大学开这个讨论会。一者是照顾宗璞先生，她住在北大朗润园，参会方便一些；二者是强调这部作品的背景是以北大、清华为主体的西南联大，希望更多北大、清华的教授能出席会议；三者是这部作品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大学里讨论能够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杨柳没有料到我有开讨论会的打算，似乎有些为难，她说这部书只印了1万册，估计慢慢卖能卖完，反正编辑部和作家本人也不强求大卖，是不是一定要开会，请我考虑。我猜想她是担心开会将加大成本。那时候出版社实行责任编辑经济效益核算，像开讨论会这样的开支都要列入成本中。我猜测她心里有此顾忌，于是立刻说明，开这个会的成本由社里承担。与此同时，我让办公室通知有关部门，凡是社务会决定列入社里重点宣传推广的图书，举办作品讨论会都由社里出资。杨柳很高兴地接受任务去筹备《东藏记》的讨论会。

不久，讨论会如期在未名湖畔举行。会议当天，我因为上级有重要会议未能出席，很是遗憾，一再托杨柳向宗璞先生致歉。会后杨柳跟我传达会议情况，很多著名教授和文学评论家出席会议是自然的，可出席会议的作家竟然有多位，这是事前不曾料到的。宗璞先生很是高兴，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专程到会并做了发言。我知道建功学兄轻易不出席作品讨论会，可这是宗璞先生，又是在母校北大召开，他会很看重这些因素的。会议之后，新闻发布也有相当密度，《东藏记》1万册很快销售告罄，接着加印，此后更是每年加印，自然也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一些评委目睹了宗璞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再坚持一定要等到所谓“东西南北”四记都出齐才给奖了。

长篇小说《东藏记》）

于是，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获奖的五部作品，除熊召政的《张居正》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洁的《无字》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余三部《历史的天空》《英雄时代》《东藏记》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届三“茅奖”，一时成为坊间奇谈。

总之，京城出版前四年，在参评茅盾文学奖这件事上，我作为人文社社长，算是兑现了最初的发誓。可是现在想来，发誓其实是一次冒险，在评奖这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上，谁敢发这种誓呢？想来我当时也是意气风发或者说是贼大胆啊！如果现在让我再去做人文社社长，我是断然不敢再放这种狠话的了。

获茅盾文学奖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