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节的探讨，是以越南后黎朝或更晚时代的叙事者对中越关系史事、中国历史都相当熟稔为前提，从而提出：韩琦的神魂出现在越南廷试的考场上帮助越南考生，与其经历中对越南自立的历史进程起过帮助者的功能有关；一位变法失败者被认定为王安石的转世，其开篇的遮掩与末尾的惨烈和王安石主事熙宁之事相关。那么，前提可靠么？我们来试看近代越南民族意识萌生、民族国家的认同度逐渐增强时的论说：
本国从前专尚科举，学者埋头北史，而祖国名人胜事，置若漠然。故问以汉高、诸葛之事迹，虽三尺童子，应对而有余；至问以黎祖、陈王之事功，则老师宿儒，搜讨而不足。（《南国佳事》序）[29]
越南近代历史学家黄高启在其启蒙性质的作品《越史要》自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可知其乃近代共识：
举国读书人不知我土地种族为何若；知有汉祖、唐宗，而不知有丁先皇、黎太祖之为君；知有孔明、狄仁杰，而不知有苏宪诚、陈国峻之为臣；知有泰山之高、黄河之深，而不知伞圆山山脉从何来、九龙江源头从何发。（《越史要》自序）[30]
这是近代越南知识界的反思，其中不免有其过激的表态，也映现了近代奋袂勃发的民族意识；但这也正是中国圣贤及历代名人频繁出现在越南古代文献中的原因所在。亦可据知，在此前近一千年中中国史事和历史人物对越南人的常识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还曾经促生了一段更具有想象力的人物传说。这是在民间文艺学上被称之为“老獭稚”的故事类型，略谓：人间女子和水獭婚合，以至怀孕，之后水獭被女子的族人发觉打死；水獭之子（即“老獭稚”）慢慢长大，水性非凡，趁远来的风水师在水底发现能葬发天子的龙穴，将母亲私存在灶上的水獭骸骨偷葬之，他或者他的后代果然成为了皇帝。东亚韩、日、中三国的民间文艺学者在20世纪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东亚包括中国、越南北部和朝鲜半岛。在中韩所搜罗到各完整版本的写定年代最早只能溯及20世纪初，而在越南则早在18世纪的文献中就记录了这个故事，见诸后黎景兴十六年（1755）武芳瑅所撰《公余捷记》一书，乃是老獭稚故事完整形态的最早版本。
时有北客就我国看地，因从龙脉至此。适夜观天文，见红光之气，自潭中起，望之如一匹练，直射于天马星。明日，到其傍观看良久，曰：“个中必有神物。”因求善汆者下探之。原潭内有一处最灵，人莫敢近，客人以厚赏邀来，丁某闻而自往。即汆入深处，以手摩之，果见一物，似马形，立于水底。登时回报。客人曰：“尔可复下，以草饲这马口，试看如何？”丁某即将草一把，向马之前，马果开口嗑之。再归以告。客人相语曰：“果然有穴。”即索银与丁某曰：“今少酬劳，他日更必有厚赠。”他约以暂且归国，不久复来。时丁某年虽少，是个聪明的人，闻北客语，猛省曰：“穴在马口无疑。”待他去后，即取灶上骨，以草包之，下水推入马口。马尽吃之。
既而人多慑服，推为众长，居陶澳栅。常与叔交战，奔过潭涯。桥折，陷于潭。叔来，欲刃之。忽见二黄龙拥之，叔惧而退。由是，归附益众。
居数年间，这客人即火先人墓，自北而来，寻至伊处，欲葬之。闻丁某英才盖世，手下已千余人，知这穴是他葬了。自以枉费工夫，因此含怒。即就与之语曰：“闻君已得地，此穴虽佳，第马没剑不好。今许剑一把，置诸马头。必能纵横寰宇，到处清夷。”丁某信之。遂汆就神马处，以手摩其头，置剑而回。其后，所战必克，号“万胜王”。卒平十二使君，舆图混一，是为丁先皇。在位十有二年，寻为内人杜奭所弑，及其子琏。盖坠于客人之计，马头有剑，带杀故也。（《公余捷记》）[31]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即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丁部领，但这也可以算作是越南所传宋太祖赵匡胤传说的隐性版本。因为笔者迄今为止搜集到不下一百个“老獭稚”故事异文，其流传地区广布中国南北诸省，以及越南和朝鲜半岛。其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是以赵匡胤（或其先人）为主人公的传说。此外，也有部分版本称明太祖朱元璋是水獭与人间女子婚合所生；而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有不少传说被写定，其口传情节的主人公可以考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据异文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故事中所反映的风水内容，前辈学者钟敬文因此认为中国是该故事的发祥地。[32]
但我们以为，这个文本的传播轨迹很可能是逆向而行，从越南传到了中国，从丁部领传说换置成赵匡胤故事。这结论可能还需要更多证据，譬如：除越南外，在域内外流传的同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主人公，均是中原王朝的太祖即开国君主。在越南，同样的情节并没有被置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框架里，而是以越南的第一个皇帝为主人公。假设丁先皇版本是从中国故事转换而来，被域外的越南人将其语境“地方化”了——这种情形在越南确实是存在的，譬如在20世纪前期，为响应法国远东学院有偿征求旧籍，有越南士子窜改中国叙事作品，更换语境，包括时代名、地名和人名，造作成越南文献者[33]——但相同的情境下，为何在朝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呢？朝鲜文献《云渊实迹》及其他故事所记努尔哈赤的经验表明，该故事的视角很难离开中国中心，那么存在过的丁部领—赵匡胤的转换只能是在此之前，转入中国中心，而非转出。这一假设与诸异文的年代早晚也相吻合。
在这一研究结论之中，有一个子命题可能更容易被证实，即丁部领—赵匡胤的转换过程一定是越南叙事者完成的，因为固然前文黄高启称越史知者甚少，但毕竟还有很多越南古代史学家及其他知识分子比较熟悉，甚而还有不少历史著作问世，而古代中国人了解越南古代史的可能性却极低。丁部领和赵匡胤之间，却又蕴含着一个巧合的秘密，非得通晓两国历史细节者方能领会，即丁部领（？—979）和赵匡胤（927—976）这两位开国皇帝是同一时代的，甚至《宋史·外国传·交趾》记载了他俩的唯一一次可能的交集：“开宝八年（995），（丁氏）遣使贡犀、象、香药。朝廷议崇宠部领，降制：‘……尔部领世为右族，克保遐方；夙慕华风，不忘内附。属九州混一，五岭廓清，靡限溟涛，乐输琛赆。嘉乃令子，称吾列藩。特被鸿私，以旌义训。介尔眉寿，服兹宠章。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34]换言之，丁部领为獭子和赵匡胤为獭稚的两个故事，是在同一时间经度和接近的空间纬度下展开叙述的，只是进行了地点—舞台的平移。这种将越中历史分栏平行的作法，在中国古代，不论精英或民间阶层，都难以想象；而在越南，却是史籍上惯用的结构，越南最重要的古代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就是以中越两种纪元平行罗列的。
因此，越南人出于某种目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向某些在越南或边境上的中国人传播这一故事，轻松地改换了舞台和主角。越南民间盛行水中灵物信仰之风气，故此在丁部领文本中，并不存在对丁部领这一越南史的开创人物太多的冒犯，虽然《大越史记全书·丁纪》觉得此事荒诞，不合信史而并没有记录下“獭子”的情节，但多种文献却都对此津津乐道。而反观中国古籍，有关宋太祖出身发迹情节的文字亦可以寻及不少，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20世纪之前有关赵匡胤是獭稚的记录；汉族出身的开国帝王，也始终鲜有异类婚生的文献记载（象征动物龙除外，口头传说除外），因为那是类似图腾崇拜的遗响。
而当历史上，越南古代叙述者至少有一次（也是第一次）改讲起赵匡胤是水獭之子的虚妄情节时，他从此就有了同时进行的两个故事。同时，他和他所面对那些或那个惊愕的中国听众分享了历史叙事从一条线索（宋之前越南作为中国之一个部分，随着历史发展大势而动，被记录在中国史籍之中）到双轨并列（宋之后分立成国）的分蘖经验。这也正是丁部领所开创的历史新变：就此，越南统治者对北方朝廷阳奉阴违，在江河遥远的宫殿里自称皇帝。
【注释】
[1]参见张笑梅、郭振铎《越南丁氏王朝统治时期的几个历史问题》，《东南亚》1998年第2期。并参见孔嘉《越南立国始于何时》，《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5期。
[2]笔者暂时遵从了一种更传统的语言学观点。参见［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第13页。
[3]［阮］高伯适编撰：《敏轩说类》，（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孤钞本，藏书号A．1072。见孙逊、陈益源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5页。“古迹”部分据［越］黄文楼、陈庆浩所撰《敏轩说类》提要，有可能是张国用《公暇纪闻》同类目的稿本，说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同册第287页。但查《公暇纪闻》，未录此条。
[4]［后黎］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四《李纪·英宗皇帝》，内阁官板本。参见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第一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4—228页。
[5]［后黎］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四《李纪·英宗皇帝》，内阁官板本。参见《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第一册，第225页。
[6]已有论者注意到这一点。“……绍兴四至五年左右在广南西路活动的谭友谅集团，绍兴十年十二月在婺州活动的谷上元集团，都是在南宋初期出现的民间宗教徒变体集团。因此，可以说宋朝对民间宗教徒的镇压，也是南宋初期变乱集团频繁出现的重要因素。”见《关于南宋初期变乱多发的背景之研究》，［韩］金容完，载《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7]论者认为：“南宋朝廷谨慎处理两国关系，以免‘生事’。对于可能纷扰两国关系稳定的事件，南宋也‘重置典宪’，甚至处以死罪。”其文并接着引用谭案为例。见周耀霞《试论南宋时期的中越关系》，载曹策问主编《学苑采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9]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三三四《四裔考七》，清代浙江书局本。
[10]［陈］佚名撰：《越史略》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9页。(www.xing528.com)
[11]此外，当代学者有将此误归到绍兴四至五年间的，见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66页。书中仅凭南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〇载《秘阁修撰郑公（思恭）墓志铭》“妖贼谭友谅作乱，公招捕之”一句为系年者臆断。之后，有前引［韩］金容完《关于南宋初期变乱多发的背景之研究》等文相从失考。
[12]《敏轩说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六册，第351页。
[13]参见林庆彰主持《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汉译目录》（初稿），（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三百种高山大王的神敕神迹文献，例：《清化省东山县光照总多士村神迹》，（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号：AE．b2／3。
[14]［阮］佚名撰：《南天珍异集》卷一，（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A．1517。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册，第174—175页。
[15]［越］佚名撰：《历代名臣事状》，（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A．246。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一册，第52页。
[16]朱旭强：《安南汉化研究：以公元十世纪的史实与传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8—49页。
[17]《太平御览》卷六《天部六·星》引东汉应劭《风俗通》，《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18]《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关第八》引郭子横《洞冥记》，清代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19]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明代顾氏文房小说本。
[20]参见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2008年，第216页。
[21]苏轼撰：《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三，明代成化本。
[22]［陈］佚名撰：《越史略》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8页。
[23]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也认为，王安石当承担责任，而战争结果难考：“宋臣王安石以交趾新败可取，乃大治戈船。越仁宗李乾德乃先发制之；……至此役究竟胜属何方，颇难明也。安南史书谓乾德胜（《越史略》卷三），中国史书则谓郭逵胜（《文献通考》卷二四）……”见［法］马伯乐撰、冯承钧译《占婆史》，中华书局，1956年，第68页。
[24]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2008年，第217页。
[25]是诗广见于《岭南摭怪》《越甸幽灵》《天南云箓》《马麟逸史》《敏轩说类》《皇越春秋》《人中物》《安南古迹列传》等集，皆收在《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出处不一一列出。
[26]［后黎］武芳瑅等撰：《公余捷记》，（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VHv．14。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九册，第182页。
[27]［越］佚名撰：《听闻异录》，（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A．2954；其事另载于［越］佚名撰《本国异闻》，（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A．3178。分别参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二册，第191页；第十一册，第234页。
[28]参见阮公沆《往北使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9]［阮］佚名撰：《南国佳事》，（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刊本，藏书号R．1508。参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十三册，第205页。
[30]［阮］黄高启撰：《越史要》，阮朝维新甲寅年（1914）印本。
[31]［后黎］武芳瑅撰：《公余捷记》（异本），（河内）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钞本，藏书号A．44。参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九册，第103—104页，《前编·丁先皇记》。并见《历代名臣事状》《南天珍异集》《喝东书异》等书。
[32]钟敬文：《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33]参见陈益源《〈聊斋志异〉、〈后聊斋志异〉与越南的〈传记摘录〉》，刊《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并参见陈益源《〈亦复如是〉、〈志异续编〉与越南的〈异闻杂录〉》，载《东亚文化研究》第七辑《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专号》，高国藩、柳晟俊主编，（香港）东亚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34]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58页。按：当代学者有认为宋人当时只知丁部领之子丁琏为交州之主，而不知丁部领称帝事，见叶少飞《丁部领、丁琏称帝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1—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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