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富裕国家支持与中国开放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存在感很低，而且极少参与国际事务。这个国家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目全非，混乱的局面和计划经济政策使中国处于贫困状态。转变始于1978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和新加坡，并在一系列谈话中说道：“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数百万个本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生正在下乡务农。当时的中国过于贫穷，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影响力很小。^[1]

在大众的记忆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崛起了，变得强大且繁荣，这是个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故事。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中国都难称强国。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评论道：“奉行自给自足政策的中国无法制造出任何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与大多数社会主义经济体一样，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将发展重心放在重工业上。邓小平领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要求全力发展钢铁产业，争取在1985年之前将钢铁产量翻一番，并建设冶炼厂、煤矿、油田、港口、发电厂和铁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很快，它就被更为实际的增加消费品产出的计划取代。为10亿中国人生产鞋子、化妆品和晶体管收音机需要的劳动力远远多于钢铁业，这为几千万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同时，轻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家庭提供了消费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2]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后，中国政府谨慎地设立了几个经济特区，鼓励经济特区开展对外贸易。据估计，当时香港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内地的20倍，港台地区的制造商被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吸引，开始在华南地区开设工厂。它们在其他地方生产化学制品、塑料、布料和零部件，然后将这些产品运到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地区制成玩偶、裙子或电钻，再通过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内地的工人成本低廉，服从管理，而且兢兢业业。

富裕国家大力支持中国对外开放。它们将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降低到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这为中国消除了一个巨大的竞争劣势。对出口到北美、日本和欧洲的中国商品征收较低关税，将使中国再次成为一个贸易国家，不过西方的贸易伙伴更关心的是力量平衡而非贸易平衡。它们降低关税是为了借中国之力制衡苏联——苏联和西方关系紧张。此外，这份礼物是有附加条件的。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经过国会审议，因此中国面临着美方可能随时终止关税优惠的威胁。^[3]

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在1978年至1980年间翻了一番，但随后就遇到了瓶颈。中国政府坚持外国人只能通过与央企或地方国企合资的方式投资，这使外国制造商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在不信任国外投资的同时，中国也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是按照既定计划，而不是根据客户喜好实施生产的。民营企业无法将赚取的利润用于研发，因为企业家找不到融资渠道——股票市场当时还不存在，1978年以后才逐步恢复重建的商业银行体系尚不清楚如何为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不仅如此，甚至连国有企业也很难借到资金。1980年，一家中日合资的纺织品企业为筹措资金发行了外债，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导致政府犹豫是否允许其他企业效仿。

直到1986年，中国产品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份额，而且增长乏力。对于中国来说，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4]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盟军阵营，也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承认这一决定的合法性，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饱受数十年战争的摧残，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秩序，对经济的定位是内向型的。此外，中国一直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关系紧张，欧洲国家仍然占据着香港和澳门等中国领土。对外开放经济并不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5]

30年后，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强烈意识到自己需要外国的技术、投资和市场，重返关贸总协定成为头等大事。不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关贸总协定》中，各国就管理国际贸易而协商了各项规则。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声称日本的聚氨酯让它的化工产业蒙受损失，那么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才能限制日本的这些违规产品的进口。而作为非成员国的中国并不受这些规则保护。加入关贸总协定，可以让其他国家难以干预中国的贸易。

从1981年开始，中国对关贸总协定的兴趣使它收到了关贸总协定各项会议的邀请，但只能作为观察员国家出席会议。一些国家怀疑中国是否适合成为成员国。1986年，中国要求恢复成员国资格，但被拒绝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产业以国有为主，进出口由国家决定，而且法律体系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异，这些都让中国看起来并不适合加入一个为市场经济设计的贸易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摩洛哥、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以市场价格进行更加自由的贸易对其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并通过协商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中国却仍然被拒之门外，只能驻足观望。^[6]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仍在进行，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变慢。《商业周刊》引用一名美国买家的话：“中国以蜗牛般的速度前进，而其他国家正在飞奔。”中国的工资不再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中国政府听从邓小平的建议，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邓小平告诫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7]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他的主要职务。虽然他在幕后仍然具有影响力，但他的政策，即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允许在深圳和上海开设证券交易所，受到了一些质疑。他公开做出回应，在1992年1月结束退休生活再次出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南方视察。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他呼吁省级和地方领导人打破旧观念，采取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政策。在参观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宣布这些8年前经他批准成立的市场化改革“试验田”取得了试验成功。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次视察是全球化的转折点。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应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呼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8]

同年年底，政府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限制，来自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的资金开始涌入。1991年，当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未完全确定时，外国人对工厂、建筑和商业企业的实际投资仅有40亿美元。到了1993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外商实际投资金额增加了6倍。虽然部分投资被用于生产商品，然后被拿到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上出售，但大部分投资被用来为优衣库、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商，或惠普、通用汽车等制造商生产商品。^[9]

中国的制成品出口额在20世纪90年代间增长了5倍，其中大部分增长是由一些中国此前几乎没有出口过的产品贡献的，比如化学制品、机械和电信设备。到了1998年，中国45%的出口商品由外资工厂生产。更低的进口关税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因为更多的中国工厂选择使用进口商品来制造出口货物。中央政府还让体量过大的国有企业“瘦身”，这同样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地方和省级政府遵循的是“抓大放小”的原则，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民营企业家，每个行业的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被整合重组为几家市场导向型企业，这样它们虽然仍由国家控股，但可以相互竞争。国有企业通过削减成本增强了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但这场改革或许使2000多万工人下岗，这是第三波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10](www.xing528.com)

旷日持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催生了取代关贸总协定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它被视为国际贸易的监督者。中国并没有在WTO成立之初加入，但从1995年年初WTO在日内瓦的威廉·拉帕德中心（此前为关贸总协定办公大楼）开设办公室时起，它就有了加入WTO的想法。

为了加入WTO，中国需要与每个成员国达成协议，设法消除它们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担忧，并规划将如何对待它们的出口产品。但有些谈判引发了外界严重的争论，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呼声很高，许多美国和欧洲专家警告说，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如洪水般席卷国外市场，但不会允许外国企业有同等的机会进入它的国内市场。还有人指责中国故意使人民币贬值，人为地使它的产品以低价销往其他国家。但争论的另一方持不同意见。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对于跨国企业的高管们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他们努力推动中国加入WTO。最终达成的协议包含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对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从80%以上降至25%，对欧洲的意大利面征收的关税从25%降至15%，对美国的冷冻猪肉的关税从20%降至12%；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无须经过政府审批；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国人可以在电信业的合资企业中拥有高达49%的股份；等等。^[11]

中国做出了上千项承诺，这些承诺往往反映了其他国家的特定商业利益。作为回报，142个国家同意对中国产品敞开大门。从此以后，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可以将中国纳入其供应链，无须担心因为其他国家会突然提高关税或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实施进口配额制而打乱它们的计划。中国还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使它有权限制进口和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而发达国家无权这样做。^[12]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这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开始要求它们的供应商从中国采购商品，除非它们设在更高工资国家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价格上与“中国价格”竞争。1995年，当时在美国的小城镇经营小型折扣店的沃尔玛，曾承诺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到了2002年，已经是全世界最大零售商的沃尔玛，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时机，将其全球采购总部迁到深圳，在那里与数千家为巴西、日本等国的超大购物中心供货的中国工厂建立了联系。其他数百家零售商纷纷效仿沃尔玛。2005年1月，美国刚刚取消服装的进口配额，1820万件中国制造的棉针织衫就抵达美国，这个数量是2004年1月的19倍。美国服装制造商丽诗加邦（Liz Claiborne）的一名高管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中国将成为我们的采购战略中最重要的国家。”——他知道董事会对此不会有异议。当时，在美国的进口纺织品和服装中，中国产品的份额不足1/3。8年后，中国产品的份额超过50%。^[13]

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其贸易模式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当党的领导人讨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还相对平衡。1993年，中国的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1995年开始，中国的贸易模式发生了转变。“饥饿”的工厂“吞食”了大量的进口铜、煤和铁，并利用这些原材料创造了巨大的制成品贸易顺差。到2005年，中国工厂的出口几乎占中国全部经济产出的1/3，而且出口商品的成熟度高于一般的低收入、以非技术劳动力为主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生活成本指数调整后的人均收入低于突尼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但当这些国家在出口服装和利用进口原材料组装的电子产品时，中国却在制造发动机、厨房电器和太阳能光伏。^[14]

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过程中，补贴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商品出口和服务出口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不到6%，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5年后，中国的出口额占经济总产出的35%，高于世界其他国家。高额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不利于其他国家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但用于制造出口商品的进口零部件的关税是可以退回的，因此工厂生产出口商品的成本低于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这样的补贴对出口商非常有利。^[15]

根据一项研究，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政府在工业补贴上的开支是3100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主要是地方国企而非央企）获得了近半的补贴。310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中国经济总产出的1/4，而且这个数字只包含直接支付给企业的金额，没有将每年约合150亿美元的出口退税、电费补贴，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制造商的税费减免计算在内。入驻产业园区的外国公司可以以极低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一些科技企业甚至完全免税。出口汽车制造商可以优先获得贷款和外汇。这一时期，超过一半的中央政府补贴旨在推动创新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帮助出口企业研发销往海外的新产品。中国的目标是创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公司。^[16]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轮胎工业也有了进步。1990年以前，中国的轮胎制造商规模较小，而且几乎只面向国内市场。1990年至2014年间，有近60家生产轿车轮胎和轻型卡车轮胎的工厂开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轮胎制造企业纷纷来华设厂，但要遵守很多严格的规定，比如许多制造商被要求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一些工厂只能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凭着十多种不同的补贴，包括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进口设备免税、地方政府的拨款等，各国的轮胎制造商都希望能够在中国设厂。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轻型汽车轮胎的产量从8400万快速增长至3.99亿，其中一半以上被运往国外。^[17]

铝的故事与轮胎类似。2019年一项关于全球17家主要原铝生产商——原铝指通过熔融铝土矿得到的高品质铝，而非通过融化回收的啤酒罐得到的低纯度铝——的详尽研究显示，每家公司都得到了政府补贴，但中国的企业得到的补贴高于加拿大、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的企业。2013年至2017年这5年间，全球铝业共得到127亿美元补贴，其中中国的补贴占六成以上。1995年，中国在这个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行业中占的份额很轻。但到了2017年，得益于能源补贴、税收减免和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中国的原铝产量占全球原铝产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出口的原铝征收15%的税，以确保中国的铝制产品制造商可以获得低价的金属供应。^[18]

从造纸业（缺乏森林资源的国家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到尖端显示器制造业的许多其他行业采用的是同样的模式。中国用补贴吸引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到了2006年，中国40%的出口额由外资企业贡献，20%来自中外合资企业——全球企业通过在中国投资将它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但许多企业发现，中国的法律对这些企业的专利和设计的保护不足。^[19]

从2001年到2008年的7年间，中国的制成品出口数量惊人地增长了464%。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全球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它自身也成了一个让国际商家有利可图的庞大市场。中国的鞋厂可能拥有10万名工人，电子厂可能拥有30万名工人，而且厂区设有员工宿舍，可以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完成紧急订单。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能力。外国汽车制造商接二连三地与地方国企合资设厂。2001年——中国于当年12月11日加入WTO——中国车厂的乘用车产量约为70万辆。2009年，这一产量达到900万辆，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同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全球工厂的总产量中，有1/7来自中国的合资企业，而2000年时它们还未在中国开设工厂。^[20]

中国的高速工业化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82%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里，条件往往十分艰苦。农村人口在1991年前后达到顶峰。其后，随着新开设的工厂吸引了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人口开始下降。到了2010年，中国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6岁，30年后已经达到75岁，婴儿的死亡率也下降了3/4。污水处理和自来水在广大城乡地区推广开来。1978年，每500户家庭中仅有一户能用上电话；到了2010年，移动电话已随处可见。这一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收入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5倍，许多人变得富裕，中国也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如此多的人迅速脱贫，这一成就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