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考察：江湖世界与江湖规则的探讨

对《水浒传》中江湖世界与江湖规则的探析不是满足于故纸堆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指向，这也是《水浒传》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的原因：“从大的方面看，它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存亡兴替的周期规律。从小的方面讲，它涉及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制度，社会运行规律、方式。再细致一些，它还透视出诸如官场的潜规则，草民百姓的生活态度、道德标准、善恶尺度以及深藏于内心的理想、期盼、愿望等信息，以及在他们生活中间可以共同接纳、允许的，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而这一切，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应当说是十分重要的。”^[47]自《水浒传》流传后，江湖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而梁山聚义也为后世江湖世界与江湖规则提供了样板崇拜，其话语方式如共享富贵、替天行道，伦理融合如兄弟相称、义气为先，体制建构如排座次、定名分，等等，充分而深刻影响了公众社会心理与法制观念，而许多社会变革也从小说中获取了合理性支持。

首先，王朝更替、农民起义以及社会革命遵循着《水浒传》里的江湖体制构建。《水浒传》后，无论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建制称王，还是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的借助上帝和天命，均模仿江湖世界建构起一套抵抗庙堂的独立体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亦有《水浒传》的影子：“《水浒》中处处‘褒’强盗、‘贬’官府，不啻为一本倡导革命与反叛的大众教科书，其‘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的浪漫气质，更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者所惺惺相惜。”^[48]其次，帮会组织与黑社会暴力集团内部模仿好汉的江湖义气与伦理秩序，从《水浒传》中获得了合理性支持。中国传统及近代社会以来的帮会组织或者现代仍存在的黑社会暴力集团均以江湖义气为凝聚、以等级伦理为秩序，如民国时期的“三大帮会”——青帮、洪门、哥老会——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却以伦理面目出现，称谓也是如“师父”“爷叔”“兄弟”等，其深受《水浒传》中江湖文化影响可见一斑。再次，产生于民间社会的江湖生态自发衍生规范秩序。《水浒传》重新定义了江湖概念，而后世对其理解又大大拓展了江湖的范畴：“……江湖中还有一种从事合法活动的游民，比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他并不干非法活动，而且他们的服务往往还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的。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的时期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明初的洪武时期。”^[49]这部分群体内部交流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识和身份认同，因之而产生规范秩序，甚至连话语都是“行话”“黑话”“春点”，为圈子之外的人所不能知，对这种江湖生态规范秩序的介绍，以连阔如先生的著作《江湖丛谈》最为详尽，其对江湖风物五行八作、奇人异事、行业规矩等的解释描绘无不详尽毕肖，是近代江湖文化的百科丛书。^[50]

现代社会如何面对传统的江湖世界和江湖规则似乎已经是失去意义的追问，因为现代性的扩张与国家法制的完全渗入使得《水浒传》时的江湖世界不再有生存的条件和价值。但是，市民社会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助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尽管现代文明下的江湖因素稀薄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却仍影响现实生活安排与秩序建构。一方面，江湖理念和“水浒”文化基因依然有强烈的惯性遗传。如有学者指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百姓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源所在：“法律只保护有钱有权的人，他们有话语权，有法律的解释权、执行权。百姓没有权、没有钱，法律欺负的就是百姓。这样的社会现实使法律失去了百姓的信任，摧毁了草民对法律的幻想。他们只有寄希望于替天行道的江湖好汉，他们只能相信以暴止暴。《水浒传》之受到民众的欢迎，也由此获得一种解释。”^[51]而当下中国转型时期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大闹大得”等理念认同，以及采取极端手段形成群体性事件，都可以从《水浒传》好汉造反的行为理念里找到逻辑支持。而解决此问题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公平在公众的惠及和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备，这也是总结《水浒传》中因社会不公而引发造反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黑社会性质暴力集团从《水浒传》好汉聚义中获得道德基础。尽管违背法治文明和基本社会秩序，但这种暴力集团或“黑道”潜规则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与当今社会规则淡薄和法治未昌的现实紧密联系，因此，应从瓦解并消除这些暴力集团的意识形态正当性角度入手，以现代文明理念和法治观念取代好汉义气、以暴止暴等价值取向，并严格控制和打击暴力集团的行为与影响，以法律手段取缔违法组织；而更为根本的有效治理则在于公平、公众的社会风气塑造和法治价值取向的确立，使得民众主动摒弃与现代文明相悖的价值观念。另外，《水浒传》所形成的江湖文化依然为当下社会发展所部分继承，如“文化江湖”“学术江湖”等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戏谑或仿制，更为重要的是描述了这些领域格局复杂、利益多元、秩序灵活的生存样态，认真检视此种生态环境背后的构成要素、规则体系和价值取向，或许是《水浒传》中江湖世界与江湖规则研究的现代启示之一。

The Jianghu World and Its Rules in Water Margin

Bai Liyin

Abstract：Novel Water Margin show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from the state and market area,rules generating in which are on the purpose of interests division and regime confrontation.This system regards Yiqi(personal loyalty)as the ideology consensus and violent means as the basic operating mode,thus achieving the internal order 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The jianghu world and its rules in Water Margin later became a model to the peasant uprising,the gangs’get-together and the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in worship and organization.Examination of its modern sense should be committe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ose rules,which are shown as a social objective existence.

Key Words：Water Margin；jianghu；rules；personal loyalty；violent means

【注释】

[1]白利寅，四川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2]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16页。

[3]杨柳桥译注：《庄子译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4]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9页。

[5]鲍鹏山：《鲍鹏山品水浒》，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关于“庙堂体制”、“民间社会”与“江湖世界”并立的判断和相互关系论证，参见徐忠明：《替天行道与江湖世界——以〈水浒传〉为中心》，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8卷第1辑。

[7]王学泰：《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9]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

[10]王处辉、胡翼鹏：《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1]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7～549页。

[1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0～556页。

[13]〔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4]张建伟：《〈水浒传〉的法律世界》，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5期。

[15]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6]〔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

[17]吴闲云：《黑水浒：吴闲云揭秘〈水浒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页。

[1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19]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20]〔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3页。

[21]〔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4页。

[22]〔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www.xing528.com)

[23]〔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24]〔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25]〔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

[26]吴闲云：《黑水浒：吴闲云揭秘〈水浒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7]〔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29]成云雷、吕前昌：《儒家文化对〈水浒传〉价值观的双重影响》，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0]魏治勋：《民间法思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31]〔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3～982页。

[32]〔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页。

[33]魏治勋：《民间法思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3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194页。

[35]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141页。

[36]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37]〔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38]〔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39]王处辉、胡翼鹏：《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0]〔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41]〔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42]〔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43]〔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7页。

[44]徐忠明：《替天行道与江湖世界——以〈水浒传〉为中心》，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8卷第1辑，第5页。

[45]〔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46]〔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页。

[47]李林杰、李奇凌：《水浒新解》，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8]吴舒洁：《革命与正义之间——〈水浒传〉的文化政治》，载《粤海风》2011年第3期。

[49]王学泰：《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0]连阔如：《江湖丛谈》，中华书局2010年版。

[51]张国风：《话说水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