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修昔底德《战史》中的冷静叙述

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

一

修昔底德生于公元前5世纪，其生平已不可详考。现在流传的传记共有3种：一种是公元5世纪马塞林所作；一种不知作者姓氏，也不知成书的年代；还有一种作于公元10世纪，是苏达斯所编辞书中的1个条目。3种传记以马塞林所作为最早，但是去修昔底德生时已近千年，除摭拾修昔底德书中所偶尔涉及的生平事迹而外，没有多少确凿可信的材料。在希腊古典作家中，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很少提到他；只有公元前1世纪的戴奥尼修、公元1至2世纪的普鲁塔克和鲍杉尼阿，留下一些片段的记载。

目前所有关于修昔底德生平的可靠记载，都出自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他是雅典人^[1]，父名奥罗路斯^[2]。他在萨所斯岛对岸的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有声于当地的上层社会^[3]。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始，他就留心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战史^[4]。公元前429年，雅典瘟疫流行，他受到传染，幸免于死^[5]。5年以后，即公元前424年，他被选为雅典10将军之一，指挥色雷斯一带的军事。其时斯巴达的将领伯拉西达正进攻安斐波里斯，他由萨所斯率战船7艘往援，败绩，退保厄昂^[6]。安斐波里斯之役以后，修昔底德蒙罪放逐，流居国外20年。在这20年中，他致力于写作《战史》，并从伯罗奔尼撒方面获得不少材料^[7]。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雅典^[8]。虽然《战史》只写到公元前411年，但书中有好些话说明他曾看到战争的全部过程：他明白提到战争绵延了27年，也提到雅典的长城和皮里犹斯港为斯巴达所占领^[9]。斯巴达的来山得尔进占雅典，在公元前404年4月，修昔底德显然曾亲自见到雅典海上霸权的崩溃。

修昔底德《战史》的特色之一在于叙述的冷静。安斐波里斯之役，是他一生荣辱所关的事件，但书中对他的失败和放逐，没有作任何辩解。在长达8卷的《战史》之中，有关他生平事迹的地方寥寥可数。除上文所述而外，其他方面就只有依靠后人零碎而又不尽可信的记载。有的记载说：修昔底德的父亲和色雷斯王同名，色雷斯王的女儿赫格西庇尔嫁给雅典的米提阿德，生客蒙；修昔底德的母亲和客蒙的母亲也同名；他的墓或衣冠墓又和客蒙一家的墓连在一起。因此有人推论，修昔底德和声名显赫的客蒙必有姻戚关系^[10]。这些事实如果可靠，当然有助于说明修昔底德家庭在雅典社会中的地位。但是提供这些资料的记载本身凌乱而矛盾，有些学者认为并不足信。^[11]据马塞林之说，修昔底德的放逐是由克里昂提议的，罪名是背叛雅典。从修昔底德和克里昂在政治上互相敌视以及战后他在雅典通过一项特许召回的专案后才能回国来看，这一说法似颇可信。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代，现在也难确考。旧说据公元1世纪伊壁道鲁斯的女作家彭斐拉所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修昔底德已经40岁，因之他的生年应为公元前471年。但修昔底德在第五卷中自云“一生阅历了全部战争，正当明达之年”^[12]。语气不像在战争结束时已临衰迈之际，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471年未免过早。按雅典的定例，年不满30，不能当选为将军。修昔底德当选将军在公元前424年，如他得志较早，其生年可能在公元前460年至前455年之间。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大约已50稍外，这和第5卷中自述的语气比较符合。看来他在战后没有活多久，否则《战史》不致不能终稿。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却提到死于公元前399年马其顿王阿基劳斯的改革^[13]。从这点推想，他的卒年可能在公元前399年至396年之间。他大概活了55岁至60多岁，一生中精力最旺、思虑最成熟的时期，都付之他那部不朽的著述^[14]。

虽然我们对修昔底德的生平所知不多，但是根据以上所云，已可看出他著书的重要背景。他出身于富有之家，在海外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他不能见容于克里昂，是激进派的政敌。在一个短时期内，他曾经身居要职，并直接指挥战争，因之熟悉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又因曾遭放逐，他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不受敌方疑忌的身份，从伯罗奔尼撒方面获得有关的资料。他的一生正当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潮，都必然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二

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雅典伯里克利当政的全盛期。这时波斯帝国的势力已经退出爱琴海，雅典已经树立了无可争辩的海上霸权，爱琴海的东西两岸已经是雅典宰制的天下。约当修昔底德出生后不久，即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已经移到雅典，大小约200个以上的盟邦在事实上都已成为雅典的藩属。在此以前和以后，雅典又利用战胜波斯的形势，向爱琴海区以外扩张势力。尼罗河口、塞浦罗斯岛、黑海沿岸，都曾经是雅典海军的扬威之所。这时雅典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经越出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的古老城邦的范围。马其顿、色雷斯、赫沦斯滂、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岸及爱琴海的岛屿、埃及以至远在地中海中部的西西利、意大利南岸和西岸，都一方面成为雅典的市场，一方面又以其粮食、土产、原料或奴隶供应雅典。在雅典控制下的提洛同盟，正是适应这一发展的政治形式。

然而正当雅典威力全盛的时期，城邦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已经导致不可解救的矛盾。提洛同盟虽亦可以号为海上帝国，但雅典对盟邦的控制极不巩固。希腊的城邦政治去集权帝国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仅仅是征贡区的划分、军事移民的派遣、政治的干预，并不能使所有盟邦对雅典俯首听命。在雅典和它的盟邦之间，冲突不断发生；经济较发达的盟邦，更其是伺隙而动，要求摆脱雅典的控制。提洛同盟之外，雅典在扩张中还遇到强大的敌手。科林斯、麦加拉嫉视它的商业势力，斯巴达在政治上和它两不相容。在伯里克利当政之初，雅典和伯罗奔尼撒集团已经发生多次的战事，不能取胜。30年和约的订立，不过是暂时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平分海陆的霸权，导致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在雅典内部，因奴隶制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日益加深的财富不均，也使城邦自由民之中的矛盾趋于激烈。当时左右城邦政权、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治派别，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是采取稳健的政策，对盟邦的压迫不为已甚，缓和它们对雅典的不满，外以抵制伯罗奔尼撒集团的进攻，保持已有的海上利益，内以安抚穷困的自由民，维护奴隶主的城邦统治；或者是加强对盟邦的控制，以武力迫使就范，同时进行更大范围的扩张，击败斯巴达、科林斯及其仆从诸邦，把国内不安分子导向对海外的冒险。伯里克利鉴于公元前460年至446年间雅典对外战争的不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选择了大体上稳健的战略和政略。但自其罹疫而死，雅典就发生温和与激进、主和与主战之争，所争的实质都不外上述问题。失势已久的贵族，又图乘机复辟。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时期，度过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战史》的写作过程中，雅典奴隶主阶级围绕战争问题而展开的政治纷争，正如火如荼。修昔底德的阶级出身，个人的海外利益，都不容他对这样的问题置身事外。《战史》成书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其时雅典的霸权已倒，修昔底德由海外获赦而归，目睹被斯巴达军拆毁的颓垣败垒，对于人事成败之迹，城邦兴废之由，乃不得不寻思其原委。他在著书之中所思索的问题，正是几十年来雅典政治争论的焦点。所以《伯罗奔尼撒战史》之作，和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所面临的矛盾息息相关。作者对于时代的问题，并非抱着如后世西方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在他的冷静叙述之中，贯穿着他对时代问题的见解。

修昔底德的时代也是雅典文化高涨和人才荟萃的时代。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公元前428年）和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诡辩学者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5～公元前415？年）和哥尔基亚（公元前483～公元前376年）、修词学家安提丰（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11年）、唯心主义者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悲剧家爱斯奇勒（公元前524/5～456年）、索福克利（公元前495～公元前406年）和幼里披底（公元前480～公元前406年）、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公元前约450～公元前385？年）、雕刻家斐迪亚（公元前约490～公元前417？年）、画家玻力诺特（知名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筑家伊克提努（知名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以及医学家希波克拉特（约公元前5世纪中至4世纪初）等，有的略长于修昔底德，有的是他的同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约484～约公元前425年）则比他早生约30年；当他开始撰述《战史》的时候，这位前辈史家还没有去世。虽然这些人物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关系，现已无从深考^[15]，但是无可疑问，他们从各方面代表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时代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潮又孕育了修昔底德的史学。

公元前5世纪中叶和后叶，是雅典处于新旧思潮激荡的时期。传统的信仰日益动摇，新的学说、思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继承米利都学派的唯物论，认为构成客观万物的，是无数不可再分的极微物质的不同组合；因此支配自然现象的不是传统中的各种神祇，而是存在于物质自身的规律。普罗塔哥拉虽然不像唯物论者重视对客观宇宙的探索，但他怀疑神的存在，认为“人是万物的衡量”。从他开始，关于人的问题成为诡辩学者注意的中心。他们虽不以“真理”和“智慧”为可求，但却以为人皆可以期于道义，理性可以使人成为善良的公民。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所反复问难的，也不外于人世的问题。这种放眼于现实的人生、和传统神明违离日远的思想，同样体现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3大悲剧家中，爱斯奇勒还以神为人间命运不可抗拒的支配者。到了索福克利，神和命运就只作为剧情变化的背景，悲剧的主要命题是人的高贵伟大的品质。幼里披底更进一步，他所全力描写的是现实人生个性的感情的冲击，神不过是在楔子和收场语中用以起某种程式作用的角色。至于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则几乎全以反映城邦的政治社会为其创作内容，一切都从人的问题出发。在绘画和雕刻方面，尽管也有不少题材取之于宗教神话，但其所体现的毕竟是一种属于人的美，是当时自由民追求所谓完美人格的反映。公元前5世纪雅典奴隶主中的新兴富有阶层，正需要这种对人的意志和力量的宣扬，一面和不合时宜的传统进行斗争，一面开创和巩固有利于他们的新的城邦秩序。

希罗多德的《历史》同样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管他穿插了多少灵异的故事，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的神、多少次无稽的梦兆，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他对历史的自然和人本观点。他在叙述各国的制度人文之中，总不忘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风土气候以及动植物生态。对于希腊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他丝毫没有运用神秘的解释；从他书中的最后三卷，可以清楚看出这是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整、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他的心目中，希腊历史上这次有重大影响的胜利，并非得自天佑，而是出于人为。希罗多德在这一方面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修昔底德的《战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理解这个背景，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史学思想。近代批评家有人责备修昔底德，说他忽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同时代人的文化成就几无只字道及。这个批评看来似是而实非。修昔底德所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专史，他在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说明著史的目的在于记述“一次伟大的战争”，而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如果以近代通史的概念，衡量古代人所写的专史，那就未免苛求于题外。修昔底德虽然没有论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潮，但他却从中受到难以估计的影响。

三

修昔底德对于人世生活的看法，不同于旧的传统。旧传统把人世的种种归之于无可如何的命运，以为各式各样的神祇都在支配着人的活动，而人自身对于现实存在是无力的。修昔底德的看法不是这样。他的《战史》在某些地方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人对超自然的迷信^[16]，但全书的叙述从未出现灵祥灾异，从未出现神对于人间事变的干预。修昔底德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犹之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对于宇宙的看法：宇宙万象决定于内在的规律，历史变化则决定于其自身的因果必然。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致力于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修昔底德则致力于历史因果的探索，人事规律的探索。他在《战史》第1卷中，从23节到146节，以很大的篇幅，论述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并且指出矛盾何以爆发，从而阐明导致战争的远因和近因。这种重视事物自身联系的思想，也贯穿于对个别战役的叙述之中。第6、7两卷记西西利之役，为全书叙事最精彩的部分。修昔底德以极为生动的记事之文，透过种种事实，说明雅典致败之由。读完这两卷，谁都可以看出雅典远征西西利之所以全军覆没，是因为外线作战的困难、海陆封锁的无效、地形的不利、统帅的优柔、因国内受敌而造成的兵力分散、内部党争对军事的不利影响以及叙拉古方面不断获得有生力量等等，其中无一处可以归之于偶然，无一处可以归之于茫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在西方史学中，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应当说始于修昔底德。

正因修昔底德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接近唯理主义的、求真的，所以他非常重视证据，重视证据的批判。他说：“关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既不据偶有的传闻，亦不断以己见。不论是亲历或由他人转告之事，都须尽最大可能，对每一细节作精审的研究，然后落笔；我把这点引为己任。”^[17]他还指出辨订真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目击同样事件的人并不作出同样的报告，或作左右袒，或则据其记忆之所及”。^[18]修昔底德有见及此，乃于长时期的著述过程中，从不同方面搜集材料，既有来自本国的，也有来自敌方的。对于若干重要战役的经过，除其亲历者外，还可能作过实地的考察。第7卷所记西西利之战，大概就是经过实地考察才写定的。否则在没有详细地图可资参考的时代，他对山丘、岩谷、河流、沼泽、港口、关隘以及这些地形、地势在军事行动上的意义，就不可能叙述得如此准确，如此具体。固然，修昔底德史学的谨严，也并非彻底的。《战史》中记载了很多的演词，根据他自己的说明，不论是亲耳听到的，或从其他来源获得的，都不是实录。他说这些演词的原文已经不能准确地回忆，只能就其概略，揆度演讲者面临当时情景所要说明的问题，约以己意，撰为演词，一若是出于原来的讲者之口^[19]。这种方法当然不符合谨严史学的要求；不过修昔底德这样做，一面力求切近原意，一面也还认为演词的内容，不能不决定于讲者的身份和所处的背景。就这点而论，他仍然是不忘批判的态度，仍然相信人物的活动不是漫无因果规律的现象。

修昔底德在史学上的求真，不是无所为而为的。他不是近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不是为史学而史学。前文说过，作为雅典奴隶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雅典城邦所遭遇的问题，不能无动于衷。他之所以著作《战史》，完全是有为而发。他和时代的思潮一致，所注意的正是人世中的现实问题。尽管为了保持叙述的冷静，他在全书中刻意经营，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著作《战史》的实用目的。关于这点，修昔底德曾有所自白。他说他的书中没有稗史野谈，不足娱人，但人性是有常的，过去发生的事，将来也会在类似的情况下重复发生；如有要求鉴往知来的人，以他的书为可贵，则他就于愿已足了。因之他又说，他的书“并非为要誉于一时而作，而是为了垂鉴于永久”^[20]。

修昔底德所说的“永久”，其实是指希腊奴隶制城邦时代的“永久”；他不可能、也不希望预见到城邦制的灭亡。雅典战败之后，修昔底德心中盘旋不去的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获得有益于奴隶主统治者的教训，如何纠正内外政策的错误，保持雅典强盛于不坠。对于战争期间雅典奴隶主的党派纷争，他并非超然独处。他有自己的是非和褒贬，散见于若干章节之中，虽然叙事力求客观，但用心仍不可掩。特别是那些由他重撰的演词，在不少地方都是假他人之口，若隐若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当时，雅典的主要问题对外是海上霸权，对内是公民民主。除了少数寡头贵族而外，从一般富有的奴隶主和自由公民而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霸权，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用什么方式保持霸权，实行什么限度的民主。在这两个问题上，形成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水岭。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只要细读全书，就不难看出他所主张的雅典长治久安之策究竟何在。

本身拥有海外利益的修昔底德，无疑是雅典业已形成的海上霸权的支持者。但是他深虑树敌过众，不赞成对盟邦采取高压政策。公元前467（或466？）年，那克索斯脱离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这时雅典尚未取得幼里米屯河口的胜利，波斯仍然拥有重入爱琴海的潜力。对那克索斯的脱盟用武力弹压，从提洛同盟的利益说，雅典本可振振有词。然而修昔底德避不采用这样的论点，他说雅典“违反成规”，使那克索斯成为“第一个受奴役的盟邦”；接着又说，“自此以后，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别的盟邦也受到了奴役”。^[21]修昔底德在这里虽然没有对那克索斯事件下任何按语，但在寥寥不到数行的叙事之中，已经提出对雅典高压政策的谴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密提林事件的辩论。密提林于公元前427年背盟，雅典在压服之后，以是否执行处死米提林全部成年男子的议决案在公民大会中进行辩论。修昔底德书中以克里昂为一方，以戴奥都特为另一方，为之各撰演词，陈述激进派和温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观点^[22]。他同样对事件的本身不置一词，但从他所重写的双方演词之中，已可看出激进派克里昂是如何赤裸裸地崇尚强权，蔑弃理性，以残酷镇压盟邦为得策；而戴奥都特又如何诉之于听众的理智，从雅典霸权的长远利益着眼，指出使盟邦不再背叛的方法“不在临以刑威，而在周密的管治”^[23]。因之这两篇演词的内容，已经尽了抑扬之能事；修昔底德不须另加断语，已经为双方的是非作了定论。

为了同样的理由，修昔底德也不赞成雅典海权的进一步扩张，反对激进派的对外冒险政策。他托科林斯使者之口，在对雅典公民大会的演词中说，“不要侵犯力量与自己同等的国家，这比惑于眼前之事，冒险以求一得者，其地位强固是更为可靠的”^[24]。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伯里克利采取稳重的、以防卫为主的战略，修昔底德对这点颇为称道。他说伯里克利“在平时执行温和的政策，置城邦于安全，雅典在他的治下达到强大的顶点；及至战争开始以后，他又对雅典的实力作了有远见的估计”^[25]。修昔底德还把伯里克利的战略和他死后雅典当政者的战略作对比，指责后者违反伯里克利的方针，从野心和贪欲出发，采取危害国家利益的政策。他对西西利远征表示不满，认为是伯里克利后继者的重大失算^[26]。对于主战派的激进领袖克里昂和希帕布鲁，他都深加讥贬^[27]。对于温和派的尼西亚，虽然在西西利丧师辱国，却寄予极大的同情^[28]。这些都可说明修昔底德在如何保持雅典已有霸权问题上主张采取什么样的路线。

和他的对外主张相一致，修昔底德在对内方面同样要求遵循温和民主派的政策。他心目中最敬佩的政治家是伯里克利，而伯里克利正是改变厄非阿尔特激进民主路线的温和派领袖。他以优美的文笔，写下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上的演词，用以美化伯里克利的民主理想。实际上，修昔底德对雅典公民群众可说是无信心的，他不相信普通公民有政治判断的能力。当他叙述尼西亚在西西利处境险恶并在退兵问题上迟疑不决的时候，就以描写尼西业内心活动的手法，衬托雅典公民不辨是非，有附和任何政客煽动的“习性”。^[29]除此而外，他还斥责激进民主派“迎合人民的妄想”，“随时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放手给人民。”^[30]按他的这些说法推论，激进派的尼主不啻是公民的蒙昧无知和政客的哗众取宠的凑合。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公民民主已经扩大到最高限度。但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民主的赞赏，却不在于公民权利的扩大，而在于伯里克利“在尊重群众自由的同时，又能约束群众”；他说雅典的民主政治“实际已渐渐演为由其最高公民统治的政府”。^[31]在他的心目中，民主权利的普遍化必须同时有一个杰出人物的控制。所谓伯里克利的温和派民主，其实质正是这样。然而像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不是代代能够产生的。如果没有伯里克利，修昔底德宁可不要普遍的、扩大的民主。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派政变失败之后，温和派的首领泰拉麦尼建立“五千人的政府”，即由能够自备重甲兵武装的5000人控制政权，同时恢复公职无给制。对于这种既非寡头统治又非普遍民主的政体，修昔底德破例明白表示赞可，称之为雅典人“从未曾有的最好的政府”^[32]，很显然，按照修昔底德的想法，只有具备足够财产资格的人才能列为城邦的负责公民，只有他们才能把自身的利益和城邦的利益合而为一，成为支持城邦制度的积极力量。这就是修昔底德在如何巩固雅典城邦统治问题上的见解。

从上所论，可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之作，和雅典城邦政治的现实问题密不可分。这部书既是历史，同时又隐然是关于雅典城邦安危兴废的政论。历史必须为作者所代表的阶级或其某一利害集团指出它的政治展望，揭示它的重大主张。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垂鉴于永久”，这也就是他的历史哲学。

四

修昔底德的《战史》相习分为八卷^[33]。第1卷包括序论及战争的起因；第2、3、4各卷叙述战争的前9年（公元前431～公元前423年），每卷3年；第5卷叙述战争的第10年（公元前422年）及尼西亚和约签订后的间歇时期（公元前421～公元前416年）；第6、7两卷叙述西西利之战（公元前415～公元前413年）；第8卷叙述战争的最后阶段，即德克勒亚或爱奥尼亚之战，至公元前411年戛然中断。据修昔底德自述，《战史》原当写到雅典最后失败为止（即公元前404年），前后共27年^[34]；但第8卷断于战争的第20年，还有7年没写到，可见他并没有按原定的目标完稿。修昔底德为什么没有把全书写完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弄清楚。古代作家鲍杉尼阿、普鲁塔克和马塞林，都说他死于非命，但是各家的记载破绽很多，这种说法可能是因《战史》突然中断而引起的推测，不足据为《战史》没有写完的原因^[35]。对这种说法抱怀疑态度的格伦底，以为修昔底德因怀慕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当他写到雅典迫近失败的时期，满腹凄怆，愈写愈不忍落笔，终至不能完稿而死^[36]。从修昔底德的政治感情说，此说不为无据，但也仍然是一种臆测而已。

修昔底德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在几个相去辽远的地区爆发的战争，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为之著作专史，这在当时是一个独创的见解。他的同时代或稍后的人如安多基底（公元前约440～前约390年）、吕西亚（约公元前459～公元前380年）和柏拉图（约公元前429～公元前347年），都还没有认识到这点，他们都把前后分期、分地进行的战事看作是各不相属的几次战争^[37]。修昔底德处身于战争进行期间，死时去战争结束也只有几年，还不可能像后世的史家从历史发展上全面估计战争各阶段的联系和意义，但却能看出战争前期的10年之战、中间的和约以及后期的西西利之战和爱奥尼亚之战是性质同一的历史事件的延续，这不能不说他具有深刻而敏锐的历史眼光。但是修昔底德也非一朝一夕就能有见及此的。19世纪德国学者乌尔里契在他的著名论文《修昔底德综释》^[38]中，第一次指出《战史》第5卷第26节是书中的第2个序言，修昔底德在这一节里提出了“这次战争延长了27年，任何人不把中间的休战视为战争〔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样的看法。乌尔里契据此论断《战史》本非一书；关于这点，百年来聚讼纷纭，有的赞同，有的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修昔底德把前后几次战争视为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必然是经过长期思考，形成于著作的后期。因其如此，所以对前期已写的部分，不得不按后来逐渐明确起来的概念加以补葺修改。从《战史》现存的面貌来看，修昔底德在把前后所写的部分汇为一书之时，还不及熨平修补的痕迹。全书是一部未写完、也未修改完毕的著作，这从第8卷的内容也可看出^[39]。第8卷中没有一篇像其他各卷所常见的演词，大概就是因为作者已不及为之一一重撰的缘故。

全书的文字风格在叙述部分和演词部分各有不同。叙述部分简练遒劲，遣词一以当十。演词部分除说理警辟绵密，还讲求词藻，反复铺陈，以繁茂取胜，读后很易看出是用力经营之作；这显然是受了诡辩学派修辞家的影响。传说雅典晚出的演说家德谟斯提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曾手抄全书8遍，可能就是为了爱好书中的演词。德摩斯提尼一生尽力于挽救雅典城邦垂亡的厄运，对书中所流露的政治思想和感情，必有引起共鸣的地方。其所以爱好此书，或亦与此有关。在罗马史家中，重视和模拟修昔底德的有萨鲁斯特（公元前86～约公元前34年）、阿里安（公元2世纪）、塔西陀（约公元55～117？年）等。在中古初年，拜占廷史家普洛柯比阿（公元490？～562？年）也受其影响。文艺复兴以后，随着人文主义者对研究古典著作的提倡，修昔底德才又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所重视。到了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修昔底德重视材料搜集与批判以及保持冷静叙述等特点，更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推重。其实修昔底德也是透过历史来表达他的阶级观点的；在这一点上，近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正和他一样。

1963年春

【注释】

[1]《伯罗奔尼撒战史》，Ⅰ，i，1；ⅴ，xxv，1。

[2]《伯罗奔尼撒战史》，Ⅳ，civ，4.

[3]《伯罗奔尼撒战史》，Ⅳ，cv，1.

[4]《伯罗奔尼撒战史》，Ⅰ，i，1.

[5]《伯罗奔尼撒战史》，Ⅱ，xl viii，3.

[6]《伯罗奔尼撒战史》，Ⅳ，civ，5；cvi，4.(www.xing528.com)

[7]《伯罗奔尼撒战史》，Ⅴ，xxvi，5.

[8]《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ciii，5.

[9]《伯罗奔尼撒战史》，Ⅴ，xxvi，1—2.

[10]C.F.斯密司译，《修昔底德》，罗叶布古典丛书本，第1卷，引言，viii.

[11]G.B.格伦底，《修昔底德及其时代的历史》，第1卷，第44页。

[12]《伯罗奔尼撒战史》，Ⅴ，xxvi，5.

[13]《伯罗奔尼撒战史》，Ⅱ，C，2.

[14]G.B.格伦底，《修昔底德及其时代的历史》，第1卷，第11～47页，对修昔底德生平有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谢德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译者序言中“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一节，所述亦较详，可参看。

[15]据马塞林、苏达斯等后世的记载，修昔底德尝从阿那克萨哥拉学哲学，从安提丰学修词，在少年时期听过希罗多德对所著《历史》的朗诵，但这些说法都无同时代或较近的史料可证。

[16]例如：《伯罗奔尼撒战史》Ⅶ，lxxii，2—4；1，4.

[17]《伯罗奔尼撒战史》，I，xxii，2.

[18]《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xii，3.

[19]《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xii，1.

[20]《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xii，4.

[21]《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cviii，4.

[22]《伯罗奔尼撒战史》，Ⅲ，xxxvii-xlviii.

[23]《伯罗奔尼撒战史》，Ⅲ，xlvi，4.

[24]《伯罗奔尼撒战史》，Ⅰ，xlii，4.

[25]《伯罗奔尼撒战史》，Ⅱ，lxv，5.

[26]《伯罗奔尼撒战史》，Ⅱ，lxv，11.

[27]《伯罗奔尼撒战史》，Ⅳ，xxviii，5；Ⅷ，lxxiii，3.

[28]《伯罗奔尼撒战史》，Ⅶ，lxxxvi，5.

[29]《伯罗奔尼撒战史》，Ⅷ，xlviii，3—4.

[30]《伯罗奔尼撒战史》，Ⅱ，lxv，10.

[31]《伯罗奔尼撒战史》，Ⅱ，lxv，8—10.

[32]《伯罗奔尼撒战史》，Ⅷ，xcvii，2.

[33]据马塞林所作修昔底德传记，在古代亦有分为13卷者。

[34]《伯罗奔尼撒战史》，Ⅴ，xxvi，1.

[35]G.B.格伦底，《修昔底德及其时代的历史》，第1卷，第44页。

[36]同上书，第2卷，第80页。

[37]安多基底是雅典的演说家，曾因赫尔美斯神像破坏事件涉嫌被控；吕西亚为演说家兼富有的制盾商，因同情民主而受迫于“30僭主”。关于他们和柏拉图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看法，参看格伦底，同上书，第1卷，第391～392页。

[38]即发表于1845年的“Betr-ge zur Erkl-rung des Thukydiides”论文。

[39]关于第8卷的真伪问题，古今皆有争论，现在一般不怀疑是伪作。罗叶布古典丛书本的英译者对此有简要说明，置于第8卷之前，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