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世界史学科前景观察

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1]

一

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据以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这样说，有两层意思：第一，从事历史学科研究和著作的学者，总是离不开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他们提出来研究的问题，对问题的看法和着重点，都会和他们的时代有关，有的就是为了回答时代的问题。第二，他们也总是离不开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历史学有它本身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对于笃守成法、尊重师承的一些学者，既成状态的影响，还往往成了难以逾越的制约。

这里只想就世界史这门学科的状况谈谈上面说的第二层意思，然后再谈一点关于世界史学科前景的看法。所谈内容未必很有系统，因此把发言标为“杂说”。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曾经为各自已知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的已知世界的历史；希罗多德和波里比阿，他们各自著述的《历史》，分别是古代希腊人已知世界和古代罗马人已知世界的历史。但现在要说的世界史，不是指这些，是指近代意义的世界史，也就是海路已经大通，孕育人类文明各大陆之间相互闭塞、隔绝的状态已经消失，人们的已知世界和客观存在世界之间已经没有差距的时代，由历史学家们撰写的世界历史。这个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就我们中国而言，不是本土的史学发展的产物。它来自西方，是随着西学东渐之后带进来的。

近代意义的西学之向东方传播，始于16世纪。哥仑布横越大西洋后不到100年，明代万历年间，1580年，利玛窦把西学带到中国。他带来的西学，从现在人们的眼光看，是一个颇不协调、甚至有点儿古怪的组合，即天主教神学加科学。所谓科学，不外当时西方已知的天文学、数学、历学和地理学。地理学主要是地图绘制之学。利玛窦来中国后绘制的地图，为我们的祖宗大大开阔了视野。17世纪初，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定本。这时，西学让中国的朝野之士知道了世界，但还没有涉及世界历史。16、17世纪之际，西方的史家还没有对编纂世界历史作过尝试，利玛窦带来的西学，也就不会包括世界历史。近代西方有影响的史学著述，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这点我不清楚。19世纪中叶思想比较开放的魏源，也只编了一部地理和历史杂糅的《海国图志》，可见他当时对西方史学所知有限。此后约半个世纪，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被西方侵略势力打得屈膝求饶，亡国之祸，迫于眉睫，对世界各国历史的注意，就大体集中在两方面的问题上，即：埃及、波兰、印度等亡国的历史，这是一面；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等在19世纪改革图强的历史，这是又一面。总之，是以外国历史为借鉴，起振作救亡的舆论作用，还说不上是引进西方史学，也说不上是对世界历史作哪怕是尝试性的考察。我个人最早接触到的由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是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偏僻小邑里见到的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这部书的翻译起初由梁启超倡议，梁思成等初译，后来又由向达等据新版改译。梁、向等人是我国学术界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而向先生当时还很年轻。他们或者推动、或者直接从事这部以整个人类生活演进为考察对象的世界史的翻译，眼力确实非凡。

韦尔斯《世界史纲》问世以前，西方历史学家已经编著了多种世界历史，不过当时我无从见到。韦尔斯是生物学家兼作家，曾经是赫胥黎的学生，因之他的世界史观染上浓厚的天演论色彩。他不仅把人类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人类在自然中的演变连接起来，而且把天地之一地球的演变和生物之一人类的演变连接起来。这是从宇宙到人，以同一定律即天演论定律自始至终通贯为一的历史思想。韦尔斯并非专业历史学家，他的书是为一般读者写的。解放以前，我国大学很少把世界史列入历史学系的课程表，像韦尔斯的这类概述世界史的著作，也很少列为历史专业训练必读之物。当时大学历史系本科除本国历史课程而外，通行讲授西洋通史、断代史以及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这些课程的讲授者，或出身于西方大学，或即由其培育的较后的一辈。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对历史的观点，直接间接来自西方近代史学，特别是19世纪西方史学。解放以后，引进了不少苏联学者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著述，大学历史系本科也设置了世界通史课程，取代了过去所设的西洋通史。引进来的苏联历史学者的著述，从指导思想说，都是力求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也无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因承西方史学的某些方面。为了展望我国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前景，有必要对曾经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科既成状态的近代西方史学作一回顾。鉴往知来，也当应用之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

回顾大体限于19世纪某些有代表性的学派或学术倾向，限于对我国世界史这门学科有较多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西方史学。回顾范围也不会太宽，限于这次杂谈涉及的一些方面。我想可以先谈批判史学。

近代西方的批判史学，其主要方面是史料批判之学，亦即根据经过考辨的可靠文献如实纪述历史之学，其代表者是朗克及其学派。这个学派认为，真实的历史是以原始文献为据的历史。原始文献是为客观真实提供报道的最高见证者，叙述历史就是要让亲历其境的人讲话，让第一手史料讲话。这种写历史要有证据而且要有经过辨析真实可靠的证据的研究方法，是19世纪科学重视实证，重视对个体事物作精密观察在历史学方面的反映。应当说，这是科学的方法，批判的、反对人云亦云的方法。这个治史方法在西方史学中有很大影响。19世纪后半叶西方各国先后创办的几份历史学刊物，都大力提倡朗克学派批判史学的方法。德国《历史杂志》于1859年创刊，发起人是朗克的门生席贝尔。法国《历史评论》于1876年创刊，主办者是朗克的再传弟子蒙诺德。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于1886年创刊，主要支持者是有很高学术声望的阿克屯勋爵，阿克屯曾受业于朗克。这3种杂志实际上成了批判史学的喉舌，朗克学派的方法论风靡一时。20世纪初期我国留学西方的前辈之中，专攻史学或较多地接触史学，回国后又从事这门学科的，往往深受这一学风的熏陶，循此为治学的途径。研究外国历史的文献条件在我国虽薄弱之至，研究难以专精，但重视文献的学风，主张穷极文献的搜求和辨析然后始可从事专门研究的学风，仍然可以从老一辈的言论中传之后辈。

朗克批判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必须采取严密的以史料为证验的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怎样发生就该怎样纪述这种严格尊重历史客观真实的态度，无疑是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可贵遗产。但也应当看到，朗克关于这种主张的说法，确也存在着可议之处。这里只就与我们现在所谈有关的提出一点，即他认为逐字逐句依据原始记录就能在文字上使历史复原以及历史学的任务仅仅在于根据文献说明事件真实的看法。历史能不能只依靠流传下来的文献实现复原，怎样就是说明历史事件的真实，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已经过去的客观历史真实，按严格的意义，即使在文字上也不可能再现或复原。历史学家能够做到的，往往只是使所作的以文献为据的著述，尽可能地接近或符合已经消逝的真实，而这个所谓真实，在很多情况下还只是某一现象或现象的局部，而非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因之，说依靠文献能使历史复原，那是偏高地估计了文献的作用；说根据文献弄清历史事件怎样发生就算实现著述历史的目的，那是忘了历史著述还必须深入事实的背后，是偏低地估计了历史学的作用。

批判史学对文献和具体研究的强调，与先后和它大体同时出现的史学思潮相结合，彼此推挽，又引向新的发展。西欧19世纪是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学术、文艺和政治思想方面形成高潮的时期，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应则是浪漫史学和民族史学的兴起。出于一种对民族过去想往思慕的感情，西方国家对于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19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至19世纪后期，在批判史学日益张大的影响之下，巨大的《德意志历史文献总汇》的编辑工作，由朗克学派的名家魏滋主持，审校精湛，陆续问世。约同时而稍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史学界闻风而起。法国、英国、比利时、匈牙利、波兰等，都先后编纂了各自的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总集。这样大量的历史文献的出版，有多方面的意义。就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来说，其一是有利于国别史的研究，其二是有利于专门史的研究。

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以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各国的中古时代。19世纪的浪漫史学和民族史学不是这样。史学家从档案库文献中发掘各自民族的过去，温情脉脉，把前一世纪对中古时期斥为黑暗、野蛮、无理性的种种，看做是各自民族早期的质朴淳厚的民风，是民族精神在风教习俗中的表现。浸沉于国家档案库中的米歇勒，看到了法国过去的再生。他的《法国史》，不妨说就是法国民族精神成长的纪录。与此相似，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史学家，如英国的弗里曼，对各自国家的过去，也多少抱着一种浪漫的感情，出以讴歌赞叹的笔调，撰写了爱慕故国的历史。克鲁齐曾经称这种史学为“怀乡病史学”。尽管患怀乡病的史家对祖国故土抱偏爱之情，但却各各留下了多卷的国别史著作。这就为此后对更广泛的不以民族和国家为界限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凭借的条件。

大量史料的编订和出版，也促进了专门史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朗克批判史学开端时的政治史的范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英国而论，从19世纪中叶起，有关法制、社会经济结构等制度史的著述，每出愈新。如：斯塔布斯《英国宪法史》、梅恩《古代法》及《东西方农村公社》、维诺格拉多夫《英国维兰制》及《庄园制的成长》、罗吉斯《英国农业及物价史》等等。罗吉斯书的副题很可注意，标明：“完全由原始的和当代的记录编成”，这恰好说明文献搜集与专门史研究的关系。英国史学如此，法、德等国史学亦然。各类专门史著作的出现，是对朗克以政治史为历史主题这一思想的突破。政治史的内容，往往在于政治人物及由政治人物活动或者说与之相关活动而形成的历史事件。按朗克学派的观点，人物是特定的，事件是特定的，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作概括，所以朗克批判史学讳言规律。专门史中制度史、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大不一样。它们着眼于社会，着眼于由具不同社会功能的人形成的集合体，研究这个集合体建立什么制度以维护它的秩序，怎样进行经济活动以保持其物质存在，发展什么文化以显示和满足其精神生活。因之这类历史研究的内容，主要不在个别人物和事件，而在社会这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制度史家、社会经济史家在他们的专门研究中也要涉及历史中的人物。但他们涉及的主要是普通人物，大众的、甲犹是也乙犹是也的人物，不是朗克《教皇史》中为之刻意勾画，可以列入博物馆画廊的人物。他们在研究庄园制度时所涉及的是一般农奴和庄主，研究行会制度时所涉及的是一般佣工和行东，所注意的是这些一般人物的共性。至于他们所研究的这种、那种制度的本身，在其所依存的社会阶级，特别是近代以前的社会阶段，当然有变化，但变化缓慢，差异甚微，不是什么发生于特定时日、特定环境的特殊事件，因之所注意的也是制度在往复运用中所呈现的共性。越是弄清楚这种共性，就越能作出理论概括。所以制度史、社会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不停留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如实描述，而是要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分析和概括。我想可以这么说，朗克的政治史重在人物、事件的描述，描述性的历史属人文学；19世纪后期兴起的制度史、社会经济史重在分析概括，分析概括性的历史属社会科学。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中各种专门史研究的发展，现在回顾起来，尽管当时是求其专精，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却颇足开阔视野，把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导到新的方面，分析概括的方面，社会整体的方面。

从世界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上述国别史、专门史的研究和著述，都是有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9世纪后期以迄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各种古文字的释读，由此释读而推进的各个古代国家、地区的历史和专史的研究，又在这些有利条件上增添新的有利条件。

西方关于著作或编纂世界历史的设想，并非到19世纪后期出现上述有利条件才开始的。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就已对著作世界史作了尝试，有些编纂家也对汇编世界史作了尝试。总的说来，这类早期尝试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认为人类受自于自然的理性是一致的，理性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各个民族的风教习俗是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展示出历史的差异。这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用他的话说，“任何地区的基础是同一的，而文明则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个思想影响到德国哥廷根学派对著作世界史的尝试。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出现于18世纪的最初版本。第二，认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从哥廷根学派看来，即使从最广泛的全球意义来讲，1492年哥仑布远航美洲以后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也在于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支配。第三，在一些编纂家看来，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英国一些史学家从1736年至1765年编的38卷世界历史汇编，是这个认识的最明显的表现。到了19世纪后期以迄本世纪，随着西方史学自身发展条件的日益充分，概观全世界历史的著作或汇编也日益增多。18世纪基于理性主义的人类发展同一论，渐渐沉寂了。但欧洲、特别是西欧是世界历史中心或本体的思想，世界史就是各国、各地区历史汇集的思想，则依然存在。朗克在83岁时着手编写，但生前未及完稿，由门生杜夫整理补足的《世界通史》，是这两种思想的糅合品。在这部通史中，古代主要讲希腊和罗马，北非和西亚的考古成绩尽管在朗克学术活动旺盛时期已经震惊西方的学术界，但也只一瞥而过。接着是中古的日耳曼各族，1453年后则是为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写的历史的汇集。这就把哥廷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彻古今的欧洲中心说。这类思想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24大本、外索引一本的史密斯《历史家的世界历史》，属同一性质。几种由名家规划的大型汇编，如大家所熟知的由布莱规划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古史》，由阿克屯规划的《剑桥近代史》以及由贝尔规划的《人类的进化》，在内容丰富翔实以及吸收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成果方面，远非史密斯的书所可比拟，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但严格说来，这类大型汇编还不出专题叙述和专门论著的汇集，不是以世界为一全局对它的发展行程进行综合考察的世界历史。

在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这个问题上，西方史学中出以新说的大概始自本世纪20年代前后。前面曾经提到的非历史专业者韦尔斯写的《世界史纲》，可以说是有新解的著作之一。尽管韦氏书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可议之处，但作者超越地区、国别的局限，以鲜明的世界观点考察世界历史，并且以“世界经济关系之将混合于一种制度之下已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这一思想为据，来回顾人类的历史行程，这点值得称道。约与韦尔斯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上为世界历史认真提出新体系的，是所谓形态学派。

形态学派的最初雏型是19世纪中叶俄国丹尼尔夫斯基发表的《俄国和欧洲》一文。但真正产生影响、形成学派的，起初是斯朋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后来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们不会同意形态学派的基本理论。斯朋格勒认为文明是有机体，每一文明都经历由诞生成长而衰老死亡的过程，他称此为时间的逻辑，是有机的必然。汤因比也认为文明有发生即有灭亡，它可以孕育第2代文明，但母体必不能继续存在。文明的灭亡决定于其自身因素，所以他说：“文明总是自杀而亡，而非他杀致死。”这类带有命定色彩的周期论，我们不会同意。但形态学派的有些观点，从西方史学的发展看，不无可取。例如，把世界史看作是许多文明的历史，这就既不同于把世界史看作是各国历史的总和，也不同于把欧洲或西欧看作是世界史的本体。又如，既然欧洲文明不过是世界历史上先后发生的诸种文明之一，那么，把欧洲历史的传统3分法加之于包括其它文明的世界历史，也就失其依据。这些都说明形态学派已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就这点而言，这个学派已经超越了前人。汤因比还区别研究“细节的历史”和研究“完整的历史”，主张历史学家应当保持这两个相辅方法的均衡。他感到西方他的前辈和同时代史家，偏于向“‘细节的历史’这一面加权”，偏于“把历史只看作是西方民族国家有文献可据的历史”，因之他提出要把“完整的历史”带进人们视力的焦点。这些论点看来都值得重视。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我国史学界曾一再批判的欧洲中心论，在西方有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也久成疑问，对多少接受形态学派影响的史学家尤其如此。巴拉克劳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及其文字说明，自译为中文出版后，其所持“放眼世界，展示全球”以及“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的观点，在我国从事世界史研究者中引起良好反应。巴拉克劳夫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并非新事。早在50年代，他在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里，就已提出必须放弃朗克史学的传统，抛开欧洲中心论，为西方史学重新定向的说法。由巴拉克劳夫为之代表的这一动向，也值得我们注意。

还应当注意到解放以来苏联史学对我们的影响。苏联科学院所编的《世界通史》，自引进我国以后，30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对世界历史的基本看法。苏联《世界通史》给我们的最大影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视和应用。坚持人类历史中存在着统一的规律，坚持各个民族的历史都展示这一规律，这已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者所一般信守的准则。这一点，人所熟知，这里不须多论。(www.xing528.com)

这就是我们对西方的、外来的史学在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影响的匆匆回顾。西学东渐，西方史学随之而东，影响确实不小。这点我们可能有的意识到，有的不那么意识到。现在作此回顾，只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清醒地知所因承，知所开展。批判史学、包括史料批判之学，国别史和地区史的著述，专门史特别是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世界全局的历史观点，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等等，对我们的世界史研究都有积极意义，这些积极的方面都应当吸收接受。但从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确定也需要有所开拓，有所跨进。这就要求在回顾之余，对这一学科的前景作点展望。

二

凡属前景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口，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现在谈我国研究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前景，其依稀在望的情景也是这样。已经略见端倪，但是不具体，不那么清晰鲜明。因此我现在能说的极其有限。下面只略举几点：

第一，我仿佛看到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世界史需要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知识作为探索其自身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它不是这样一口大麻袋。要改变在我国还在流行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凡研究本国以外的任何一国或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都是研究世界史。世界史的概念不能让它这样庞杂，这样含混不清。就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中一门单独的分支学科而言，它的探索目标必然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视为两门平列学科的概念是不恰当的。中国史可以和日本史、法国史、埃及史等平列，因为都属国别史，国别史不应与世界史平列。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总汇的概念也是不恰当的。世界史的探索目标并不等同于各国国别史相加起来的目标。

第二，基于民族偏见和缺少全局观点而以某某民族、某某地区为世界历史中心的思想，和我们设想的世界历史的探索目标不能相容。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必须超越民族褊狭性。把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国家与地区视为世界中心，这种思想不仅西方人有，我们也有。利玛窦东来之时，带来了西方当时能够绘制到某种精确度的世界地图，我们知识界的祖先看到了既惊奇却又不那么高兴，因为二三千年来都以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竟只占旧世界偏东的一片地，不像个中心。16、17世纪之交的我们祖先的思想，在今天，并未失去其潜在的影响。我们看到近代西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且确实在近代世界起了非常重大作用，有些人就情不自禁，以为我们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的盛世，不妨也列为某一时代的世界中心。把自己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拔高，加以美化，这是克鲁齐说的怀乡病史家的表现，是把世界史看作是国别史汇编引进来的一种症候。我们设想的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应当预防这种症候。

第三，一部世界史不宜只讲或主要地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目前讲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统一性的主要有基本观点完全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唯心主义的，如前面讲到的西方形态学派。不论是斯朋格勒还是汤因比，都认为世界每一文明的历史都服从一个周期性的统一规律，汤因比曾对这个统一规律在不同文明中的体现作了详尽的论述，成书10大卷，另附录、余论各一卷。另一派是唯物主义的，如苏联科学院所编《世界通史》以及在它影响下我国解放后所编各种版本的世界历史。各书繁简不一，但皆历述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基本上都要经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以见由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依次向高级阶段过渡是世界史上不可移易的统一规律。两种讲法在哲学上属于对立的两大体系，唯心主义哲学谬误，唯物主义哲学正确，这点毋庸多论。但哲学体系正确是一回事，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任务是否只在正确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则是又一回事。我们注意到两种讲法都在讲统一性的基础上涉及多样性，涉及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在发展上有变异。汤因比在讲文明由发生到灭亡的周期规律时，也讲有的文明夭折，有的文明孕育第二代文明。苏联科学院所编《世界通史》以及我国按此模式编写的世界史不但讲各国、各民族社会形态依次嬗递的共同规律，而且也讲某些国家、民族在共同发展规律上的不同表现和在同一社会形态上的彼此变异。若干年来我国史学界讨论的“典型”、“非典型”、“发达的”、“不发达的”等问题，都由此而来。表面上，都以多样性补充统一性，但所强调的，还是在于统一性，在于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历史，说明在各自过程中存在着共性。这类对世界历史的看法，说透了，仍然不外是西方自18世纪以来就已有过的看法，即世界史是各国历史，或用汤因比的名词，各文明历史的总汇。所不同者，这是贯注历史发展规律的共性概念的总汇。某种学术思想一旦形成，往往在学者们头脑里保持相当强的惰性。我想现在应当克服这种惰性。

第四，我觉得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的世界史，有必要探索和说明这样的主题，即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这个主题只有这门学科能够说明，也只应该由这门学科来说明。历史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可以为说明这个主题提供非常必要的条件，但说明这个主题却不是它们的任务。最近几年，我曾多次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的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曾多次引述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另一句话：“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其自身是一历史过程。世界史这门学科，很显然，应当把研究和说明这一过程列为它的主要任务。上面提到的两大派，不能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汤因比说到文明之间的“空间接触”和“时间接触”，但是形态学派的理论核心主要不在文明之间的接触，而在各个文明的生长周期。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以及我国按此模式编写的世界史，也已注意到各国、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日益增长的相互关系。苏联《世界通史》一书还在导言中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并且正确指出，“世界史不但是人类发展的一般合乎规律的过程，而且还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但是，和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统一性这一主题相比，对原始的、相互闭塞的人群的历史怎样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世界的历史，并没有摆在一个主题的地位上。

不认真对待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人类各族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怎样逐步打破和趋向密切联系的问题，就很难对世界的过去，很难对世界何以有今天，何以形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全局，作出充分的、切合客观实际的说明。历史的逐步突破闭塞的过程，就是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也就是前面说到的世界史这门学科一个应当探讨的主题。探讨历史的横向发展，应当说，现在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对不同社会形态先后更迭的纵向发展的研究，有利于把上述主题的探讨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当代考古学的成果，已经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发生农耕的中心，也知道农耕怎样由中心向周围扩展，又在广阔的地带形成许多孤立的、相互闭塞的点。金属器的使用，促进了有些点的发展，出现了国家。历史上在农耕较早和较快发展地区出现的国家，不仅是若干孤立的农耕点的联合，而且其自身的存在，也往往不是单独的，而是许多与之相似的小国的并立。这种国家形成和小国并立的现象，实际就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突破自足农业闭塞状态在政治上产生的后果。随着联系的加密，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并立的诸小国又往往以联合、兼并、征服的方式，形成统一王国以及疆域更为辽阔的帝国。林志纯教授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注意到由城邦而帝国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发展现象。从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来讲，这也就是古代农耕地区在一定范围内闭塞状态突破面的扩大。《世界历史》杂志最近刊出王阁森同志讨论世界上古史若干“总体性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出有关“文明圈”和文明圈向周围辐射影响的看法，值得探讨。我也曾提过应当研究文化圈、经济圈这类的想法。古代世界由城邦而帝国的历史现象，不仅意味着文明圈辐射面的扩大，而且也意味着邻近各文明圈辐射面的交互覆盖，由此促进相邻文明圈的融合，彼此接纳异体的因子，丰富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通常说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往是从往返路线以及彼此关系着眼的较多，从历史的横向发展、文明圈的辐射以及辐射又交互覆盖的意义着眼的较少。应当看到，文明圈、经济圈的扩大，它们之间交相辐射现象的增多，是历史向愈来愈大程度的世界史迈步。不过，在古代，在农本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种迈出的步伐非常迟缓。

我想可以这样说，近代以前，文明世界的经济基础都是以农为本。以农为本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自足经济，其本身带有闭塞性，因而造成对历史横向发展的局限。商业是沟通闭塞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但在前资本主义的以农为本的时代，奴隶制社会也好，封建制社会也好，以流通农产剩余和小手工业者生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商业，总是处于农本经济的附庸地位，不能期待这种商业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即使在少数商业较发达的古代文明圈，其根本状态也是这样。历史学者一般都重视希腊城邦的商业活动，但似乎不能过高估计商业在希腊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亚里士多德曾以农耕为大部分人的生活所托。希腊人所称“自我劳作者”，其意是指自耕其土地的农人，不指其他。可见农耕是主要生业。世界史研究所廖学盛同志曾在《世界历史》杂志发表的一篇书评里简略提到：“为数可观的希腊城邦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公民为主体的。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公民权与土地有密切联系。”这话是对的。据希腊史研究者估计，公元前431年前后雅典无土地公民人数只占雅典全部人口的1/11。可见大多数公民是以农为生，反映农耕在处于繁盛期间的雅典城邦经济中的地位。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三中曾经说：“自耕农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在古典的古代的最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农耕在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不仅古代的古典城邦为然，封建社会尤其如此。既然是农耕为主，商业比重有限，那么，商业作为沟通闭塞的因素所起作用也是有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本经济，足以支撑幅员广袤的帝国，但由之衍生的商业交易，远不足以发生有世界意义的突破闭塞的作用。

各民族、各地区之间闭塞状态具有世界意义的突破，始于资本主义在西欧登上历史舞台，始于15、16世纪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跨越海洋之间新航路的开辟。从这个时期起，开始由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和手工业提供商品的商业，作为一支打通闭塞的力量，就远非过去商业所能比拟。瓦伦斯坦《近代世界体系——论资本主义农业及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一书，把16世纪打通了闭塞的世界划分为三大地带：一、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主要指英吉利、尼德兰；二、半边缘、周围地带，主要指环绕核心的欧洲和美洲；三、边缘地带，主要指上述两者以外的亚洲、非洲等。说16世纪就已有了这样一个“世界体系”，未免过早。但资本主义触角，从16世纪起确已开始伸进世界的各主要地带。原始闭关自守的状态，几个大陆彼此隔绝的状态，确已从此空前突破。程度愈来愈大的世界历史，也确已开始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形势更十分明朗，世界历史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全局。

瓦伦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书中所论，主要在于贸易、经济。谈“世界体系”，考察贸易经济问题是很重要的，但还应该考察比此更广泛的其它方面。这个要考察的更广泛的方面，我想也可以称之为文明或文化的辐射。我们的祖辈习于用“西学东渐”这个词。所谓“西学”，涵义很广，包括近代的科学技艺、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理论以及和这些理论相随的关于近代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知识等等。这些广泛的内容，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西学。所谓“东渐”的“东”，我们祖辈，甚至直到现在的一代人，通常理解为地处亚洲东部的中国，扩大一点，加上日本。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察“西学东渐”，我觉得，其意义要比我们祖辈以及现在通常理解的广泛得多。自16世纪迄18世纪，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天文学、物理学这些领域开始发展的自然科学，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立宪政体下的民主代议制，工业革命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创新以及与之俱兴的古典经济学说，等等——这些主要起于西欧并最早盛行于西欧一带的“学”，都随着从资本主义萌芽开端到工业革命而大为加强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渗透力以至掠夺和侵略的暴力，向西欧以外扩散。这里说的“西欧以外”，包括西欧以东。这个“东”，不仅是东亚之东，而是大体上自易北河口迄莱茵河一线西欧以外的东，包括中欧、东南欧、俄罗斯以及整个亚洲，它的大陆和列岛。在这个西欧以外的广阔的东方，先后不一，程序不同，都属“西学东渐”、西力东渐的范围。易北河口迄莱茵河一线西欧以外的东，都不能不受“西学”和西方经济和政治势力“东渐”的影响，都不能不受最先在西欧出现的工业世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辐射。普鲁士的开明专制，俄罗斯的沙皇改革，都可视作西欧以外较早受到来自西方辐射影响的先例。在这个广阔的西欧以外之东，在本身条件和西来影响结合之下，传统的农本经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瓦解和改造，也就是到头来转向工业化的改造；建立于农本经济之上的政治上层结构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瓦解和改造，到头来是封建专制终必让位于民主的改造。这个瓦解和改造的过程是曲折的，痛苦的。从西方扩散出来的工业世界的种种，绝非和平转让，而是往往伴随着暴力。在受到“西学东渐”和西方势力影响的东方，也绝非上下一致，先后一致，而是经历反复的保守与改革之争。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都曾对这个西来之“学”、这个西来的有广泛意义的影响力，开门又关门，关门之后又重新打开。有的改造出自上层，看来比较主动；有的是在内外交困之下终于被迫走上改造的道路。三四百年来，大体自易北河口迄莱茵河一线以外之东，都在经历这样的改造。这是社会进步阶级、阶层和人民为摆脱落后的农本经济及其传统统治的改造，亦即工业化和适应工业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造。俄国十月革命为这个改造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指出新方向，带来新速度，但这个改造至今还没有遍及全世界，世界还处于这个改造过程之中。我想，这个改造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波澜起伏，应当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个必须研究和说明的主题。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横向发展的主题。

前面所谈关于世界史这门学科前景的展望，涉及广泛的问题，但确实不是广泛到逐个国家、逐个地区来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我的想法无他，只是想把世界史从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包罗无遗的高大地位上请下来，想让它成为一个有限定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一个并非高踞于国别史、专门史之上的分支。要使世界史成长为这样一门单独的学科分支，从事研究者必须充分利用前面曾经加以回顾的19世纪以来近代批判史学的成果，国别史和专门史的成果，进步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成果，作为促进世界史这一学科成长的养料。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径，世界史研究者也当如此。高谈历史趋势或历史潮流，避开具体的专题研究，甚至目之为“细节”，以为无足重轻，这种想法是无助于我国世界史这门学科的成长的。

1985年5月

【注释】

[1]本文是吴于廑教授在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1985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