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巴比伦古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吴于廑文选》

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最早的文化发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可贵，不仅在于它们出现的时间最早，而且也在于它们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至今还闪烁着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智慧的光辉。

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从3个方面阐述它们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即：一、文字，二、建筑，三、科学。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学和宗教，也曾对其它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流传于西亚一带的吉伽美什史诗，可以溯源于苏美尔时代；为古代许多民族所信奉的死后裁判和宇宙一神的观念，也可以和埃及奥西里斯的神秘教仪以及埃赫那吞的阿吞神相联系。但是前者的影响比较局限于一时一地，后者的影响对人类近代文明的意义不大。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估价，两者都不能和文字、建筑艺术、科学这3个方面相比。

一

埃及和巴比伦南端苏美尔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了图形文字。苏美尔文字最初以图画为字符，一符一义。有时在字符上略加标记，又孳乳新的字符。例如“头”字（SAG）就画成一个人头形；在这个图形上用线纹标示颏部，就又形成“口”（KA）的字符。字符由是增多，逐渐满足日常记事的需要。但是图形字符很难表达抽象的词义，字符不断增多，也造成记忆和运用的困难。于是同声的词往往就合用同一个字符，这种字符开始起标音的作用。例如“箭”和“生命”同声，“生命”一词又不好用图形表达，“箭”（TI）这个字符因之就用以表示“TI”音，同时具有“箭”和“生命”的意义。这样，音和义渐渐分离，出现标音而不标义的字符，发展为音节符号。音节符号的出现，改变了一义一符的发展倾向。先前日渐孳乳的字符减少了，文字的发展找到了简便的途径。约当公元前3600年时，乌鲁克的字符多达2000。三四百年后，在法拉发现的字符已降为800百。又经过三四百年的变化淘汰，到拉格什乌鲁卡基那在位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字符就只有600以下了。音节符号的出现和运用，不仅精简了字符，而且也增加了文字的确切性。词格、词首、词尾、介词、副词等不易用图形表达而又为文法结构所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可利用音节符号来表达。以音节符号作词尾补音，又可区别同用一个字符的不同词义。在“足”的字符（DU）分别附以“—NA”或“—BA”，就可以区别与“足”有关的“去”或“立”。这样，字符意义的混淆也就减少了。与此同时，指意符号也起了明确文字的作用。原来画作犁形的字符兼有“犁”和“耕夫”两种意义。有了指意符号，就可以在犁的图形上加“木”（GIS）为词首以确指其为“犁”，加“人”（LU）为词首以确指其为“耕夫”。于是苏美尔的文字体系逐渐完备了起来。在五六百个字符之中，约有100个是表示元音和元音与各种辅音组合的音符，只缺少单独表示辅音的符号。到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文字的发展几乎已经踏上字母文字的门槛。

苏美尔文字的成就，在西亚、伊朗和东部地中海传布极广。刻画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流行于古代的中东和近东。不但以两河流域为活动中心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都袭用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而且在此以西、以北和以东，赫梯人、胡里安人、米丹尼人、鸟拉尔图人、叙里亚沿岸的乌加里特以及稍后的波斯，也无不采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楔形文字是埃及法老和赫梯、米丹尼等国王以及迦南一带小国君主之间互通公文的工具。1891～1892年在埃及阿尔马那发现的泥版外交文书，充分说明楔形文字影响的广泛。公元前五六世纪间，波斯王大流士在贝希斯吞悬岩上刻石纪功，所使用的也是楔形文字。直到公元元年左右，楔形文字仍然在西亚流行，迄未断绝。以泥版作书的方法，也传到克里特和希腊南部。诺萨斯、派洛斯和迈锡尼的最早文书，都是刻画在泥版上面的。

埃及文字的发展较苏美尔略晚，其图形文字可能受过苏美尔的影响，但学者不能论定。埃及文字中的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的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和苏美尔文字极其相似。虽然它的书写形式一直保留象形体，后起的僧侣体和俗用体也不过是象形体的草书，但是在极为重要的一点上，它跨进了一步。它有了苏美尔文字所没有的表示辅音的音符，而且一音一符，有的学者认为这已经可称为字母。尽管埃及人自身没有充分认识一音一符这一发展的深刻意义，但是塞米族人在接触到埃及文字、受了它的启发之后，却创造了真正的字母。西奈半岛上所发现的古代文书，经古代语言学者研究，已可断定是借用埃及象形字符而形成的属于公元前15世纪早期迦南方言的字母。这套字母是后来在拜伯罗斯发展起来的腓尼基字母的前身。在拜伯罗斯以北乌加里特也形成用楔形符号书写的字母。1949年法国夏弗尔（Claude Schaffer）所发现的一块泥版证实乌加里特字母的顺序和腓尼基、希伯来的相同，另外还多了8个字母。乌加里特字母的起源问题，学者议论不一。从其接受楔形文字这点来推测，苏美尔—巴比伦的影响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乌加里特的楔形字母文字沉埋已久，直到近几十年才因考古发掘又重见于世。这套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究竟有什么关系，已经很难弄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这样说的，即在人类最早的字母文字形成过程中，埃及和苏美尔文字的发展，都起了程度不同的，然而是属于开辟道路性质的作用。

关于腓尼基字母的传入希腊，以及希腊、拉丁和近代欧洲各语系字母的渊源，已经是人所熟知的事情。晚近许多没有形成字母的文字，也开始采用字母。我国汉字的改革以及少数兄弟民族文字的创建，都已走上字母文字的道路。一提到字母，人们都会想起腓尼基。由此上溯，埃及和苏美尔—巴比伦的成就，又是腓尼基人在文字发展方面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腓尼基字母和埃及音符之间，更存在着血裔一般的关系。人类文化优秀传统的延绵不断，犹之运动会上的火炬接力。现在世界上学习和使用这种字母文字的儿童和成人，手里都持着由埃及和苏美尔—巴比伦人传之后世的文明的火炬^[1]。

二

古代埃及建筑用石材，或开凿岩壁，建为庙堂和陵墓。这类建筑多经久不坏，至今去埃及观光新王国故都遗址的人，仍可看到卡纳克耸立如林的石柱。巴比伦的古代建筑则不同。从苏美尔直到迦勒底，宫室神庙的建筑多用烧砖。王朝兴废，兵火相寻，早已倾圮殆尽。在19世纪考古发掘以前几乎一切遗址都已封埋在千百年的尘土之中了。论建筑艺术对于其它民族的影响，巴比伦次于埃及。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建筑，自希腊希罗多德以来，历史家没有一个不乐于称道。金字塔的确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可企及之处。石工的艰巨、计算的准确、气势的磅礴雄伟、棱锥体的有力线条和地面上的一望平沙以及几乎终年无雨的寥廓晴空的配合，都使它在建筑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金字塔毕竟只是法老死后的冥宫，阴沉的埋骨之所。就其象征法老权力至上来说，它和现实社会是有联系的，然而这种联系不能使它具有人世生活的意义。它独处于人世的生活之外，在精神上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它的建筑设计和艺术构思不能运用于其它方面。在这一点上，它不如神庙和祭堂。神庙和祭堂虽然都是宗教建筑，但当宗教支配人的信仰的时代，祈祷祭奠是人世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此服务的建筑就不能脱离活动着的人，不能不适应人的活动的要求。因之这种建筑的原则和风格，就可以移用于人世生活的其它方面；而作为死者之居的金字塔却不能这样。在世界历史上，从埃及第四王朝兴建金字塔以后，不少民族都接触到埃及古代的灿烂文明。他们从埃及学去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仿效金字塔。自古迄今，除尼罗河西的几座岿然大物而外，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模拟金字塔的建筑。金字塔在人类建筑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但也是孤单的，它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十分微薄。

埃及的庙堂建筑则不同，它的影响比金字塔远为显著。这类建筑也以雄伟著称。新王国都城底比斯的卡纳克大庙历18、19两个王朝才大体完成。其中主殿宽329英尺，深170英尺，有巨型石柱134根，柱面雕镂纪念图像。正中两行12柱高70英尺，柱头部分11英尺，柱顶面积可容100人。全庙用石材建筑，中间耸出，高于两旁约及1/3。耸出部分由左右两侧透光，从高处照明殿内。列柱的运用，是古代埃及前后3000年中建筑的特点。哈休塞特女王在底比斯西开凿的岩庙，外部也以柱廊为饰。直到托勒密时期，此风仍相习不衰。柱廊的石柱有的无柱础，有的虽有也不占明显地位。柱身除雕镂纪念图像者外，往往在弧面上刻细槽，像花柱一束之状。柱头部分最突出，雕工精细，如花瓣垂护。哈休塞特岩庙的石柱则不加雕饰，但以和谐朴素见胜。以埃及石柱的这些细节与希腊古典时代建筑中的柱廊对比，极易看出两者之间的神似。英国学者费尔斯曾在萨卡拉发现属于第3王朝时期的柱廊，谓其与纯粹的希腊多里安式几乎没有区别。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初，埃及就已出现和雅典帕德嫩宫极为相似的柱廊形式，这是建筑史上大可注目的事情。其实不仅是多里安式如此，即希腊的科林斯式又何尝不可从卡纳克柱头追寻其踪迹。前文所述花瓣垂护的柱头，就正好和科林斯式属于同一风格。这些相似之处不是偶然的。埃及自克里特时期始，即与爱琴海和希腊人的文化发展发生了联系。公元前7世纪以后，希腊人出入埃及者日益增多，既有商人、海客和手工业者，也有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雅典的改革家梭伦就曾到过埃及，并从学于埃及的祭司。在接触如此频繁的背景之下，希腊人在建筑上接受埃及的影响，完全不足为异。约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建筑风格也传入东方的波斯。波斯王宫中的百柱厅，无疑是受了卡纳克的影响。令人惋惜的是百柱厅已在亚历山大东侵时毁于兵燹，遗留下来的废址过于残破，已经不能断定它在怎样的程度上与卡纳克相近似了。

埃及建筑中的一些其它特点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建筑在屋顶部分作联窗假楼，由高处取光，使建筑内部明亮，就是承袭埃及突出屋顶中间部分由两侧透光的方法。这个方法又由罗马遗给西欧，为中古许多教堂建筑所沿用，至今不废。埃及的方尖碑原来是树立在庙前的碑石，用独石凿成。从第十二王朝起，赫利奥波里就出现高达68英尺的方尖碑。新王国时期，图特摩斯一世、哈休塞特女王、图特摩斯三世、拉美西斯二世等都建立巨型方尖碑，高度往往在75英尺以至100英尺以上。罗马侵入埃及以后，曾把许多方尖碑劫走，并在各地仿建。图特摩斯三世所建立的高达105英尺又9英寸的方尖碑，被君士坦丁运入罗马，竖立于大赛车场，其后于16世纪经教皇席克特斯五世移为教堂的纪念碑。19世纪中，法国、英国、美国又相继到埃及劫运，移立于巴黎、伦敦、纽约等城。侵略者的盗劫行为，并不能使古代埃及人的智慧蒙羞。方尖碑建筑的影响不胫而走，在现代西方的大城市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它的模拟品。美国都城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www.xing528.com)

巴比伦的古代砖建筑不能垂久，倾废之后，实物不存，其影响自然受到了局限。但从苏美尔以迄迦勒底约2500年间，巴比伦的建筑不断发展。高出地面的建筑基台，层级神坛、宫室、城堡，规模都很闳大。德国考古家科尔德维在新巴比伦城的发掘，使人得以略见巴比伦建筑发展到最后时期的水平。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悬苑，在古代已被誉为世界的奇观；保存比较完好的伊斯塔神门，体现拱门和彩釉砖装饰等东方特点。受巴比伦建筑影响最大的是亚述。亚述处两河流域北部，在地理上不属巴比伦范围，但在文化上几乎是巴比伦的一个组成部分。尼尼微等城所发掘出来的亚述王宫遗址，全部属于巴比伦的建筑风格。但在建筑装饰艺术上，亚述有很大发展，如宫墙下部的浮雕饰带、宫门口的带翼人头牧牛象以及彩釉砖等。迦勒底后于亚述，因之得以吸收亚述的成就。小亚细亚的城堡建筑，也有巴比伦影响的痕迹。波斯宫壁上用彩釉砖砌成的武士像，则是伊斯塔神门上彩釉砖装饰的发展。

巴比伦建筑中的圆拱结构，在西亚有很大影响，并且可能影响了欧洲。圆拱为埃及建筑所无，希腊建筑也不用圆拱。在巴比伦，自公元前第3000年代起，即已有圆拱结构。乌尔、埃什努那的建筑中都有圆拱。据乌尔时期的墓室、阿卡德时期和受巴比伦影响的两河流域北部霍尔沙巴德的地下沟道，并且已经应用了穹窿。圆拱和穹窿从巴比伦传播于西亚各地。到亚述和迦勒底时期，宫室和神门建筑都有闳大的拱门，迦勒底还出现最早的穹窿建筑。罗马建筑中的圆拱，最初得之于伊达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由小亚细亚移居意大利，他们对圆拱的知识可能是从西亚带去的。圆拱结构为罗马人所承袭以后，大有发展，在凯旋门、殿堂、剧院、桥梁、水道等建筑上广泛运用，成为后来欧洲各地的遗产。中古时期阿拉伯人在夺取两河流域后所沿袭的圆拱，其渊源无疑可以上溯到巴比伦时代。阿拉伯人的势力曾扩及亚、非、欧各洲，运用圆拱穹窿结构建成的清真寺遍及各地。

三

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科学成就中，对人类文明有深远影响的是天文和几何。埃及在实用几何方面的贡献较大，巴比伦的天文观测纪录以及由此获得的科学知识，则是希腊和托勒密埃及时期天文学据以发展的基础。

古代天文学是围绕观象授时这一实用问题发展的。埃及人的历法并不准确，每年相差1/4日，不知置闰，差误很大，每经1461年即1个天狼星周期就相差1年。但埃及人最早使用太阳历，在这一点上具有首创的意义。埃及人把昼夜各分为12小时，以日出、日落为昼夜的分界。这种计时的办法也不准确，因为季节变换，夏季昼长则日间的小时随之延长，夜短则夜间的小时随之缩短，冬季反是。但是由此制定的每昼夜分为24小时的计时法，却至今为全世界所采用。埃及人用长约14英寸的石片为日晷，一端以直角形向上高出少许，如“｜＿”形，石片上刻划度数，置太阳下视高出部分在石片上的投影远近以测定时刻。又用雪花石制成的盆为漏壶，深约14英寸，内壁刻划度数，定时盛水，视水漏多少而知时刻。这种日钟和水钟，大约在图特摩斯三世时期或稍后即已出现，后来传入希腊和罗马。欧洲的时钟到13世纪才发明，在此以前日晷和漏壶是通用的时计。

巴比伦的历法为太阴历，从苏美尔时代起就已流行。以月计年和太阳年之间的差误，约为11日稍外，因此每隔几年必须置闰月。汉谟拉比时期，置闰由国家临时以命令规定；其后渐有固定的周期。公元前6世纪后叶，行8年3闰法，以后定为27年10闰，历法逐渐准确。希腊人也用太阴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梅屯所创19年7闰的周期，是巴比伦置闰法的发展。巴比伦又以日月运行和星座方位的关系计算时刻。1日按黄道12宫分为12个单位，称为“丹那”（danna）；每丹那又分为30个更小的单位，称为“乌斯”（us）于是日月运行的轨道渐渐形成周天360度的概念，度又按60进位法分为分、秒。后来这样分度法广泛传播，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定制。

巴比伦在天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是对天体的长期观察和纪录，形成比较准确的理论知识。早在阿卡德萨艮一世时期，巴比伦就有观察天象的专职祭司。他们把天上的星体按方位分为星座，特别注意观察黄道12宫。这些星座的划分法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由攸多克塞斯（公元前408～前335年）和阿拉图斯（约在公元前3世纪前期）传入希腊。其后欧洲天文学家关于星座的划分，大体上都沿袭巴比伦人在公元前3000年后期所达到的成果。长期观察纪录的积累，使巴比伦天象家熟知各个星体的运行周期。他们发现月球每过223个朔望即18年另11日又回到其原来相对于太阳的地位，回到原有的交点和近地点。根据这个周期，他们能够预测日月蚀。他们不仅知道金星每8年就回到原有的位置，而且知道水星、土星、火星、木星的同样周期分别为46年、59年、79年和83年；因此又能够准确预测5大行星在运行中与黄道诸星的相对关系。巴比伦的天文成就在迦勒底时期达于极盛。每年的历书标明朔望、预告日月蚀以及行星的会冲现象，如是等等在托勒密埃及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希腊人希帕卡斯一直在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从巴比伦的泥版文献大量出土之后，学者对有关天文部分的研究，已经证明希帕卡斯在天文知识上的许多“创获”，实际是承袭巴比伦的成果。在希帕卡斯以前，公元7～6世纪的米利都哲学家泰勒斯也因预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蚀而闻名于世。但是科学的预测不是猜想，如果没有关于月球每18年另11日为1运行周期的知识，就不可能有这样准确的预测。在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和其它希腊各城没有任何可以提供这样准确理论知识的长期天象观察纪录。泰勒斯关于日月蚀的知识必然是来自巴比伦。这和比他略后的毕达哥拉斯一样，毕达哥拉斯在游历埃及和东方的时期，就曾获得不少有益的天文知识。欧洲天文科学的早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巴比伦的遗产。

在几何学方面，巴比伦的成就却次于埃及。巴比伦知道把圆划为4个象限，把周天的概念施之于抽象的圆，也分为360度。又能算出长方形的对角线。但这一类的成就毕竟不突出。巴比伦对圆周率的知识几乎和圣经列王纪中所载的一样，把它定为3，很不精确。埃及古代的几何知识虽然也还是属于经验性质的，没有越出实践的范围，但它已经为系统的理论知识提供了可贵的基础。属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阿姆斯数学草纸，说明埃及人已能解决几何学上的若干问题：能计算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以及等边三角形和等边梯形的面积。圆的面积求法是从直径减其1/9，然后以余数乘方。从这个方法推算圆周率的值，约为3.16，比巴比伦人精确多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纸草关于截顶棱锥体容积的计算。埃及人为解决这个问题所立的公式至今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认为是极可惊的成就。这种成就显示古代埃及在实用几何学上所达到的水平。希腊数学家中较早对几何有贡献的如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都到过埃及。他们从埃及接受几何知识，然后又有所发展。罗德斯岛的希洛尼模斯曾经说，泰勒斯向未从师，只有在到埃及的时候，才从祭司游学。后来集古代几何学大成的欧几里德，也是在埃及度过他学术活动最旺盛时期。古代埃及对几何学早期发展的影响，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埃及和巴比伦是人类文化征途上出现较早的两支拓荒队，前无古人，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晶莹可贵。他们在好些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为后世开辟了道路。他们的经验、探求和创造是后来重大发展的开端，经过继承者的不断努力，这些开端就愈益显示其深远的意义。但是古代文化往往是智慧和愚昧杂糅，进步和保守交织。巴比伦天文知识的光辉，有时不免为占星术的迷信所掩；埃及人已经打开字母文字的锁钥，然而固步自封，始终没有摆脱象形字符的局限。后继者必须精于鉴别取舍，然后才能发扬光大。过分崇信前人的成就，以为天下皆备于此，是片面的、非历史的。

1961年冬

【注释】

[1]本书所述两种文字的发展，据S.H.Hooke，Recording and Writing，载C.Singer，E.I.Holmyard及A.R.Hall编，A History of Technology，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