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文选：对《民族主义概念》的述评

孔翰士近著《民族主义概念》述评

本书著者孔翰士（Hans Kohn），捷克斯拉夫历史学家。少年时曾参加犹太人复国运动，后游历近东，著《近东民族主义》两卷。近年流寓美国，曾数度来哈佛大学讲学，颇以善论史事见长。他的讲稿和文集，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以体例不求严整，在学院派史家中或少见推许。但其善者往往警辟过人，立论多从近代历史及思想中透滤而来，于简要中见才识。这本新出的《民族主义概念：其来源及背景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1944年麦美伦公司出版），据著者序，是他20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成绩之1部。此后还要续写1部，题为“民族主义时代”。因此现在评述他的书，仅及其对民族主义研究的1部。这种未窥全豹的评述，对著者所论，有时或不易求其平允。倘有过论，只好等他第2部书出版后再补正了。

本书共分8章，论述范围几于综贯全部西方历史。第1章为引言，分析民族主义的性质。著者谓民族主义并非本诸人性而有。它只是一种历史现象，缘历史的条件而产生。所谓历史条件，依著者之意，一为统一的国家组织，一为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一为民权学说，又一为中产阶级的兴起，而这些条件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发展成熟。于是著者乃以法国革命为其已成之书和待著之书两部之间的划界线。这部已成的书，只论述法国大革命前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与背景，故名其书曰“民族主义概念”。另一部未成之书按著者序中之意，大概将重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后各国民族运动的历史，推究其如何成为百年来历史的主流，故乃预题其书曰“民族主义时代”。这一为先后两书内容划线的方法，怕已不免为著者构思之累。关于这点，下文将有论及。

第二章述以色列和希腊。照著者的看法，以色列人的民族概念，寄托于宗教思想之中。以色列宗教思想有两点对民族意识十分重要：其一是关于上帝曾与以色列人订约的传说，以色列人据约成了上帝的“选民”。因其为特选之民，故乃自视比其他民族为优越。其二是民族弥撒亚的思想，以为上帝曾赋予以色列人以牺牲救世的使命。完成这一使命乃以色列民族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对此使命的责任同时就是对上帝的责任，对民族使命的效忠亦即对宗教信仰的效忠。这样，以色列人的民族思想，既来源于宗教，也是寄托于宗教。

希腊人的民族概念无比鲜明。著者仅仅指出，在柏拉图《共和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凡说野蛮人即非希腊人，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然而古希腊人却始终没有合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达尔斐神殿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过是希腊全民族的一个微弱的象征。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往往是文化上的意义重于种族上的意义。后来希腊文化随着马其顿的兵锋远播异域，往日的“野蛮人”不少成了希腊化人。原有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种族意义的区别，也就显得更其淡漠。

在第二章中，著者对希腊人的文化和以色列人的文化作了比照评论。著者说，希腊人生活在空间，以眼为感官，他的世界是视觉的世界。希腊人的美学意境是塑型的，是平匀等称的空间结构。他予不可形象者以形象，于无穷中划出有穷，予之以边缘界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匀称罗列多的理念的有限空间。以色列人与此不同。他生活在时间，以耳为感官，他的世界是听觉的世界。上帝对以色列人不是有形象的神，而是一种声音，一种无穷止的召唤。以色列的艺术不在塑型，而在赞美诗，在时间中绵延无尽。他看不见空间中的比例停匀的结构，只听到回荡在时间中的永恒召唤，使他茹辛受难而不辞。复按前文，可知这些说法无非是为以色列人具有希腊人所无的民族使命感从文化方面作解释。虽未免执持一端，但亦足为读者引发思考。

第三章述罗马与中世纪关于帝国的概念。在第二章末尾，已论及以色列的民族宗教如何因救世思想演化为人类的宗教，希腊的城邦政治思想如何因亚历山大帝国的形成演化为斯多噶派哲学的世界主义。这二者与罗马帝国的实际存在相结合，至中古时期，就形成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政教二元的一统主义。著者写这一章，其要旨似在说明民族主义非出于人性之说，因为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本章所述自罗马帝国以迄中世纪末长达1000余年的时期，西方的文明世界竟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

第四章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著者并非以这两大历史运动为民族主义的运动，但是认为两者都培育和助长了民族主义。文艺复兴重振了古典的学术思想，因而也重振了古典希腊时代以个别国家而不是以一统天下为对象的政治理论。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也就在这样的思想趋向下产生。宗教改革打开了《圣经》自由阅读之门，由此也就有更多基督信徒熟悉“旧约”之中以色列人含有民族意识的“选民”概念。加尔文和稍后克伦威尔的民族弥撒亚思想也缘此而起。这两大历史运动涣然相遇，遂使中世纪政教二元一统主义的权威，逐渐荡析殆尽。这对近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不啻在人们的思想上为之开辟道路。

第五章述近代西方国家从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历史演变。所论以法国为重点。路易14时代的君权一统，政治表现为黎启留集权政策，经济表现为科尔柏重商主义，宗教表现为法国政教一源说，著者概称这类历史现象为“君国主义”（Etatism），而非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著者认为必须以人民为国家的核心，非若君国主义之以王朝为核心。这也就是说，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无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之有无，须看君国主义是否已为民权主义所取代。于是接着就是对民权主义的长篇论述，说明民权主义的哲学依据是理性主义，洛克、卢梭等人的民约论学说，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理论根源。著者认为，法国革命亦即法国民族的觉醒。觉醒的民族负有向各国传布人权福音的使命，由此促进各国建立自由民主的政体，而这就是“开明的民族主义”。本此见解，著者在第四章中论英国清教徒革命，第六章中论美国革命，都作了类似发挥，反复说明英、美清教徒如何以新以色列人自许，又如何以传布人权福音为使命。从这前后几章，可以看出著者的思路。他以为以色列人的民族概念和英、法、美3国革命中的民族概念，前后一脉相承。前者有依上帝意旨而订的圣约，后者则有依人的理性而订的社会契约；前者有救世的使命，后者则有传布人权福音的使命；前者的使命以人类为对象，后者的使命以世界各国为对象。在这一脉相承的发展之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一大转捩。由于这一转捩，往古的民族概念才从悠悠中古的长夜醒来，演为著者所说的由法国革命开端的西方开明民族主义。

第七章以“旧世界的骚动”为题，以德国为论述中心。著者先论德国文学的兴起，略及赫尔德以语言为民族要素的学说。次论普鲁士君主集权，从西欧输入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开明主义。前者惊破由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统帝国的旧梦，使人们的政治感情转向正当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后者解开神学加于人的思想的禁锢，使学术思想专注于人间世俗的问题。于是相继出现赫尔德一辈研究民谣民俗的学者，从方言以及歌谣风习中发现民族的精神。这一思想受到狂飙运动和宗教虔信主义的培植，浸润濡染，推挽成风，影响及于政治和历史思想，形成这两方面的浪漫学派。在浪漫学派心目中，民族成为超越个人的神秘有机体，其本身为一目的，有超越个人的集体意志。历史成为民族生命史。英雄纪念碑，帝王陵墓，诗人的故里故居，都是民族生命史中的光荣标志，一一牵萦着人们对民族创造力的崇敬的感情。这种感情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一旦结合，便演为近百年来德国人表现于历史上的民族至上、权力至上的民族精神。所以著者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欧的开明民族主义有别：西欧的基于理性，基于契约，德国的基于感情，基于历史；西欧的注目于开明的未来，德国的倾心于光荣的过去；西欧的着重于个人自由，德国的着重于国家权力。放下所谓开明民族主义这个名词是否确当的问题不论，著者的这些论断都相当精辟。末尾一章，分述欧洲其他国家民族觉醒的历史，可以视作全书的一点绪余，这里不需复述。(www.xing528.com)

上文综述全书要义已竟，以下略加评述。

上文说过，著者以英、法、美3国革命皆为各自民族的觉醒，革命中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世界各国建立民主政治的促进，以及向世界各国传布人权的福音，则皆认为是民族觉醒的内容，谓之为开明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一论点，著者才在论民族主义之中，娓娓不倦地陈述洛克、卢梭、杰斐逊以至边沁、穆勒等等的学说。抱有这种看法的，不仅著者一人为然，海斯所著《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英国皇家国际学会会员合著的《民族主义》，也都有类似的议论。这种看法的思路有混淆，似须为之一辨。

欧洲自中古时期基于封建制度的帝国一统主义逐渐破灭之后，几个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大体有一相似的过程。初为君主集权统一，奠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其后君权强化为专制，乃不断发生中产阶级的民权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各国之间无时间上的一致。从君主集权说，英国16世纪的亨利第八可以比之于法国17世纪的路易十四，渥尔赛大主教可以比之于黎启留大主教。从民权运动说，英国17世纪的清教徒革命可以比之于法国18世纪大革命，克伦威尔可以比之于拿破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这一历史发展的作用，是由前者产生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由后者产生加尔文新教的、胡格诺派的、诺克斯派的、以及清教徒派的民权思想。宗教改革带来的诛除暴君说，其影响甚于上帝“选民”说。易言之，宗教改革民权主义的色彩，浓于民族主义的色彩。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其与宗教改革在思想方面的关系而言，主要是在民权思想的承续与发展。两次革命的目的，都在求得以法律为保障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非以增强国力为保障的民族权利和自由。英、法两大民族国家，早于君主集权统一中获得了巩固和强盛，民族权利和自由也早已不是两国人民所未解决的问题。洛克和卢梭都是在君权强化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立说。他们书中所用“nation”或“people”一词，并不相当于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者所说的“Volk”。洛克和卢梭所讲的国家，乃由个人结约而成，是用以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工具。这个工具一旦不合用，则作为这个工具的国家，便可通过人民解约而分散。德国民族主义者所说的“Volk”，是出于自然的成长，既不依个人的理性决定而结合，也不依个人的理性决定而分散。卢梭所说的“共同意志”，在字面上有类于德国人所说的“民族意志”，但意义截然不同。卢梭的“共同意志”乃集个人意志而成，作用在于必要时运用最高的权力，解散破坏个人权利的政府。所以其理论依据仍在个人主义而非民族主义。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历史意义都属民权运动，目的都在保障个人，而非光大民族。如果要为英、法这两次革命所力求实现的理想立名，则一向习用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求平等、反特权等等，都已明白了当，可以无假于更新。不能仅仅因为这类革命有所谓全民自觉的使命，便说它们承祧了以色列的民族概念，需要为之另立一名。应当追问一下，所谓全民自觉的使命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内容是争取个人权利的保障，而非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那就无须列之为民族主义。不能列而强为之列，虽然冠以“开明”一类的形容词，看来也是徒然增加思路的混淆。

上文所说由君权而民权的历史过程，以在英、法两国的历史上表现得典型而完整。德国走了前半截，即当普鲁士实现集权统一之际，还没有等到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起而倡导民权和建立民主政治，它的历史就开始走向另一途径。著者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把德国的这一历史过程和英法两国的异同给明白提示出来，从希腊、以色列一气途述到法、英、美3国革命并归结为所谓开明民族主义之后，才转笔写到普鲁士腓特烈大王的集权和赫尔德的民族思想。著者十分执著于以法国革命为开明民族主义发端的论点，把德国的民族主义从法、英诸国的民族主义判划开来，列之为另一种别亦即非开明的民族主义。其实，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集权运动，其历史趋向与意义，和英国都铎王朝及法国波旁王朝的集权运动并无重大差异。德国在普鲁士腓特烈大王之后，如果不是集权统一运动遭到拿破仑战争的遏阻破坏，康德等的自由思想，当可与新兴中产阶级相结合，壮大后来法兰克福会议的力量，演为类于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民权运动。在这个总的趋向上，英、法、德诸国的历史，其共同之处并不因有特殊之处而为之掩没。沿着这个共同之处向前演进，19世纪激荡半壁欧洲的以民族为有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精神或意志的思潮，或可不致在德国人中如此泛滥，如此昂扬。著者对产生民族主义历史背景的分析，似未见及此。

著者在本书引论中所举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可说都是民权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对民族主义说，未必允当。第一，民族主义的发生，并不由于有了统一国家。就欧洲近代而言，民族主义往往发生于未统一的国家，尤其是当其统一运动遭受外力阻遏之际。统一的国家君权至上，要争取的是个人的自由平等；未统一的国家外患凭陵，要争取的是民族的自由平等。前者需要民约之说为依据，后者需要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之说为依据。洛克、卢梭之生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赫尔德、费希特之生于18、19世纪的德国，皆非偶然。只须把德国民族统一所遭遇的艰难挫折一一指明，则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背景也就明白过半。其次，民族主义的发生，不一定是由于理性主义。从理性主义，可以有牛顿式的依据自然因果规律的宇宙秩序，也可以有洛克式的依据个人权利均衡的政治秩序。民族主义者的中心思想在于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光扬民族的精神。既有生存就须求其成长与壮大，既有精神就须求其焕发和充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所说的民族精神，还带有神秘的性质，往往以此和宗教的虔信主义及浪漫主义牢牢结合。应当看到，就西方近代思潮而言，18世纪是牛顿物理学扩大影响的世纪，牛顿物理学的世界是平衡有秩序的世界。其影响及于政治思想，表现为要求人与人间的权利均衡，以法律为之保障，而法律则是依照理性订立的维护社会均衡秩序的契约。19世纪是为达尔文生物学笼罩的世纪，达尔文生物学的世界是物种优胜劣败的世界。其影响及于政治思想，表现为必须面对民族间的生存竞争，竞争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的扩充亦即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精神的发皇。有些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不惮引述叔本华生命意志和尼采权力意志之说，其中的思想联系，当非偶然。复次，民族主义的发生也非由于民权主义，这在上文已有论及。著者说民权主义有利民族主义的发生，理由是民权运动唤起人民的觉醒，并由此引起民族使命感。但是人民的觉醒并非民权运动中的特有现象。民族运动同样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也同样可以引发全民族的使命意识。史例甚多，不须列举。历史很难证明，不借助于民权运动，民族主义即无由发生。著者之说，及自惑于法国革命为民族主义时代划线的观点，为偏执之词而已。最后，民族主义无疑与中产阶级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但不可把这点绝对化。民族主义的发生和传布，往往比民权主义更易广泛，更易逾越阶级的界线。19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起于少数知识分子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声。与之结合的，不限于中产阶级，还有普鲁士容克地主，可能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其时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未成长，所企求的主要是受法国革命影响的民权主义。法兰克福会议失败以后，普鲁士容克地主在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起了更大作用，民族主义乃为此后德国政治发展的主潮。以上所述，著者在论民族主义历史背景中似亦未尝见及。

行文至此，或者有人要说，19世纪英、法两国都是统一的民主国家，也正当中产阶级基于理性主义的民权思想全盛之际，然而同时存在着民族主义的显著倾向，可见著者之论为不诬。关于这点，历史并非仅此一面。19世纪英、法两个统一民主国家都正面临其他新兴统一国家的剧烈竞争。这种外力竞争对英、法两国的作用，犹之外患对于方当统一时期的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作用，极易激发国民的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的激发，不一定与民主政体有何必然的关系。16世纪的英国和17世纪的法国，君主政体都正当全盛，然而亨利八世与教廷之争，伊利沙白与西班牙之争，路易十四对邻国自然疆域的要求，都引起国民的民族情绪。还有，就思想史上的线索而言，19世纪英、法两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显著民族主义的倾向，恐也不能说是因为受了理性主义民权思想的影响。19世纪的西欧，浪漫主义思潮正在继18世纪流行的理性主义而起。从其表现于历史学方面的来说，浪漫学派史学已由德国扩大影响到法国和英国，并且由此衍生以歌颂民族英雄、渲染民族业绩的英、法两国的民族史学。出于浪漫史家和民族史家笔下的民族历史，每以文笔优美为读者广泛传述。这对中产阶级社会激发民族思想的作用，不可低估，惜著者对此亦未深入探索。关于这个问题，非数语可尽。希望将来有机会另写一文，专门讨论西方近代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说不定除了本书著者孔翰士教授以外，还须与海斯教授等人辩难。19世纪英、法两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恐不在边沁等人的自由主义，而在几位民族史家的拥有众多读者的皇皇巨著。

孔翰士以法国大革命为近代民族主义时代的开端，以为在此之前，无传布人权福音的民族觉醒，遂亦无他所特指的民族主义。证之以16世纪以来西方诸国的历史，这个论点似不能与历史尽合。上文说他以法国革命为研究民族主义划期的看法足以为其构思之累，便是指这点说的。但孔翰士此书自有其胜处，从布局之先后呼应，取材之富，议论之不落陈套，皆可见其通贯之力。对若干问题的论断也精警有独见，这里不能尽述，须待读者从原书去寻索了。

原稿1944年作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