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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散文:理性意识回归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孙犁认为中国古代散文,其可取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新时期巴金、孙犁对恢复散文理性颇有建树,冯亦代、杨绛、季羡林等人的散文也把理性凸现出来,创作了不少优秀之作;余秋雨、王充闾等人的散文把理性意识发挥到极致;就识见与文体而言都是新时期不可多得的收获。王充闾说,超拔而自在的心态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前提条件。

中国新时期散文:理性意识回归

杨朔曾经提出把散文当诗一样写,强调散文的抒情意境。作为一种抒情模式,其含义不仅在于确立了一种美学理想,而且确立了一种文体,即抒情体。其实,介于美文杂感之间的札记、随笔、序跋、书话等偏重叙事说理的文体也是中国散文的—大传统。孙犁认为中国古代散文,其可取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起,然后引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能为人们所承认、信服,为此形成散文的生命。以“理”否定“抒情”自然有失偏颇;但肯定“理趣”与“意境”在散文创作中有同等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当代散文创作也曾经出现过单一褊狭的艺术格局,只重意境和抒情而忽略理趣,导致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陷入困境。以理趣见长的散文需要丰厚的学养和人生智慧做基础,其品格既是文化的,也是审美的。新时期巴金、孙犁对恢复散文理性颇有建树,冯亦代、杨绛、季羡林等人的散文也把理性凸现出来,创作了不少优秀之作;余秋雨、王充闾等人的散文把理性意识发挥到极致;就识见与文体而言都是新时期不可多得的收获。

散文理性意识的觉醒,新时期散文就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改变了过去的那种牧歌式的抒情倾向,开始深入反思社会与人生,正是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开始了散文的文化寻根,寻根的结果是对现代人的生存进行关注,就这样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不断地拓宽散文的境界,打开了散文的思维空间,使新散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什么是散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散文文体的内在特性,其次就是要抓住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点。

长期以来,我们对散文的认识一直不清楚,我们对散文的定义始终在外围转圈子,没有涉及散文的根本。最流行的说法如:“狭义的散文指取材广泛、篇幅短小,能灵活地记叙见闻、自由地抒发情感的一种文体。”上述定义很显然只是对散文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说明,没有揭示散文的内在规定性,没有揭示出这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没有揭示出散文这种文体的内在思维规律。

王充闾说,超拔而自在的心态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14]

贾平凹也说:散文是飞的艺术,游的艺术,它逍遥自由。(www.xing528.com)

但稍通艺术的人都知道,一切艺术又是死于自由,诞生于约束的。这种矛盾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说散文自由,要讲两个方面,①心灵之自由。有人讲过,写作如人骑自行车,车轮宽二指,路需二尺方能骑。②形式之自由。世上万法便是我法,世上万物皆入我文。散文的自由,不是自任涣散,它之所以是艺术,有其艺术之规,也即有其约束。

散文是心灵自由的表现,它为文适性,也就是说要高扬个性。个性是艺术的生命。在散文写作中如何表现个性?这不是说你仅仅写了一件别人未写过的人、事,而关键在于你怎么写,怎样通过你的心灵来审视要写的人、事。也就是说,通过怎样的方式写你笔下的人、事,张扬你对天地自然之感应、社会人生之体验。

当代散文观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散文具有自由的属性,都认为美文就是自由书写的文体。从总体来说这是没错的,但是,由于没有对自由进行具体解释,而如今关于自由的说法又太多样、太复杂、太多矛盾,所以,对散文的这种界定就显得有些抽象,不好把握。

董桥在《从前》自序中说:“美国小说家Carson MeCullers说散文合该潜藏诗的性情,诗倒要呈现上乘散文的清亮和通达。”在《这一代的事》自序里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这种认识与余光中的知性散文观点是相同的,突出了学问、见识与情感三个基本要素。董桥虽然揭示出散文需要具备的要素,但他还是没有抓住把散文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的独特属性。

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散文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中国当代文坛,有学问、见识和情感,对散文创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需具备两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素质,这就是:才和胆。因为散文要想打动读者,首须用别样的眼光发现事物的内在意蕴,用别种气魄表达主体的思想认识。发现需要作者具备独特敏锐的感受力,表现则更需要勇气和胆略。中国古代先贤把写作构成的要素归结为学、识、才、情、胆五点,是比较全面的。就当代创作而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才和胆。“才”是发现新意思的基础,“胆”是表达新意思的关键。换言之,有“才”才会有新发现,有“胆”才敢于进行思想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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