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平庸一起栖宿”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草反刍，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是真正的荷兰：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成群的骏马，剽悍强壮，腿粗如圆柱，鬃毛随风飞扬。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运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乌德勒支或兹伏勒。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低地上还有白色的绵羊，它们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还有成千上万的小鸡，长毛山羊，但没有一个人影。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只有到了傍晚，才看见有人驾着小船过来，坐上小板凳，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谁都不叫喊吆喝，牛的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
运河之中，装满奶桶的船只舒缓平稳地行驶，汽车火车，都装载着一罐罐的牛奶运往城市。车过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狗不叫，圈里的牛不发出哞哞声，马蹄也不踢马房的挡板，真是万籁俱寂。沉睡的牲畜，无声的低地，漆黑的夜晚，只有远处的几座灯塔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就是那真正的荷兰。(26)
这“真正的荷兰”显然是每个城里人的梦中乌托邦，这种“田园诗情”如今也只能个别抒发，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同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渊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庸”的生活是最自然的生活。这一切更促使我们思考，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有着许许多多现代社会问题的现实中，我们究竟选择怎样的生存姿态才是既有理想的超越性，而又不失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我们显然需要扬弃的是极端的城市化、工业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妄想“全球一体化”为“田园牧歌”。
“道中庸”的生活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里所谓的“自然”不简单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既回应现实实际而又有一定的理想的超然的生活选择；它的“自然”是基于中庸智慧而选择某种合情、合理、合度的生活方式。因此肯定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却并不是必然主张地球上所有的人应该马上弃城市而返乡间，去“小桥流水人家”地过日子，或者大家都在“真正的荷兰”式的环境里沉醉。正像余秋雨所感叹的，我们注定是要与“平庸一起栖宿”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需要向“平庸”无条件地妥协，而是尽可能地选择最自然的“中庸”之道。在本书这部分内容里，我们将通过并列几位学者的观点来表达我们的“中庸”态度。
让我们先看史学家钱穆先生关于《乡村与城市》关系的高见：“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流。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27)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钱穆的观点是若使城市太与自然隔绝了，长在城市居住的人，最终其心力体力也不免会逐渐衰颓。乃至于神经过敏、心理失常，种种文化病，皆源于违背自然、远离自然，得不到孤独与安定而来。所以“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型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28)。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文化的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当我们常说农村的生活是闭塞的时候，我们却也忘记了城市生活的“闭塞”往往更“要命”，这就是对于“自然”的闭塞。显然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应该是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沟通血脉的生活。钱穆先生因此而断言：“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29)
总之，我们需要在与城市与乡村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不可妄谈城市与乡村的“进步”与“落后”。韩少功2001年12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作题为《进步的回退》的演讲，其间谈到“真正的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30)
正当韩少功过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并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时。有一位报社记者跑来找他，对他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韩少功反问道：“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31)接着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韩少功又问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地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32)那位记者的“现实”与“现代化”的问题，在韩少功理性清醒的追问下显得十分荒诞，因为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现代化”与所谓的GDP指数进行了必然的“正比”对等：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的乡下生活中，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也无法进入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33)
韩少功并不否定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所带来的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认为这些“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34)。但他认为不应迷信这种进步，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和技术和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不同于我们常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他指出历史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是灭亡”。比如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
韩少功提醒我们需要记取的是：“‘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大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35)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应意识到当今世界各种“反现代化”的行动恰恰是盲目的“现代化”的一大“硕果”：
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这些本·拉登这种“反现代化”的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者，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36)
而我们一向看得很重要的，甚至很迷信的“GDP”——这象征着“进步”与“现代”的数字指标——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漠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漠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37)
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穿越现代性的苦难”。现代哲学家阿多诺《否定性批判》一书对充满危机的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尽管“启蒙”促使了“人的觉醒”，但也同时片面地发展了“理性”，从而发展了人对自己控制与支配的能力与权力，并最终导致对人的内在自然进行限制。“单向度的人”由此出现，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全面丰富性与自由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这可能是“现代化”最大的“硕果”——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享受着物质性的生活，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有着精神上的可怕贫困。即使是我们所享受的物质，其精神与文化含量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没有的。不能想象物质性生存之外的其他的更具精神性意趣的存在方式，而将一些有限性的物质追求（比如汽车洋房等等）当作了生活的终极目标，这就是我们需要穿越的现代性苦难！
最后让我们关注余秋雨《行者无疆》一书中对比利时著名港口重镇布吕赫的观感。在余秋雨看来，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这与更多“田园诗情”的荷兰是不大一样的。英国王子查尔斯在他继承的康沃尔公爵领地上所建设的生态城镇庞德伯里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安静而友善的小城。这似乎更“中庸”一些：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才是万事万物的红灯。(38)
这样的小城，不由你不喜欢。但无论是布吕赫还是查尔斯的庞德伯里，都显然在地球上越来越不太可能如雨后春笋般地多起来。十多年前流行的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让我们“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将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疏散开来。但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虽然今天我们已经饱受大城市的种种“好处”：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人际关系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更少的成就感、更多的挫败感……似乎赞美城市与工业化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在乡村享受田园牧歌才是一种时髦。但问题是“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余秋雨带着这样的问题旅行欧洲时，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
城市因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39)
我们当然并不是要向“平庸和喧闹”投降，我们需要的是以“中庸”的姿态超越“平庸和喧闹”！我们需要的是这种“中庸而自然的生活方式”：理性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并且有可操作性的真正“自然”的生活？
【注释】
(1)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32页。
(2)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32页。(www.xing528.com)
(3)老子：《老子》，冯达甫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4页。
(4)阿夫拉姆·阿隆索：《入侵者》，原载西班牙《趣味》月刊，2003年8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9月15日，题：《小心物种入侵》。
(5)阿夫拉姆·阿隆索：《入侵者》，原载西班牙《趣味》月刊，2003年8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9月15日，题：《小心物种入侵》。
(6)王开岭：《精神自治·跋》，台海出版社，2004年，4页。
(7)安娜·罗梅罗：《生态城镇“查尔斯城”》，载《参考消息》，2004年5月3日。
(8)龙应台：《城市文化——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载《参考消息》，2003年8月12日。
(9)王纪潮：《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载《书屋》，2004年7期，59页。
(10)王纪潮：《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载《书屋》，2004年7期，60页。
(11)王纪潮：《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载《书屋》，2004年7期，60页。
(12)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498-499页。
(13)《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40页，271页，272页，272页。
(14)《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40页，271页，272页，272页。
(15)《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40页，271页，272页，272页。
(16)《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40页，271页，272页，272页。
(17)《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72页。
(18)《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72页。
(19)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165页。
(20)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546页。
(2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80页。
(22)洪应明：《菜根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9页。
(23)《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321页，322页。
(24)《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321页，322页。
(25)《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39页。
(26)（捷克）卡尔·恰彼克：《田园诗情》，载《读者》，2005年15期。
(27)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75页。
(28)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76页，78页。
(29)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76页，78页。
(30)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
(31)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
(32)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
(33)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250页，251页。
(34)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250页，251页。
(35)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49页，250页，251页。
(36)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52页。
(37)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52页。
(38)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282页。
(39)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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