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楚辞研究论争专题

自汉代起，围绕《楚辞》的纷争便不绝如缕。在这些纷争中，形形色色的问题盘织交错。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有如下几种聚焦点：《楚辞》的编次、屈原的作品数、《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一、《楚辞》的编次与屈原的作品数

《楚辞》自刘向编订后，屡次增订，且篇次不一。王逸《楚辞章句叙》云：“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1]据王逸所言，刘安《离骚经章句》使《离骚》文义粲然，刘向编定十六卷本《楚辞》，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专释《离骚》，但班、贾二人对《楚辞》的其余篇章均阙而不论，王逸则对刘向编定的十六卷本《楚辞》进行了全面章句。班固《离骚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2]从班固、王逸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离骚经章句》或《离骚传》均是对《离骚》的释读或串讲，刘安仅对《离骚》篇做了章句，刘安、班固、贾逵均未涉及屈原的其他作品，王逸的章句涉及《楚辞》的各篇章。然而，刘向所编定的《楚辞》篇次原貌是否就是现存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屈原的其他作品是什么？历代对此争论不休。

现存王逸本篇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以上均题为屈原之作）、《九辩》（题为宋玉之作）、《招魂》（题为宋玉之作）、《大招》（题为屈原，或景差之作）、《惜誓》（题为贾谊之作）、《招隐士》（题为淮南小山之作）、《七谏》（题为东方朔之作）、《哀时命》（题为严忌之作）、《九怀》（题为王褒之作）、《九叹》（题为刘向之作）、《九思》（题为王逸之作）。洪兴祖云：

按《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叙之尔。鲍钦止云：《辨骚》非楚词本旧，不当录。班孟坚二序，旧在《天问》《九叹》之后，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3]

洪兴祖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旧本篇目次序即为《楚辞释文》中所录，“《楚辞》旧本，为刘向所编，王逸依次而章句之耳”[4]，后人变乱了篇第而成为现今所见之本。《楚辞释文》中所列的篇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楚辞释文》中所列的篇次与现存王逸《楚辞章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九辩》提到《九歌》前，《大招》置于《九思》前。《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5]王逸《楚辞章句叙》云：“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之义而作《离骚》……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6]自班固、王逸之后，屈原作品有二十五篇几成定说。洪兴祖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渔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屈原作。”[7]朱熹《楚辞集注·目录》中“离骚渔父第七”后云：“以上《离骚》，凡七题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为五卷。”[8]在屈原作品数的问题上，洪兴祖与朱熹均严守二十五篇之数，且断定《渔父》以上诸篇为屈原的作品。然屈原的作品是否为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作品具体有哪些？

历代约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王逸、朱熹主此说。

其二，《离骚》《九歌》（9篇，去《国殇》《礼魂》）、《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惜誓》，共25篇，姚宽主此说。

其三，《离骚》《九歌》（9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共25篇，黄文焕、林云铭主此说。

其四，《离骚》《九歌》（主张《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10篇所通用，但《九歌》仍计作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共25篇，王夫之主此说。

其五，《离骚》《九歌》（9篇，《湘君》《湘夫人》合为1篇，《大司命》《少司命》合为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共25篇，蒋骥、胡文英主此说。

其六，《离骚》《九歌》（10篇，《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通用，不作数）、《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共25篇，马其昶主此说。

其七，《离骚》《九歌》（《湘君》与《湘夫人》合为1篇，题为《湘君前后篇》，计两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1篇，题作《司命前后篇》，仍计两篇，共计《九歌》11篇）、《卜居》《天问》《招魂》《哀郢九章》（除去《怀沙》，增入《远游》，并将各篇篇题去掉，总题为《哀郢九章》，其内容次序为《哀郢》《抽思》《橘颂》《思美人》《悲回风》《涉江》《惜诵》《远游》，仍计9篇）、《怀沙》（合《渔父》《怀沙》为1篇，其内容是删去渔父歌，增入“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9个字，其后为《怀沙》全文，全篇题为《怀沙赋》），共25篇，刘梦鹏主此说。

其八，《离骚》《九歌》（10篇，《礼魂》为前10篇之乱辞）、《天问》《九章》（8篇，《惜往日》为伪作）、《远游》《卜居》《渔父》《九辩》（只1篇）、《招魂》，共25篇，梁启超主此说。

其九，《离骚》《九歌》（9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2篇，汪瑗主此说。

其十，《离骚》《九歌》[9]（1篇）、《国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16篇，徐英主此说。

统观以上诸说，可大致归为两类：其一，25篇之数不可变；其二，不必拘泥于25篇之数。刘向收录于《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到底是哪些？班固《汉志》中所录25篇又是指哪些？此外，《招魂》《大招》《九辩》的归属亦牵连到屈原作品总数的问题，使得此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历史久远、讹误纷繁，种种猜测之辞各有所据，不可齐一。后世拘泥于合篇、剔除等说法以迎合25篇之数，则显可笑。

二、《离骚》

《离骚》是屈原创作的最长一首抒情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歌。屈原在《离骚》中自叙身世、品性、理想、不幸遭遇，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挣扎。《离骚》中高洁坚贞、至死不渝的诗人形象，激励了历代无数的有志之士。然而，《离骚》中的内容是否真实可靠，历来对此莫衷一是。《离骚》中的相关问题甚多，本文主要仅就以下几点展开梳理：

1．“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10]刘向《九叹》云：“原生受命于贞节兮，鸿永路有嘉名。齐名字于天地兮，并光明于列星。”[11]王逸注云：“谓（屈原）名平而字原也”[12]。司马迁认为屈原名平，刘向首先提出屈原名字之义齐于天地，王逸则最终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又在《楚辞章句·九叹》“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句下注云：“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为正则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灵均以法地也。”[13]王逸将正则与天、灵均与地联系在一起，对屈原之名字的解释更加具体。然而，《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二《离骚经》“屈平”条下注云：“铣曰《史记》屈原字平。”[14]张铣认为屈原字平，不同于王逸提出的“屈原字原”的说法。自此，关于屈原名、字的纷争便生发出来。此外，《离骚》篇“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句中，屈原直言名为正则、字为灵均，正则、灵均与原、平之间的关系亦成为后世学者争论的焦点。

王逸在“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句下注曰：“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平正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故伯庸名屈子为平以法天，字屈子为原以法地。言上之能安君，下之能养民也。”[15]王逸认为屈原名平、字原，“平以法天”“原以法地”，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洪兴祖补曰：“《史记》屈原名平，《文选》以平为字，误矣。正则以释平字之义，灵均以释原字之义。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16]洪兴祖指出了王逸与张铣的分歧，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从王逸之说。

朱熹认为：“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17]明代林兆珂从其说，林氏云：“正，平也；则，法也；高平曰原，正则犹云原也，言平正可法则也。灵，神也；均，调也，犹云平也。”[18]朱熹仍王逸之旧，认为平与正则、原与灵均互为解释，且进一步提出“高平曰原”为屈原的名与字的来源。林兆珂从朱熹之说，并明确指出平与原可互训。古人名与字的关系密切，名与字常存在互训的关系，朱熹、林兆珂之说正符合古人取名的规律。屈原名、字与正则、灵均的关系，从文字本义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此后，跟风者众多，如清代李陈玉、刘梦鹏、胡濬源等人。李陈玉认为“高平曰原，所以名平而字原。正则取平之法也，故以寓名。灵，善也；高原地势虽高而宽平，容物善均之象，故以寓字”[19]。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亦云：“旧注正则、灵均释均与平之义也，灵者，秀慧之意，与灵修之上同。均，从匀、土，高平曰原之义。诵均为平，取此。濬按：名字用诠解，隐寓谥法，已定一生之品。”[20]

将屈原名、字与其作品及人品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亦大有人在。如黄文焕认为“正则起下从咸遗则，灵均起下呼君灵修。创造称呼之中意有寄托，语各映带，以灵匹灵，暗寓宗臣之一体也；以正则映带遗则，苟不从彭咸而苟免焉，失则矣”[21]，正则与彭咸之遗则、灵均与灵修相呼应，各有映带。蒋骥亦认为“正，平；则，法；灵，明；均，齐，盖平与原之义也。因其少有令德，而予以美名，下文所谓内美也”[22]。

在屈原名平、字原的解释上，众多学者大同小异，从文字本身、作品内容、屈原人格等多个角度进行勾连，此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但是，仍有不少学者持不同意见。汪瑗、陈本礼等人各存异说，使屈原名、字的问题复杂化。

汪瑗以《文选五臣注》为依据，主张屈原名原、字平，正则以释原、灵均以释平，与王逸等人的说法正好相反。他认为：

盖古者井田井地之法，其阡陌沟浍纵横曲直，皆齐齐整整，有条理法则而不苟且，可以为大中至正之道……以正则释原字，不亦明白矣乎？灵者，善也。均者，匀也。其原野之制既合于正法，则无此多彼少之患，无豪强兼并之虞，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善道也。以灵均释平字，不尤切乎？屈子之名虽取原、平二字，而己所言正则、灵均四字，又深一层以释之，取此正大道理，以见其为嘉名也。或以正则释原字，当深一层讲。而均即《尔雅》广平之平字，谓必美善宽平之地，而后可以行此井田之法则也。亦通……所谓正则之原，灵均之平，惟三代井田之制足以当之，秦汉而下，不识此道久矣。此所以昧乎正则灵均之说也。[23]

汪瑗进一步解释云：“对举则有名、字之分，若专言之，则名可以该字，而亦省文也。《尔雅》曰：‘广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实取诸此。盖名者，己之所以自称；字者，人之所以称己也。观《渔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称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则释原名，灵均为释平字是也。旧皆谓屈子名平、字原，而从太史公，误矣。”[24]

王逸以司马迁《史记》、屈原《离骚》为据，认为平为名、原为字，正则以释平、灵均以释原。汪瑗以《文选五臣注》《渔父》《卜居》、古井田制为据，认为原（正则释原）为名、平（灵均释平）为字，屈原自称为屈平，“名者，己之所以自称；字者，人之所以称己也”[25]。汪瑗对司马迁、王逸的批驳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司马迁误读正则、灵均之词意，王逸承其误；其二，古人自称时用名，不用字。汪瑗云：

《孟子》曰：“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此言原野之田地有法则则均平，无法则则不均平也。盖平正与均平之字常言又多两通，故太史公误以正则为平，灵均为原也。要之以正则释平犹可，以灵均释原则不甚切，此王逸之说所以迂远而支离也。[26]

关于屈原名、字的问题，除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第三种观点。陈本礼《屈辞精义·离骚》“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句后注云：“高平曰原，故名之以平，字之以原，正则、灵均释名字之义。都元敬曰：正则、灵均乃其小名、小字。”[27]此处眉批云：“正则、灵均跟上贞字来，乃伯庸取以名子之义。《离骚》明明自道，何以史迁曰名平又曰原者，岂古人果有乳名小字，如令尹子文之一名鬬穀於菟耶。”[28]陈本礼在“摄提贞于孟陬兮”句中“贞”字夹注云：“正也。”[29]明代都元敬认为正则、灵均乃屈原小名、小字，陈本礼从其说，并且主张正则、灵均之义来源于“贞”字。

屈原的名、字到底哪个为平、哪个为原？这里面牵连到古代取名的习俗、典籍传写的准确性等。《远游》《卜居》中诗人自称“屈平”，《离骚》中主人公自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其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辩之不详，遑论其他。

2．“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此句中“启”“九辩”“九歌”“康娱”等词的释义，历代学者的分歧最大。王逸云：“启，禹子也。《九辩》《九歌》，禹乐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启能承先志，缵叙其业，育养品类，故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谓之《九歌》。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夏康，启子太康也。娱，乐也。”[30]王逸认为《九辩》《九歌》为禹乐，启承禹业而可歌，启子“太康不遵禹、启之乐，而更作淫声，放纵情欲，以自娱乐，不顾患难，不谋后世，卒以失国，兄弟五人，家居闾巷，失尊位也”[31]。明代林兆珂从其说，林氏云：“《九辩》，谓禹辩九州之物产也，书九叙惟歌，谓九功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启，禹子也。夏康，启子太康也，言启能缵先业，太康乃娱乐以自纵，不顾患难于后，盘游无度，卒以失国，兄弟五人家居闾巷，失尊位也。”[32]其后，周拱辰亦主此说。

《文选六臣注》载：“铣曰：启，开也。《九辩》《九歌》，禹乐名。言禹开树此乐，而太康娱乐自纵而丧。”[33]王逸与张铣的分歧在“启”与《九辩》《九歌》，前者认为“启”为夏启，《九辩》《九歌》为禹、启之乐；后者认为“启”为动词开启之意，《九辩》《九歌》为禹开创之乐。在“康娱”释意上，二者观点相同，均为“太康娱乐”之意。若将“启”视为开启之意，则此句无主语。张铣所设定的主语是禹，但文中并无此依据，故而此种解释不能站住脚跟。

洪兴祖补曰：“《山海经》云：夏后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乐名，启登天而窃以下，用之。《天问》亦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不见《山海经》，故以为禹乐。”[34]洪兴祖主张《九辩》《九歌》为天帝乐名，启登天而窃下。这里是将启视作神而不是人，登天窃乐之说太过牵强。朱熹云：

《九辩》，不见于经传，不可考。而《九歌》著于《虞书》《周礼》《左氏春秋》，其为舜、禹之乐无疑。至屈子为《离骚》，乃有启《九辩》《九歌》之说，则其为误亦无疑。王逸虽不见古文《尚书》，然据《左氏》为说，则不误矣。顾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启修禹乐为解，则又误也。至洪氏为《补注》，正当据经传以破二误，而不唯不能，顾乃反引《山海经》三嫔之说以为证，则又大为妖妄，而其误益以甚矣。然为《山海经》者，本据此书而附会之，其于此条，盖又得其误本，若它谬妄之可验者亦非一，而古今诸儒，皆不之觉，反谓屈原多用其语，尤为可笑。[35]

朱熹主张《九歌》为舜禹之乐，《九辩》不著于经传，则不可考论。朱熹对此四句的解释是：“夏康，启子太康也。娱，乐也。纵，放也。图，谋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宫中之道，所谓永巷也。太康以逸豫灭厥德，盘游无度，田于洛南，十旬弗反，有穷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国破而家亡也。”[36]

明代汪瑗认为“此之启者，盖谓开陈其词，以告之于舜者也，乃承上章就重华而陈词句，更端发语之意也”[37]，“启，开也……《九辩》，即《九叙》也。《九歌》，九德之歌，禹乐也。见《尚书·大禹谟》。不言禹者，既曰《九辩》《九歌》，则不待言禹而可以知其为禹之乐矣……夏，禹有天下之号，而此曰夏者，犹曰夏之子孙，指太康而言也。康娱，犹言逸豫也”[38]，“观下文曰‘日康娱而自忘’，又曰‘日康娱以淫游’，则康娱二字，当相连讲无疑”[39]。汪氏云：

瑗尝考蔡氏《尚书》“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注曰：“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汩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此所谓辨者，盖亦谓其有条理可辨，而非乱杂之无统也。辨之于叙，其义一而已矣。是九辩即九叙也。不言叙而言辨者，变文耳，又以明叙之之义为辨也。

汪瑗对朱熹之说有所补充，他认为《九辩》在《尚书》中有著录，即为《九叙》。《九辩》《九歌》为禹乐。“康娱”二字在文中连用，其意为逸豫。汪瑗对张铣的解说进行了补充，认为此句是上承前章就重华而陈词，“启”为开陈之意，即此句意为开陈《九辩》《九歌》。为何“启《九辩》与九歌兮”无主语？汪氏认为“不言禹者，既曰《九辩》《九歌》，则不待言禹而可以知其为禹之乐矣”，此处“夏”字则代称夏之子孙太康。汪氏此种解释太过牵强，不能通达。

其后，诸多学者对前贤之说进行了补充说明。李陈玉认为“《九辩》《九歌》，禹旧乐也。所以昭德而思前人之功也。何至太康便以为淫纵之具”[40]。蒋骥云：“《九辩》《九歌》，禹乐名。《九辩》，谓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九歌》，谓九功之德，皆有次序可歌。禹象功而作乐，启能承继之而有其功，故归之启也。夏康，启子太康。”[41]蒋氏认为禹创制《九辩》《九歌》之乐，以表其功，启能继承禹的功业，故《九辩》《九歌》之乐亦归于启，象其功绩。刘梦鹏《屈子章句》亦云：“《九辩》《九歌》，皆乐章名。启，贤能，继叙述神禹功德被之金石者也。夏康，太康也。”[42]至此，此句之大意才基本明晰。

关于《九歌》之名，还有另一种解释。朱骏声云：“《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注：‘皆天帝乐名。《天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又曰：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按：启作开者，汉人避景帝讳。郭注所引《易归藏》文也，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其书有《启筮篇》，屈子盖用《归藏》语。”[43]朱骏声依据《山海经》及郭璞注、《归藏易·启筮篇》，认为《九歌》《九辩》乃天帝之乐名。

纵观以上诸说，“启”有三种解释：启（人名，禹之子）、开（动词）、开始陈述（动词）；《九辩》《九歌》有四种解释：舜禹之乐、禹启之乐[44]、禹乐、天帝乐名（启窃于天）；“康娱”有两种解释：启子太康娱乐（康、娱二字分开用）、逸豫（康、娱二字连用）。从文本内容来看，此四句应释为启能绍禹之功业，遂有《九辩》《九歌》之乐歌功颂德。启子太康娱乐自纵，不顾罹难、不图其后，以至于兄弟五人丢失故都，失去尊位。

3．“从彭咸之所居”

彭咸为谁，其所居为何处？历来学者都有不同的猜测。《楚辞》中“彭咸”之名凡七见：其一，“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其二，“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其三，“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其四，“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其五，“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风》）；其六，“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悲回风》）；其七，“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通观七句而论，“遗则”“所居”“志介”是关联彭咸之词，“遗则”“所居”为何，史无详载，不得确知。

刘向《九叹》云：“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45]王逸注云：“言己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思，欲自沈于水，与彭咸俱游戏也”[46]，“彭咸，殷贤大夫也。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47]。洪兴祖引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48]朱熹《楚辞辩证》云：“彭咸，洪引颜师古以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与王逸异。然二说皆不知其所据也。”[49]刘向认为彭咸水游而去，王逸则明确指出彭咸投水而死，后世颜师古、洪兴祖、黄文焕、林兆珂、李陈玉、贺贻孙、屈复等人翕然从风。朱熹虽有疑问，但终不能解其缘由，他将此句解释为“我将自沉，以从彭咸之所居也”[50]。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云：

一以为大夫，一以为介士，则其人之出处且不得其详，又安知其死生之实也。朱子以为二说无据，是矣。盖因后世误传屈原投汨罗而死，见屈子急称其人，故附会其说耳。而不知所谓彭咸者，即孔子窃比之老彭也。[51]

彭咸的身份是大夫，抑或是介士？是否投水而死？老彭、彭咸、彭祖、彭翦等，是否同指一人，不得确知。汪瑗认为“彭咸，殷之贤人”[52]，“考其德而论其世，稽其姓而辨其名，则曰彭咸、曰彭铿、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篯铿，其实为一人也明矣”[53]，“彭咸者，乃屈原之远祖。而彭咸且当殷之末，悼其丧乱，遂遁流沙，遭壅君，处乱世，与屈原实相类焉。此所以拳拳遐想而慨慕者也”[54]，故屈原云“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言己决于西涉也，即申言又何怀乎故者之句，亦互文也”[55]。“若以屈原慕彭咸为欲投水死，则孔子窃比之意，岂亦欲自沉乎”[56]。汪瑗主张彭咸为屈原的远祖，为人贤德，生活于商末，处乱世且不得志，遂遁迹流沙，此人亦名老彭、彭祖、彭翦等。刘梦鹏从其说，其云：“求仁得仁，以从彭咸之所处而已。孔云窃比，孟称愿学，志趣依归，各有私淑。彭咸所居，岂赴清冷之谓哉！”[57]朱冀亦认为“‘所居’，犹云所处，与前‘遗则’相应。盖死非难也，处死则难耳。‘从彭咸之所居’者，从彭咸所以处死之道，非竟以水中为彭咸之居也。此处亦有毫厘千里。且大夫反复详审，不啻再三，真所谓从容就义，获我死所者，岂徒欲了却许多牵挂而已耶！”[58]

纵观以上诸说，在彭咸之所居问题上，有两种结论：其一，投水；其二，西逝流沙。在“彭咸”之名的问题上，有彭咸即老彭与巫咸合称说，彭咸即彭祖说等；在彭咸所处的时代问题上，亦有殷、历夏至殷、有虞至五霸等说法。关于彭咸的身份与所处的时代聚讼难决，莫衷一是。故而，在彭咸之所居的问题上，更是云雾缭绕，众说纷纭。

三、《九歌》

朱熹云：“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或疑犹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亦不可考，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59]在《九歌》篇数的问题上，朱熹阙而不论。后世对此有诸多的猜测，《九歌》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篇数；其二内容（主人公的身份）。

1．关于《九歌》为何有11篇的问题，说法较多，合篇说、错附说、以“九”总多说等各执一词，聚讼难明。

（1）合篇说

汪瑗认为《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则《九歌》十一篇实数为九。其云：“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之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既可为一篇，则二《湘》独不可为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盖其职相同，犹文武之道相同。大可以兼小，犹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谓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敌体者也，而又有男女阴阳之别，岂可谓之一篇乎？若如此说，则《河伯》亦二《湘》之类，《国殇》亦《山鬼》之类也。其不然也审矣。篇数虽十一，而其实为九也较然矣，又何疑乎？”[60]《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礼魂》为乱辞，不计入篇数，故《九歌》实为九篇。

李陈玉认为《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均为祭鬼，可合为一篇，《九歌》十一篇共祭九位，故合称为《九歌》。其云：“《九歌》：一《东皇太一》、一《云中君》、一《湘君》、一《湘夫人》、一《大司命》、一《少司命》、一《东君》、一《河伯》、一《山鬼》、一《国殇》、一《礼魂》，其十一章，何也？盖《山鬼》《国殇》《礼魂》共为祭鬼，合前八礼，故名《九歌》。”[61]林云铭从其说。

贺贻孙认为“《九歌》共十一首，或曰《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坛，《国殇》《礼魂》共祭一坛。此外，一《东皇太一》、一《云中君》、一《大司命》、一《少司命》、一《东君》、一《河伯》、一《山鬼》各一坛，每祭即有乐章，共九祭，故曰《九歌》。或曰《山鬼》《国殇》《礼魂》共为祭主，而《东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各一祭主，是为《九歌》。二说皆可采。但古者列国皆祭其山川之神，《山鬼》原以并《河伯》，非山魈也。《河伯》既有专祀，则《山鬼》不应降居《国殇》之列，似以前说为当耳”[62]。贺贻孙赞同将《湘君》与《湘夫人》合为一篇、《国殇》与《礼魂》合为一篇，《九歌》共九篇。

蒋骥云：“《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湘夫人，亦类也。神之同类者，所祭之时与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此家三兄绍孟之说。”[63]蒋骥赞同将《湘君》与《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九歌》共九篇。

（2）剔除说

钱澄之认为“楚祀不经，如河非楚所及，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故无赞神之语、歌舞之事。则祀神之歌正得九章”[64]。钱澄之主张将《河伯》《山鬼》剔除，故《九歌》仍为九篇。

陆时雍认为“《国殇》《礼魂》不属《九歌》。想当时所作，亦不止此，而后遂以此二者附之《九歌》末耳”[65]。王闿运从陆氏之说，认为“此《九歌》十一篇，《礼魂》者，每篇之乱也。《国殇》旧祀所无，兵兴以来新增之，故不在数。皆顷襄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时，作于《离骚》同时”[66]。陆时雍提出错附说，但将《国殇》《礼魂》计入《九歌》总数中，王闿运从陆氏之说，并且从《九歌》总数中剔除了《国殇》《礼魂》。

（3）以“九”总多说

王逸云：“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穷，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67]洪兴祖补注云：“王逸注《九辩》云：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五臣云：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为名者，取箫韶九成、启《九辩》《九歌》之义。”[68]古人认为九为阳数之极，即为满数，故以九表示数之极致，如“九天之上”“九死一生”等。故而，王逸、五臣、洪兴祖皆认为“九”表示多。

除以上诸说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九”与“纠”古通用，“因此解释为纠合起来的一组歌曲，而不是实数的‘九’。”[69]

张元勋认为“其实《九歌》本身就是一件远古历史的遗存，脱离了历史以言《九歌》，用后代的新制‘套量’《九歌》，便导致随意性的研究方法之泛滥”[70]。本人深同此观点。

2．《九歌》中各篇的原创权和主人公的身份是历代楚辞研究者争论的热点。

（1）原创权

关于《九歌》的创作，历来有多种见解：屈原改订祝词、自制祭词、依曲填词、咏物之作、讽谏之词等、感怀之辞。“或谓楚俗信鬼，其祝词鄙陋，屈子更定之。或谓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或云是楚祀典，而屈子更定之，如后世乐府之类。或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屈子因事纳忠，故寓讽谏之词，异乎寻常所陈”[71]。关于《九歌》各篇的主旨，有人神互答、抒发己意；以神比君，以人比君、鬼自比等。“或云道神、自己赠答之辞，或云道自己意歟，或云以神比君，或云以人比君、以鬼自比，或云篇篇比君，又或云篇篇自比”[72]。

王逸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神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73]王逸认为屈原在忧愁苦闷中恰见楚人祭祀时以歌舞娱神，其歌词鄙陋，因而作《九歌》，以致事神之敬与自身冤结之情为主旨，内含讽谏君王之意。洪兴祖补云：“《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盖由此也。”[74]王逸与洪兴祖均主张“创制说”，而朱熹则改为“更定说”。朱熹认为：

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75]

朱熹将王逸所认定的屈原“作《九歌》之曲”改为“更定其词”，从而使屈原的创作权改为更定权，并且将《九歌》的主旨限定为“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使屈原的忠君之志更加突出。清代李陈玉从其说，而明代黄文焕驳其说。黄文焕认为“逸之所谓《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人之旧词也。朱子谓词属巫觋，原见其鄙俚，去其太甚，为更定之。则《九歌》皆属删改旧词，非原独创。与逸言异矣。”[76]黄文焕驳斥朱熹的“更定说”，亦不苟同于王逸的“创制说”，他提出“填词说”。黄文焕云：“余谓《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稽原之溯古曰‘起《九辩》与《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固自明言之，兹之有作，如后人拟古乐府代古乐府，因其名而异其词云尔。”[77]

林云铭则不同意以上诸说，他认为“《九歌》诸神，悉天、地、云、日、山、川正神，国家之所常祀。且河非属江南境，必无越千里外往祭河伯之人，而非沅湘间所信之鬼可知。其有言迎祭者，有不言迎祭者；有言歌舞者，有不言歌舞者，则非更定其词托于巫之口，尤可知矣”[78]。林云铭认为《九歌》中诸神的身份是正神，非楚国之神；屈原对《九歌》没有更定。

《九歌》的原创权到底是不是屈原？历代说法各一，不能齐同。从《离骚》篇主人公上天入地，飞腾于江河、云端的超逸来看，从《九歌》的遣词用语、思想主旨、主人公的形象等特点来看，本人认为《九歌》的原创权应该归属于屈原。

（2）《湘君》《湘夫人》的身份问题

《湘君》《湘夫人》是《九歌》中最为历代诗人所喜爱的诗篇，不知有多少学者对其予以吟诵、怀念，沈约、李白、杜甫、韩愈、李贺、刘禹锡、欧阳修、李梦阳等人，都曾为之写下动人诗篇。湘君、湘夫人到底是谁？从古到今，关于湘君、湘夫人的身份有多种猜度。这些猜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湘君、湘夫人均为女神。关于女神，又有五种说法：其一，尧之二女即舜之二妃[79]；其二，舜之二女，宵明与烛光，是舜的第三个妃子癸比所生（也有人认为宵明与烛光是娥皇的孪生女）[80]；其三，天帝之二女，处江为神（《列仙传》中所谓江妃二女）；其四，湘水神的后与妃[81]；其五，川渎之神灵[82]。另一大类认为湘夫人是女性，湘君是男性。这类又可分六种：其一，湘夫人舜妃，湘君是舜[83]；其二，湘君是湘水神，湘夫人为舜之二妃，二者并无关系[84]；其三，湘山山神夫妻二人[85]；其四，湘水水神夫妻二人[86]；其五，湘君是水神奇相，是尧之二女湘夫人死后之配[87]；其六，湘君为洞庭之神，湘夫人是洞庭西湖神[88]。

弄清楚《楚辞》中湘君、湘夫人的身份，需回归到文本中去解读。《湘君》的主人公通篇都在幽怨相约而未到的佳人，如“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心不同兮媒劳，思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而《湘夫人》的主人公则通篇在解释为何相约而不见的原因。湘君云：“朝骋鹜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早上就从江皋出发来赴约找你，寻至晚上停留在北渚；湘夫人则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你降临在北渚，而我却遥望不到，愁杀我了。相约而见不到的原因在于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乎西澨”，湘君则是“朝骋鹜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湘君、湘夫人二人可能相约于江皋见面，但时间上可能有差错，故而在江皋未谋面，因而湘夫人向西去寻，湘君却向北去寻，其结果是“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何兮木上”“麋何为兮庭中？蛟何为兮不裔”，鸟应集于木上，罾宜施于水中，麋当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当在深渊而反在水裔，四物所处不得其所，以喻湘夫人与湘君相约佳期相会而乖违的情形。相约而见不到，湘君、湘夫人二人都抑郁烦懑、心生怨恨，故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湘君捐遗的是玦与佩，湘夫人捐遗的是袂与褋，概男性为身带玦与佩的湘君，女性为衣上有袂与褋的湘夫人。玦与佩为贵，袂与褋为亲，故湘君与湘夫人二者必为男女恋人之关系，明矣。

从文本字面来看，湘君称湘夫人为“君”，湘夫人称湘君为“帝子”“公子”；从文本内容来看，湘君与湘夫人分居两处，相约在江皋即江岸见面，可见二者分居水、陆两处。《湘君》首句云：“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你不来而滞留在水中之洲，此句即表明湘夫人或湘君居水中。综上所述，湘夫人为女性之神，湘君为男性之神，二者分居在水陆两处。

四、《九章》

《九章》的创作时地与篇次问题，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热点，因为其中直接牵连到屈原的生平行迹问题。

关于《九章》篇名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九章》中“章”为动词，“九”不确指，意为多次；其二认为“章”为量词，“九”确指为“九”。王逸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89]洪兴祖补曰：“《史记》云：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则《九章》之作，在顷襄时也……《九章》之词切，浅深之序也。五臣云：九义与《九歌》同。”[90]王逸主张《九章》的创作之地在江南，洪兴祖补充说明《九章》当作于顷襄时。王逸认为“章”同“彰”，即彰显、著明之意，洪兴祖赞同《文选五臣注》中“九义与《九歌》同”，即九表示数之极，“九章”即多次明确陈述自己忠信之道。朱熹不赞同王逸、洪兴祖之说，他认为“九章”即是“九篇”之意。朱熹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91]

王逸将《九章》篇名之“章”字释为动词而非量词，朱熹认为《九章》是后人辑录屈原作品而成。《九章》是屈原原作之名，还是后人加上的篇名？《九章》篇名之意是“九篇文章”，还是“多次彰明”？《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魂一夕而九逝”等句中“九”均可训为多次之意。屈原作品中用到“九”，且有“多”之意。但是，司马迁《史记》载：“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92]，又录《怀沙》内容，称为“《怀沙》之赋”，《怀沙》与《哀郢》以单独的形式出现，未出现《九章》之名。然而，刘向在《九叹》中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93]可见，《九章》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汉。从内容上看，《九章》与《离骚》相近，都以叙述作者生平遭遇为主要内容，《离骚》是概要性的自传体，《九章》则是具体化的生活片段。从文本之意上来说，将《九章》篇题释为“多次彰明”则更为适宜。

《九章》非一时一地之作，那么《九章》的创作时地到底是什么？黄文焕认为“首篇作于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作于被放次年之四季”[94]，“《哀郢》既属被放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属追遡被放之次年”[95]，“《惜往日》显言追遡，则又九年以后之作也”[96]，“《怀沙》……此就死之前一月所作”[97]。黄文焕认同《九章》非一时一地之作，但不认同“章”为量词，其云：“总命名《九章》也，谓藉历年所作，以章明己志也”[98]。黄文焕所勾勒的创作时间以屈原被放初年为始，以屈原自沉之期为终。他认为《惜颂》作于被放初年的冬天，《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作于第二年的四季，《哀郢》作于第九年，《惜往日》作于被放九年之后，《怀沙》作于自沉前一个月。

黄文焕之后，学者们纷纷关注于《九章》的创作时地。周拱辰认为“《九章》，屈原再被楚襄之放而作也”[99]。林云铭将黄文焕、周拱辰的结论更推进了一步。林云铭认为“《惜诵》《思美人》《抽思》三篇详其文义，系怀王时所作，余悉作于顷襄时”[100]，“《惜诵》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这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在汉北无疑”，“《涉江》以下六篇方是顷襄放之江南所作”[101]。林云铭通过以史证诗的方法，认为《惜诵》作于屈原见疏之后，地点仍在朝中，未被外放。《思美人》《抽思》，则作于怀王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后。《涉江》以下六篇，则是作于顷襄王放逐屈原于江南之后。林云铭在《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102]中对《九章》中七篇作了的系年，具体如下：

《惜诵》　　　　　怀王十七年　　　怀王见疏之后

《思美人》　　　　怀王二十五年　　被放汉北之后

《抽思》　　　　　怀王二十六年　　被放汉北之后

《涉江》　　　　　顷襄二年　　　　再放江南之后

《怀沙》　　　　　顷襄十一年

《悲回风》　　　　顷襄七年

《哀郢》　　　　　顷襄十年

林云铭与黄文焕在《九章》各篇次序的安排上分歧不大，但在各篇的具体系年上，林云铭比黄文焕更详细，而且二者有很大差异。黄文焕认为《九章》各篇均作于屈原被放之后，而林云铭则认为《九章》各篇的创作时段有三个：在朝见疏、被放汉北、被放江南。

此后，楚辞研究者们关于《九章》各篇的创作时地问题纷争不断，众说莫一。陈本礼认为：“《九章》之文应分怀襄两世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作于怀王时，《哀郢》以下则顷襄时作也。《橘颂》乃三闾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体涉于颂，与《九章》之文不类，应附于末。旧次未分，且有谓《橘颂》乃原放于江南时作，未可为据。”[103]陈本礼将《九章》的创作时间分为怀、襄两世，并视《橘颂》为早年咏物之作。在《橘颂》篇的创作时间问题上，早在陈本礼之前的林沅就认为“盖八章各有其时，各有其事，不能一起写尽，且不便一起写尽，故借橘来从头到尾说得如许详备”[104]，《橘颂》的主旨是写屈原一生的志节与榜样。陈本礼将《橘颂》视为屈原早年之作，林沅则认为《橘颂》是《九章》各篇未尽之余兴，是屈原对自己一生志趣的总结。对于《橘颂》篇的创作时间，学者们多难下定论。蒋骥认为“（《橘颂》）作文之时不可考，然玩卒章之语，愀然有不终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105]。

民国时学者徐英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英《楚辞札记·论九章次第》云：“屈原生平放逐两次，初放汉北，所谓王怒而疏屈平。然仅疏而绌之，夺其权位，不在朝列而已，未尝断共属籍也。又尝一度进用，东使联齐。及齐既绝，怀王不返，顷襄即位，子兰谮之，始东迁鄂渚，转徙江南，遂绝无复用之意，是为第二次放逐。其《惜诵》《抽思》两篇，为怀王时作，余则作于襄王之世。”[106]徐英将屈原被放的次数定为两次，“初放汉北，再放江南”[107]。他勾勒出《九章》的创作时地如下：

《惜诵》　　郢都　　　　　　　王怒而疏之之时作

《抽思》　　汉北　　　　　　　初放汉北之作

《思美人》　夏首　　　　　　　再放时自汉北东迁于鄂渚、浮于夏首时作

《涉江》　　江南　　　　　　　东迁之作

《哀郢》　　江南　　　　　　　东迁之作

《橘颂》　　南迁之作

《悲回风》　即将萌死志时作

《惜往日》　将死时作

《怀沙》　　绝命辞

在《橘颂》篇的创作时间问题上，徐英批驳了前人旧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英云：“《橘颂》一篇，文体独异。或谓其偏于赋物，与《九章》余篇抒写哀思者不同。又以篇中有年岁虽少一语，遂疑为屈原初年之作，不知年少云者，指橘而言。言橘虽小树，而品德可以为我师也。且‘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即《涉江》‘吾不能变而从俗’、《思美人》‘媿易初而屈志，何变易之可为’之意。皆流离颠沛，而此志愈坚之后所言……今定为南迁之所作。”[108]

《九章》的创作时地牵连着各篇排列次序的问题，楚辞研究者以创作时间的先后来排列《九章》各篇的次序。关于《九章》篇名的来历，大致有三种结论：其一，屈原自定篇名为《九章》；其二，后人辑屈原九篇作品为《九章》；其三，《九章》即为《哀郢九章》的简称。王逸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109]，朱熹认为“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之言也”[110]。王逸虽未明言《九章》之名为屈原自题，但指出了《九章》是屈原被放江南时所作。朱熹明确认为《九章》之名是后人所加，且创作时地非一时一地。《九章》之名到底是屈原自题，还是后人所加，不得而知。清代学者刘梦鹏提出了第三种看法，他在《哀郢九章》篇题下云：“太史公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怀沙》又其绝命之词乎。固知此篇作于江南之野者，洵不诬。惜乎编次凌乱，仅以《九章》之一当《哀郢》，又入《怀沙》而出《远游》，遂不无沿讹耳。余观《九章》皆哀郢之词也。”[111]刘梦鹏将《九章》题名为《哀郢九章》，去《怀沙》入《远游》，各篇去除篇题而列为某章。刘氏认为《哀郢九章》的内容全为哀郢之词，且均作于江南。

无论是屈原自题，还是后人所加，《九章》各篇按创作时间先后排列，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洪兴祖《楚辞补注》中《九章》的次序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朱熹、周拱辰、陆时雍、蒋骥仍其旧。

明末清初之际，质疑经典、畅所欲言之风盛行，部分学者不再拘泥于旧说，在《九章》篇次的问题上亦是如此。黄文焕认为“首篇既命题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题，原所自辑，非后人之辑之也。失原所自辑之次第，后人乱之耳”[112]。黄文焕主张《九章》之名为屈原自题，《九章》各篇原有次第，传世散乱后，后人不知其旧。黄文焕又云：“朱子谓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而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余从《九章》中祥稽其岁月，自非一时所作。然既有岁月，则《九章》之次第，自当以何岁何月为先后。王逸原本殊为淆乱，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详稽，遂为更定。《惜诵》之后，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颂》、六《悲回风》、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怀沙》终焉。”[113]

清代学者林云铭在黄文焕的基础上，将《九章》各篇次序重排为《惜诵》《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林氏只对黄文焕的次序作了微调，将《惜往日》与《哀郢》对调位置，其余则相同。其后，夏大霖《屈骚心印》依从林氏之次序，民国学者徐英《楚辞札记》对林云铭所定次序进行了微调。徐英所列次序为《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橘颂》《悲回风》《惜往日》《怀沙》。《抽思》与《思美人》对调、《哀郢》置于《橘颂》前，是徐英对林云铭所定次序的调整。

《九章》的创作时地与各篇的次第问题纠葛在一起，欲明次第问题必先解创作时地问题，但创作时地问题，又与楚国之历史、屈原之生平等关联在一起。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是佐证问题的方法，但亦不可全凭史、诗为证。诗是作者情感、遭遇的升华，是浓缩、提炼过的个人心路历程；史是整个社会大事件的组合、交织，是许多个人经历的汇集。诗歌的抽象性与史的繁杂性，使《九章》各篇的创作时地不能定论，唯有期待考古中相关发现来佐证后世的推定。

五、《天问》

《天问》是《楚辞》中最难解释的一篇，历代楚辞研究者对此篇均最为头痛，诸多学者专注、专解《天问》，如柳宗元《天对》、杨万里《天问天对解》、屈复《天问校正》、周拱辰《天问别注》等。但是，《天问》的创作动机问题，才是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天问》篇题之意、创作动机、主旨等问题纠葛在一起，由创作动机生发题目，再由题目统领抒发出文章主旨。关于《天问》的篇题，就字面而言，主语为“天”，谓语为“问”。但历代学者大多认为天尊不可问，故而不能作“问天”，而作“天问”。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王夫之认为“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114]。天地万物的变迁、人的荣辱得失，无不属于天理范畴，但仍存在一些不合理、难预测的事情，故而屈原代天问理。天问或问天，屈原的创作动机到底是什么，历代楚辞研究者的分歧很大。王逸云：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115]

屈原因对壁上所画“天地山川神灵”“古贤圣怪物行事”存有疑问，故呵而问之。《天问》是屈原问天之作，其题材是楚先王、公卿庙堂之壁画，主旨是泄其愤懑、舒其愁思。王逸认为屈原因观壁上画作有疑而“呵壁”发问，同时亦抒发了自己的愁思。洪兴祖则认为屈原因观壁上画作而感忧，故而发问以悲叹其兴国之志。洪兴祖补曰：

《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太史公读《天问》，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对》，失其旨矣。[116]

洪兴祖亦主张“呵壁说”，但在“呵壁”的内容上不同于王逸的见解。他认为屈原因感忧而抒情，因疑于天地万物、耳目所接之事、楚国之兴衰、自己之用舍等，不能以理推究，故而愁苦问天。

清代陈本礼亦主“呵壁说”，他认为“后儒泥王叔师问天之说，昧题图之义，俨若屈子凿空杜撰此百十问，为惊愚眩俗之谈，岂不谬哉！”[117]陈本礼主张《天问》的内容是按图而问，如其云：“《齐谐》志怪之书，《山经》《璅语》之说事多荒诞不经，楚人不考其实，辄将琦玮僪佹之事书于先公祠以为殿壁，观瞻而不知亵神渎祀莫此为甚。三闾一腔忠愤无可寄托，故各按诸图而题之，以寓其褒贬不平之慨。”[118]陈本礼认为楚人将荒诞不经之事画于先公祠内，屈原对楚人画壁之事不满，故而按图题之，以寓其褒贬。陈本礼将“题图说”发挥到极致，他依据《天问》的内容，勾拟出116幅画，并一一取名。

民国聂樵亦认同王逸“呵壁说”，他认为“西汉时尚有类似《天问》中的壁画，如九子母及纣王醉踞妲己等图，和《天问》中‘女歧九子’‘王纣之躬’两条有关系。又《天问》篇末云‘薄暮雷电，归何忧’‘伏匿穴处，爰何云’及‘悟过改更，我又何言’等语句，则明显是放逐以后的口气。天，应指一切事物的本源。天问，是探求事物原始的意义”[119]。聂樵将西汉时的壁画与《天问》中的故事相关联，将屈原放逐时的心情与《天问》中的语句相映照，认为《天问》是屈原“呵壁”之作，创作于被放逐之后，《天问》即欲探求事物本源的发问。

王逸首倡“呵壁说”，其后，洪兴祖、陈本礼、聂樵等人不断得到佐证，使此说几臻完善。除了“呵壁说”外，尚有“自缀成章”说。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题下云：“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固原自所合缀以成章者。逸谓书壁而问，非其实矣。”[120]王夫之认为《天问》篇起自天地万物，追及往古之事，终止于楚先祖之事迹，井然有序。《天问》是屈原“合缀成章”的作品，非书壁而问。

创作动机生发诗歌主旨，《天问》篇的主旨问题亦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向天问理”说、“呼天治下”说、“自解”说等，各种说法并存，理之所据各有所长。李陈玉《楚词笺注》云：

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恶未必获罪，忠未必见赏，邪未必见诛，冥漠主宰，政有难诘，故著《天问》以自解，此屈子思君之至所以发愤而为此也。不曰问天曰天问者，问天则当人怨尤，天问则上帝之前有此一段疑情，冯人猜揣。柳子《天对》失其旨矣。[121]

李陈玉持“自解”说，他认为屈原著《天问》是为了解释天理不通之处，非怨天尤人，且此篇是“屈子思君之至所以发愤而为此也”。李陈玉将屈原的怨怼消弭殆尽，唯留屈子一片赤忠之心。

周拱辰主张“呼天以治下”说。其《离骚草木史》云：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天之所以有憾，天之所以为天也，贤必以而忠必报。天久矣，其细矣。屈原盖借天以大其问，亦借问而大其天也。或曰《小招》《大招》，屈原之招魂也。《天问》，古今帝王卿相之招魂也。呼千古以上人而与之徘笑，与之恸哭，将毋同调之慨也乎哉……称天以问之，犹之称天以治之云尔。[122]

刘梦鹏主张“向天问理”说，他认为《天问》即屈原向天问理之作，屈原向天问理之不通之故。其云：

天人之故微乎哉！余读《洪范》休咎征，未尝不叹消息相与不爽，毛发呼之若随，声何其近也，及观孤臣放子涕落号旻者，影响不之应，则几疑天积气耳。何与人世善不善。嘻！天人果远乎哉，人即天也。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屈子以忠贞之性，洞达之胸，颇能近道，而闻见富多，熟复世变非厥狂。愚爰迹己事，用申质讯，凡夫参差不齐之故、事理违合之端，无可解实无不可解，乃引而不发，令人自悟，不质言而若疑难焉。天者，理而己。呼天问之，直指理问之而已。[123](www.xing528.com)

站在忠正至诚的立场上，李陈玉认为屈原因疑而问且意欲自解。周拱辰站在不平则鸣的自由立场上，认为屈原呼天以治下，欲使天下不平、不公之事得以伸张正义。刘梦鹏认为屈原所问即为理之不通之事，欲使人自醒。纵观三者之见，各有所长。同一部作品，因解读者的时代、身份、立场、生平遭遇等的不同，其结论必然各异。

[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2]同上，第49页。

[3]洪兴祖：《楚辞补注·目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目录》与正文分开排页）。

[4]徐英：《楚辞札记·屈赋篇目》，《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67页。

[5]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7页。

[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7]同上，第216页。

[8]朱熹：《楚辞集注目录》，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页（《目录》与正文分开排页）。

[9]徐英：《楚辞札记·屈赋篇目》云：“予谓《汉志》篇目已不可泥，古籍阙亡，已不可考，屈赋或尚有遗佚，而此数或不及二十篇。《九章》之作非一时，且各篇自有乱辞，当自成九篇，可无疑义。《九歌》前九篇，皆祀神之曲，《礼魂》王注，言祠祀九神，而不言《国殇》，国殇死乱之人，又非可比于神灵，则《国殇》当别为一篇。而前九篇实为一篇，《礼魂》则乱辞也。”《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69页。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版，第1933页。

[1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2页。

[12]王逸：《楚辞章句·九叹》“原生受命于贞节兮，鸿永路有嘉名。齐名字于天地兮，并光明于列星”句下注，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82页。

[1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86页。

[14]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六人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4页。黄毅、章培恒《“屈原名平”说证误》云：“之所以说屈原本名‘原’、字‘平’，主要依据是《六臣注〈文选〉》卷三二《离骚经》的五臣注。在对该篇作者‘屈平’所作的注文说：‘铣曰《史记》云：屈原字平。’由此可知，五臣所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把‘原’作为这位大诗人的名，而把‘平’作为他的字的……王逸原注当是以‘原’为名而以‘平’为字的。”《学术月刊》2008年8月，第105—106页。案：此文虽然力证屈原名原、字平，但立论缺少直接证据，多属推测。

[15]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1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17]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页。

[18]林兆珂：《楚辞述注》，《楚辞汇编》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页。

[19]李陈玉：《楚词笺注》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0]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楚辞汇编》第6册，第17页。

[21]黄文焕：《楚辞听直·离骚》，《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507页。

[22]将骥：《山带阁注楚辞·离骚》，《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23]汪瑗：《楚辞蒙引·离骚篇上》“正则、灵均”条下，《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页。

[24]汪瑗：《楚辞集解》，第36页。

[25]汪瑗：《楚辞集解》，第36页。

[26]汪瑗：《楚辞蒙引·离骚篇上》“正则、灵均”条下，《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7]陈本礼：《屈辞精义》，《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1页。

[28]陈本礼：《屈辞精义》，《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1页。

[29]同上，第50页。

[30]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3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32]林兆珂：《楚辞述注》，《楚辞汇编》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9—60页。

[33]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六人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9页。

[34]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35]朱熹：《楚辞辩证》，《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78页。

[36]朱熹：《楚辞集注·离骚》，《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3页。

[37]汪瑗：《楚辞蒙引·离骚篇上》“启”条下，《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38]汪瑗：《楚辞集解·离骚》，《楚辞集解》，第61页。

[39]汪瑗：《楚辞集解·离骚篇上》“夏康娱以自纵”条下，《楚辞集解》，第357页。

[40]李陈玉：《楚词笺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1]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离骚》，《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42]刘梦鹏：《屈子章句》，《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5页。

[43]朱骏声：《离骚补注》，《楚辞汇编》第8册，第515页。

[44]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下注云：“《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言启能修明禹业，陈列宫商之音，备其礼乐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99页。

[4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87页。

[4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页。

[47]同上，第13页。

[48]同上，第13页。

[49]朱熹：《楚辞辩证》，《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

[50]朱熹：《楚辞集注·离骚》，《楚辞集注》，第26页。

[51]汪瑗《楚辞蒙引·离骚》“彭咸”条下，《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52]汪瑗：《楚辞集解·离骚》，《楚辞集解》，第47页。

[53]汪瑗：《楚辞蒙引·离骚》“‘彭咸’辨”条下，《楚辞集解》，第330页。

[54]同上，第331页。

[55]汪瑗：《楚辞·离骚》，《楚辞集解》，第106—107页。

[56]同上，第330—331页。

[57]刘梦鹏：《屈子章句》，《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4—85页。

[58]朱冀：《离骚辩》，《楚辞汇编》第9册，第219页。

[59]朱熹：《楚辞辩证》，《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

[60]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

[61]李陈玉：《楚词笺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62]贺贻孙：《骚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拾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3]蒋骥：《楚辞余论》，《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64]钱澄之：《屈诂·九歌》篇尾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19页。

[65]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5页。

[66]王闿运：《楚词释》，《楚辞汇编》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9页。

[67]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68]同上，第55页。

[69]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0]张元勋：《楚辞〈九歌〉屡遭改易的回顾》，《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第10—11页。

[71]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楚辞汇编》第6册，第137页。

[72]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8—139页。

[73]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74]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75]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9页。

[76]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歌》，《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4页。

[77]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歌》，《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4页。

[78]林云铭：《楚辞灯·九歌总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7—178页。

[79]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刘向《列女传》：“帝尧之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尧以妻舜于妫汭……舜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湘中记》：“舜之二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韩愈《黄陵庙碑》：“尧之长女娥皇，为舜之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谓娥皇为君，女英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称君也。”朱熹、洪兴祖、吴讷、林云铭、戴震、蒋骥等人从其说。

[80]皇甫谧《帝王世纪》：“舜三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盖舜崩之后，女英随子徙于封所，故其墓在焉。而癸比氏则亦同二女徙于潇湘之间，其卒葬此耳。”

[81]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五：“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宓妃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2]郝懿行《证俗文》：“据《九歌》所言，自是二人，要是川渎神灵，非人所为也。”

[83]司马贞《索隐》：“《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尧女，则湘君当是舜。”（司马贞对《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注释）；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郑玄对《礼记·檀弓》的注释）。

[84]洪兴祖《楚辞补注》：“王逸以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谓湘夫人，乃二妃也。从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间。”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

[85]赵翼《陔馀丛考》：“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

[86]王夫之《楚辞通释》：“盖湘君者，湘水之神，而夫人其配也。”汪瑗《楚辞集解》云：“湘君者，盖泛指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即湘君之夫人，俱无所指其人也。”

[87]罗愿：《尔雅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王闿运《楚辞释》：“湘君，洞庭之神”，“湘夫人者，盖洞庭西湖神，所谓青草湖也。北受枝江，东通岳鄂，故以配湘，湘以出九疑，为舜灵号湘君，以二妃尝至君山，为湘夫人焉”。《楚辞汇编》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5、93页。

[89]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121页。

[90]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121页。

[91]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73页。

[9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49页。

[9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0页。

[94]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

[95]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

[96]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8页。

[97]同上，第689页。

[98]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9页。

[99]周拱辰：《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134页。

[100]林云铭：《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页。

[101]同上，第201页。

[102]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64—166页。

[103]陈本礼：《屈辞精义》，《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6页。

[104]林云铭：《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12页。

[105]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106]徐英：《楚辞札记》，《楚辞汇编》第4册，第467页。

[107]同上，第465页。

[108]徐英：《楚辞札记》，《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469页。

[109]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121页。

[110]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73页。

[111]刘梦鹏：《屈子章句》，《楚辞汇编》第4册，第233页。

[112]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页。

[113]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页。

[114]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115]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11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117]陈本礼：《屈辞精义》，《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3页。

[118]陈本礼：《屈辞精义》，《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3页。

[119]聂樵：《楚辞新注》，《楚辞汇编》第6册，第445页。

[120]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121]李陈玉：《楚词笺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122]周拱辰：《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123]刘梦鹏：《屈子章句》，《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