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互相攻伐，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为叙事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对于史学家来讲，总结历史经验也成为必须担负的任务。这一时期，叙事散文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名著，这些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趋于成熟。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既是一部文学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班固也认可这一说法。自唐起，关于此书的作者有了争论，有人怀疑另有其人，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仍认为其作者是左丘明。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左传》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年至前386年之间。这本书以《春秋》为本，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西汉以后为编年体史书体例的确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左传》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左传》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所记载的内容也很全面，包括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也有记录，是一部近20万字的规模宏大的史书。《左传》在叙事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左传》西汉以后就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成为以后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承《尚书》《春秋》之衣钵，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综合此前史官散文记言与记事的传统，开创了于记言、记事为一体的记史范例，叙事水平大大提高，虽是历史著作，但“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有突出的文学色彩的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性表现在叙事情节曲折动人，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细致传神，辞令语言理富言美等等，这些对后来的史传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历史片段，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国语》重在记言而记事简略，其作者是想通过一些权威人士的言论来评论人物的优劣，分析史事的得失，旨在用历史人物的言论思想为君王提供借鉴。各国“语”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也有所侧重。如《周语》记录东、西周的历史，侧重论政记言;《鲁语》记录鲁国之事并对一些事情发表议论;《齐语》主要记录齐桓公称霸之事及论政之语;《晋语》主要记录晋国历史，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主要记录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录楚灵王、昭王的事迹;《吴语》记录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www.xing528.com)
《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但在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被逐被杀是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及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语》在叙事中显示了一定的文学成就。首先，叙事集中在对特定人物的言行刻画上，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如《吴语》独记夫差，《越语》仅记勾践。其次，人物语言生动形象，风格多样。《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这些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但是，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所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楚语》《吴语》《越语》流畅整饬，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吴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国语》中的议论说理文字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再次，叙事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夺王位、献公宠妃骊姬策划阴谋、太子申生被谗冤死，公子重耳被迫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总之，《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上有其自身特色和成就。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它依照《国语》的体制，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记载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片段，共33卷，约12万字。与《国语》不同的是，其书在记言、记事时突出了人物活动的叙述，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叙事散文著作。《战国策》未经辑录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受诏将其所见《国策》整理汇编，并说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之作，故命名为《战国策》。《战国策》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展示了战国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刘知几《史通·六家》云:“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不过，后人也指出《战国策》记史多夸张虚构，与史实有不符之处，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其史学价值。
《战国策》叙事的文学性非常突出，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首先，它打破了编年体的限制，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作为叙事的中心，并以此统率记言、叙事，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在《战国策》的人物画廊中，有国君百姓、谋臣武将、说客策士、嬖臣宠姬等，这些都构成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在所有的人物形象中，“策士”最具代表性，《战国策》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才华，塑造了他们崇尚计谋、巧于权变，明于时势、长于雄辩的性格特征。其次，语言风格生动形象、铺张扬厉、明畅通俗。战国策士为了达到游说的目的，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常常会借助于比喻、寓言故事等来表明观点，如“唇亡则齿寒”“譬若虎口”“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譬犹抱薪而就火”“轻于鸿毛”等比喻，形象而生动，言浅而理深。铺张扬厉也是战国策士们言说的风格，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即用铺张夸饰的语言形容齐国之强盛。明畅通俗是战国策士语言的另一个特点。策士们出于功利目的去游说，就必须保证别人听懂自己的说辞，就会尽可能地选择耳熟能详的语言，避免生僻的词汇和拗口的表达方式，做到通俗流畅。《战国策》语言艺术的诸多特点增强了其文学性。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叙事散文已经到了成熟和繁荣时期，从《春秋》到《左传》《国语》《战国策》，可以看出叙事散文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文字上来讲，由简向繁转变;从体例上讲，由编年体向编年、国别两体的多元化发展;从内容上讲，由单一记言或记事转变为记言、记事的综合;从文学性上来讲，语言由质朴、平实向流丽、夸饰转变，情节由梗概向故事化转变，写作技巧由单一向丰富转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叙事散文将描写中心定位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言行，这使战国时期的叙事散文既不同于史官记史，又不同于后世的正史，而成为既是史学著作，又具有文学价值的典范叙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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