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稿》：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¹⁾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

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理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则第一次探讨了小说的起源，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为“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并给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作注，其中涉及当时小说的特点，如语言的“浅薄”、故事的“迂诞依托”等。“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创作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东晋郭璞、干宝，前秦王嘉，南朝萧绮，还有六朝时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的作者，都曾就小说的题材与表现发表过各自的见解。他们或从“达观博物”、“闻见难一”的角度予以肯定，或以“惑乱后生”、“遂混虚实”为理由，加以反对。郭璞还从“人情”的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注〈山海经〉序》），从而对小说的奇异性表示首肯。在小说的情节与艺术手法方面亦见仁见智。道家葛洪批评前代的小说“殊甚简略，美事不举”，强调故事情节必须“深妙奇异”（《神仙传·自序》），萧绮则主张“纪实其美”、“考验真怪”、“文存靡丽，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拾遗记·序》）。他们的角度虽有不同，而强调小说的文学性却是一致的。

“小说至唐而一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和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是小说的历史地位得到正视。刘知几从历史角度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史通·杂述》）。诗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也垂青小说，或从创作、或从理论对小说的地位予以肯定。其次对小说创作提出了具体性要求。如李肇在《唐国史补·序》中提出了“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创作原则；刘知几批评某些小说“亵狎鄙言”，“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认为“苟谈怪异，务迷妖邪”，“其义无取”（《史通·杂述》）；韩退之有“恶害于道”之论，柳宗元出“有益于世”之言；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宣称“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李翱《卓异记·序》声明“儆惕在心，或可讽叹”，“无害于教化”……他们各抒己见而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小说的教育作用。对于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故事情节，唐人也发表了意见。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里，将小说按内容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源流、特征、意义和得失均作了分析批评，指出历代的小说“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所谓“事罕圆备”，不能“永播来叶”。这实际上是强调小说必须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沈既济提出小说创作“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这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多方面因素。

先秦迄唐的小说批评属于草创时期，泛散芜杂，但涉及的方面已较广。宋元时期的小说批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由于小说创作的新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时期的小说批评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比前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首先，人们开始从人物形象来探讨小说的特点。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后世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特征从唐传奇开始表现出来。但其时尚无理论的总结。北宋的赵令畤是把目光投向人物形象的第一个人。他在评论元微之《莺莺传》时说：“夫崔之才华宛美，词采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莺莺传》产生的广泛影响主要是莺莺形象的塑造。赵令畤第一次分析了莺莺的形象。他认为，小说是从两方面进行塑造的：一是气质，即“才华宛美，词彩艳丽”，是通过“缄书诗章”来表现的；二是外貌，即“都愉淫冶之态”，主要是由“文”即小说的叙述、描写语言来传达的。二者的结合，使莺莺的形象活了起来，产生了“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的艺术效果。这种境界，当然是“丹青摹写其形状”所难达到的。赵氏的议论已经揭示了艺术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特点。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在批评《莺莺传》时说：“尝言吴道子、顾虎头只画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状，无形无象，微之画来，的的欲真，跃跃欲有，吴道子、顾虎头又退数十舍矣！”这是对赵氏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如果说赵令畤是立足于小说的整体来分析人物形象的话，那么，宋末的刘辰翁则已经着眼于人物的语言、行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人物形象了。这主要反映在他对《世说新语》的评点上。《世说新语》的体例与传奇有别，虽是志人，但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大多通过片言只语或一两个动作与事件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然而却能收到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刘辰翁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多采点睛之法，指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特色与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如“极得情态”、“甚得騃态”、“意态略似”、“写得郑庄可憎”、“想见其良，益叹其真”、“神情愈近，愈见其真”等等皆是。如他在评论一则写何晏的故事时，认为何晏形象的塑造“字形、语势皆绘”，即故事的叙述、描写与何晏个性鲜明的语言都非常成功地突出了人物的形象。故事的表现方法及其艺术效果，使刘氏连连赞叹：“奇事奇事！”

其次，人们开始注意从体裁内部来探讨小说的特点。前代对于小说的体裁形式早有认识，如桓谭之云“短书”，王充所言“短书小传”（《论衡》），刘知几称“短部小书”（《史通》）。这虽然是就小说的篇幅而言，但那时尚处襁褓之中，不可能有别的称呼。唐传奇出现以后，体裁形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当然也要跟着变化。不过，这种新的探索和认识也是宋人开始的。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幽怪录》为牛僧孺作，又名《玄怪录》，原书已佚，《太平广记》中尚存三十余篇；《传奇》为裴铏著，亦佚，今人周楞伽辑得三十一则。这段材料记载了唐代“温卷”的故实，并指出了当时用“传奇”来“温卷”的原因——“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它正确地概括了唐代传奇小说在形式和表现上的重要特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要求和看法。唐代传奇往往诗词间用，骈散并取，亦采议论，使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且“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令阅者惊风云之变态”（清黄越《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所以赵彦卫能作出上述概括，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宋初赵令畤对此已有所意识，指出元稹《莺莺传》“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也说：“也题流水高山句，也赋阳春白雪吟”，“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等等。所有这些见解，虽然多就传奇、话本而发，但对后世的小说批评都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它们都点出了融诗、文、词多种因素的体裁特征。所以，明代凌云翰、胡应麟、王圻就曾分别指出过唐宋传奇与话本“制作之体”“亦工”（《剪灯新话·序》）、“诗词亦大率可喜”（《少室山房笔丛》）、“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稗史汇编》）的特点。明末袁无涯甚至专门探讨过小说中诗词的重要作用，以为能“形容人态，顿挫文情”，“不乏咏叹深长之致”（《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清代何彤文以为“《聊斋》胎息《史》、《汉》，浸淫晋魏六朝，下及唐宋，无不薰其香而摘其艳。其运笔可谓古峭矣，序事可谓简洁矣，铸语可谓典赡矣”（《注〈聊斋志异〉序》），指出了《聊斋》博采众体而成一家的特点，可以说是对赵彦卫“文备众体”说的具体发挥。(www.xing528.com)

复次，宋人对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的挖掘也较前人可观。如《汉书·艺文志》虽然指出了当时小说在语言上的特点，却分明是在贬斥；葛洪、萧绮有过“殊甚简略”、“纪事存朴”议论，但只是就整体风格的泛论；刘知几看到了小说的“金构虚词”，沈既济也提出过“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主张，然均未展开讨论，而宋人则与此不同。《东坡志林》卷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古话”的底本即是白话小说。苏轼录此事，是出于对小说艺术感染力的惊叹，因为它竟能使“薄劣”小儿的感情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分析唐代小说时亦指出：“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唐人……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洪氏不只看到了唐代小说浓厚的感情色彩——“凄婉欲绝”，也看到了表达这种感情的方法——“鬼物假托”，而尤其注意到了它的艺术效果——“洵有神遇而不自知”。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谈到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更为具体深入。他说：“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这段评述和后来金圣叹等人对《水浒》人物的刻画力量的高度评价已十分接近。

小说艺术感染力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情节、结构和语言是重要的方面。宋元小说批评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发掘。吴自牧《梦粱录》所言“谈古论今，如水之流”，概括了讲史小说在情节、结构和语言上的特点。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已经把情节、结构和语言作为衡量小说得失的重要尺度。如他很欣赏关于郭淮的一则故事，觉得情节动人，结构有法；尤其推崇关于张凭故事的情节描写和结构安排，以为“纤悉曲折可尚”；对人物语言常用“桓大口语”、“家翁语”、“妇人语”、“市井笑语”、“注情语”、“坠泪语”等来评点，注意了个性特点。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中还谈到了情节在小说中的地位，以为作者正是借“虚无幻茫，不可致诘”的情节来“寓言于其间”。而罗烨则指出过当时话本在情节与结构处理上的特点：“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醉翁谈录》）。所有这些也都为明清小说评点的发展作了很好的过渡。

第四，宋元时期对于小说题材与内容的认识也比前代深入了一步。如洪迈注意到了小说“怪怪奇奇”的题材里面，有作家的“寓言”；陈振孙则反对有奇必书，是怪必录，批评一味追求记怪述异以至粗制滥造的不良风气，强调的正是题意的重要。杨维桢对陶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而成《说郛》不仅表示首肯，而且还从小说史的角度说明小说内容广博性特点的历史渊源：“孔子述土实于僮谣，孟子证瞽瞍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锁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说郛·序》）罗烨也指出：“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往往“纵横四海，驰骋百家。”所以，他将话本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几类，并分列篇目补充说：“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有这些，虽未系统化，但远较前人深入，则十分明显。

第五，宋元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也深化而多样了。北宋广罗前代小说成《太平广记》五百卷，李昉上表具称“得圣人之道”、“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太平广记·表》），把小说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赵令畤与罗烨曾分别从创作和鉴赏的角度去评述小说的教育作用，赵谓“言必欲有终箴戒而后已”（《侯鲭录》），罗云“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接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醉翁谈录》）。对小说的娱乐性作用，陈振孙和杨铁崖则发挥了干宝的“游心寓目”说，指出其“游戏笔端，资助笑柄”（《直斋书录解题》）、“资谑浪调笑”（《说郛·序》）的特点。南宋曾慥在《类说·序》中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概括为“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这些也都有所发展。

最后，宋元小说批评本身在形式上也有所变化。一是小说批评进入了文人笔记。除以上引述过的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的《繁胜录》等等，也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说批评的内容。二是创立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所特有的民族形式“评点法”。如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就可看作它的发端。

总的说，宋元小说批评在前代的基础上作了多方面的开拓，把我国古代的小说批评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明清小说批评高潮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注释】

(1)本文发表于《齐鲁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