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民国工业：中国农业因素

刘易斯的二元论，把传统农业中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这些剩余人口成为近代工业发展中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6]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刘易斯的模型中除了着重提到低价劳动力供给外，没有给出传统农业和近代工业还有什么关联。他也没有涉及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工业化的持久动力何在的问题。

当然，工业化可以通过强大的民族国家来推动，这在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启动阶段是较为普遍的，为此，刘易斯还写了一本《发展计划》的小册子来指导计划的制订。^[7]但单纯依靠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仍然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8]这一点在洋务派推动的工业化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也有所体现，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旧在为过去工业化模式的消极影响交学费。^[9]

纵观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发展的持久动力多来自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英国工业化启动于国内市场持续上升的对工业品的需求，推进于17、18世纪海外市场和欧洲市场对工业品的强劲需求。^[10]而作为后发植入型的工业国家日本，其近代工业发展的动力也是来自于不断上升的国内总需求^[11]及对邻国的野蛮的商品侵略。因此，工业化的推进依赖一个稳定上升的市场需求是较为普遍的经验。

那么，强劲的市场需求又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推动工业发展的?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原发型的工业国在推进工业化之前，往往会经历两场革命，即商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典型的如近代英国。^[12]商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扩展了市场规模，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来所谓的斯密型增长(或称为扩延式增长)，而斯密型的增长就意味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也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展)。

市场规模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创造了更加广泛的市场需求，从而刺激供给能力的提高。为了追逐需求大于供给的超额利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必定加速，并在一定条件下触发技术革命，而近代工业化正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所谓蒸汽机产生了工业资本家。

对于后发展的国家要想引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必须有一定的市场容量。否则，大规模产出的机器工业的引入带来的模仿成本、协调成本相对于较小的市场需求是不经济的。同样，植入的近代工业要想获得快速发展必须有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推动，否则，工业投入所形成的不断扩张的供给能力在缺乏有效需求的响应下就是一种无效供给，工业发展成本高昂，难以成功。

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之初大多是农业国，农村是国家的主体，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工业发展的不断增强的需求动力只能来自于农村市场，此时，能否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需求也就成为工业发展的关键。^[13]

同时，农业和早期工业发展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在早期阶段，幼弱的近代工业要想发展必须有一条快速积累之路，农业提供的低廉的初级工业原料也就成为工业积累的最佳选择，因而在工农产品交换中形成剪刀差。但如果脆弱的传统农业在长期的工农业不等价交换中严重透支，就会直接制约农村市场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也使早期工业发展动力减弱。因此，早期阶段的工业发展面对农业有一种两难选择。此时，如何增强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农业对工业发展成本的承受能力就是一个关键了。

而近代中国工业化面对的却是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的二元结构对立。^[14]传统农业发展乏力，增长缓慢，据估算，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中国农业净产值增加67%，年增长率仅为1．05%(见表2—1)。其中，1887—1914年间农业净产值年均增长只有0．92，而在1914—1936年间，年均增长率也不过1．2%而已。

表2—1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发展　币值:1936年元

资料来源: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22页。

如果根据台湾学者刘克智和黄国枢的估计，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则更低，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年均增长率只有0．6%，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则长期不变(见表2—2)。

表2—2　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人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184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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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农业之增长缓慢，和其他工业国工业化时期农业增长之迅速的对比就更为鲜明了。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日本农业净产值年均增长率达2．18%，而人均年增长率达2．45%。1870—1900年间，美国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01%，法国在1870—1890年间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3．18%。从1913年的农业人均产值来计算，中国是340美元，美国是6100美元，日本是1300美元，甚至俄国也达到了1000美元。^[15]因此，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增长迟缓。

当然，这个时期的农业问题，远不止是增长缓慢的问题。^[16]考究传统农业对工业化的制约作用，还必须考虑其生产方式的变动，不同的生产方式包含的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对工业发展意义更为重大。

传统农业在近代取得的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耕地的扩大(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耕地增加了3000万公顷^[17])，灌溉面积的扩展，乃至种植结构的优化，^[18]而关键性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本质的变化。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经营组织方式，均无大的改变，经营式农业的比重也很有限。表现在:

第一，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在近代农业各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一直较低，故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特征的节约土地的传统农业技术始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地主有了钱，除了少数奢侈性消费外，也用于农业投资，但不是用于有利于节约劳动、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投资，而是用于购置新的地产，进行既有生产方式下量的扩展。^[19]尽管从1912年到1927年，中国在一些省份设立了251家农业试验站，但收效甚微，也很少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支持。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增加排灌设备等试图发展新型农业的努力，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挫折。精耕细作式的传统技术，从汉唐以来积累起来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在农田里“绣花”的技术，保持着中国农业的水平。但是，生产中对劳动力密集投入的过度依赖，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率递减，农业生产率低下，成为只能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生存性农业，无法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强劲市场需求和低廉原料供给。

第二，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不足。在近代农业发展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但在以往被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的问题，就是农业经营的规模化问题。传统农业社会中，没有长子继承制，普遍存在着分家析产制。对多子女的农村，“分家”势必造成土地的分割，使得土地的集中极为困难，大地产无法形成。例如1934年在广西的一份调查中显示，22县48村2707个农户中使用耕地50亩以上的大经营户一共只有24户，仅占经营总数的9%。^[20]而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地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提供了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性，也为近代化技术在农业中的引进提供了条件，使农业生产直接和市场连接，和工业发展密切结合，从而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更大的舞台。^[21]例如近代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土地向资产阶级新贵族集中，促成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密切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德国的容克地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此外，分家析产也造成了土地的碎片化，根据20世纪30年代对河北定县200户农家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共有耕地1552块，户均7．8块，其中有2户，每户20块。^[22]地块的过于细碎也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妨碍了节约劳动的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助长了传统技术下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型经营方式，使传统农业向内收敛为自给性的农业。

在析产制导致地权的分散化的同时，土地也在向少数地主集中，但这也没有解决农业经营的规模化问题。正像近代农村问题专家陈翰笙所说，“因为地主要出租而不经营出租的田地……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23]在中国，土地的集中与规模化农业之所以没有像英国、德国一样同步发展，实际上也是基于当时经济收益的考虑。一般而言，农业的规模经营及相伴的分工协作的深化确实会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同时管理成本也相应上升。^[24]因此，是否采用规模经营就面临规模效应和管理成本的权衡。管理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条件和相关经济制度的支持。在近代中国，市场、技术和制度显然都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撑大规模经营性农业的层次。^[25]所以，在农村有限的经营农业中也就鲜有经营规模大于200亩的，一旦经营规模超过200亩，其管理成本直线上升，经营者宁愿出租土地牟利或以高利贷牟利，也不愿自己经营。而从近代化的要求来看，分散的农业无法满足近代工业生产的需要，不能扩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能扩大工业品的市场需求。

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以上特点，导致传统农业和市场的分离。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比例很低，而且商品化生产增长缓慢。

据吴承明先生估计粮食的商品化率，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840—1894年间粮食、棉花、茶叶和蚕茧四项总的商品生产率的年增长为1．65%，扣除价格因素，按照1894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长率只剩下了0．92%;1894—1920年间，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但扣除价格因素，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年增长率亦不过1．68%而已。^[26]在某些偏远的地方，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更是低得可怜。据调查，在四川的西部，大部分的百姓都是靠着本地的生产而生活，他们的农产品中97%—98%是供地方自用的。^[27]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的农业地区仍然很普遍，他们依靠地方小市场生活而与全国市场、世界市场联系不多，或全无联系。另外一个材料从更宽的范围内估计了晚近时期的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据严中平统计，1921年到1925年，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北部8个县中，农产品的自用部分平均为56．5%，出售部分则为43．5%;农民生活资料中平均自给部分为73．3%，从市场购买部分占26．7%。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南部6个县中，农产品的自用部分平均为37．2%，出售部分为62．8%;农民的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平均为58．1%，从市场购买部分占41．9%。^[28]从数字上看，南部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很高，超过了60%。但如果细一深究，我们会发现这些农产品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中参与交易的，而地方小市场其实质仍然是小农经济，或者说只是扩大了自给范围的自然经济。

事实上，任何传统社会，一家一户都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不依赖别人的自给自足，甚至一个村庄，也不大可能做到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但是，多个村庄形成的集市一般能做到自给自足。中国的地方小市场就是这样的基本单位。它通常有其固定模式，影响半径和举办时间是基本固定的，大多数地方小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偏远的农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其时间一般是五至十天举办一次。这样一个半径区域，被施坚雅称之为“标准市场区”。^[29]之所以说这种地方小市场本质上依然是自然经济，就在于它的交易仍以农民之间的生活必需品交流为主，是一种农产品的余缺、品种调剂，是从一个农家流向了另一个农家，流出本区域的很少，更不要说流出到外县、外省甚至国际市场了。显然，农业的真正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只有农产品走出地方小市场，进入城市消费，和工业生产发生直接的联系，才是自然经济的真正瓦解，而近代中国的农产品商品化，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点。

此外，从农产品的价格上也可以看出传统农业和市场的隔绝。现代意义的市场建立在统一价格的基础之上，如果同一产品两地价格之差等于运费，那么该两地就可以被看做是同一个市场。然而，传统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如吴承明先生所说“实际上是扩大了的集贸市场，没有权威性的指导价格”。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主要取决于当地农作物的丰歉，外地的年成影响都不大，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以贵州省为例，据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各县主要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差最高达到25倍，最低也有3倍，平均为7—15倍。^[30]统一的价格是统一市场形成的直观标志，悬殊的农产品价格差表明农业仍然被锁闭在扩大了的自然经济圈——地方小市场中。

传统农业和市场的分离，切断了农业和近代工业的联系。^[31]工业的发展缺少了广大农村市场对工业品强劲需求的推动，发展之艰辛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随着西方资本的侵入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传统农业还是有所变化，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总的趋势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被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但基于中国市场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属性，被卷入到市场体系中的、没有完成资本主义改造的农村经济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方式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交易的主导权掌握在外国资本及其附属的中国近代资本手中。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易中，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交易的主导方，致使农村资源日渐枯竭，更进一步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脆弱的传统农业经济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对于附属的、幼弱的国内工业来说，一方面冀望于价廉的农产品来降低发展成本，另一方面对农村市场的需求又寄予厚望，这种矛盾的诉求在每一次的近代工业萧条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传统农业，在其保持自给自足状态时，割断了和市场的关系，也就外在于近代工业发展;在其一部分被程度不同地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时，又在不对等的交易中日益被抽干，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也丧失了通过强劲的对工业品的需求支持工业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