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民国工业：1912~1936书评及研究结果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就研究对象中的一些问题做出界定，对民国工业发展的概况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厘清，并对其作出了简要的评价。同时交代本书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文献予以简要回顾。

第二章主要就民国工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讨论，考察了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近代工业与手工业的关系，总体评价了近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章还分析了外生植入型工业在发展中形成的口岸和内陆之间的不平衡互动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分析了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工业发展中三个因素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即一个无所作为的保障基本秩序的法权结构、一个活跃的热衷实业的商民自治社会和一个变化了的国内外市场，近代工业对三个要素的变化做出了迅速的响应，推进了一战期间由市场驱动的以直接消费工业品为主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发展路径。最后，对这种路径及三个要素组合的模式作了简短的分析评价。

第四章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模式进行了厘清，分析了这个阶段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其他方面的努力逐渐强化了其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控制能力，南京政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民营资本为辅的工业发展路径已经初露端倪，并对市场和工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最后，对这一时期工业发展路径及其蕴含的隐忧进行了简短的分析评价。

第五章对民国25年来工业发展模式、路径的变动给出了总的评价、分析，并提出一些工业发展史上发人深省的思考。

【注释】

[1]经济史学界历来对经济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经济史中的运用持有谨慎的赞同。毕竟以演绎见长的西方经济学高度抽象化的逻辑体系可能抽象掉的恰恰是最关键的历史要素。针对这一点许多学者提出过各自的看法。例如较早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曾批评一般均衡法和局部均衡法在中国工业化研究中的不适当，因为这些方法基本上假设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不变(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而这些假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又恰恰是最活跃的变量。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也明确指出，经济学理论有时空性，不存在适合一切时间、一切空间的经济理论。因此，他主张史无定法，不妨把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谨慎使用到对特定史实的解释中(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在本书的分析中始终坚持特定史实相对理论范式的优先性，而不是以理论来裁剪史实。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斯密的讨论是针对工业化初期的传统农业而发的，至于接受工业化改造后的现代农业则是另一回事。就像库兹涅茨在比较发达国家农业和落后国家农业时所认为“二者实际上无法类比”，是两个产业。事实上，接受了工业化改造后的现代农业，已经不是斯密当时语境中的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的农业了，比如美国的现代大农业。但斯密的看法最起码在传统农业时代是有意义的。

[3]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页。

[4]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在这里，张培刚并不是把工业化简简单单定义为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而是从技术经济角度揭示了工业化的实质更是实现生产要素收益不断增长的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般工业化内涵中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矛盾问题，相反，二者更是一种共融的关系，它为我们指出，哪一种工业发展模式能够更好地凸现二者的共融之处，那么哪一种模式就可能是一种成功的工业化路径。

[5]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化理路的理解和卡尔·马克思恰恰相反，他是按从意识层面到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顺序进行推导，但因此而认定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实际演进中思想意识、文化精神必然在先却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那本获得极大成功的早期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强调某种神秘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重大作用也并不妨碍他承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对此他曾经阐述道:“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样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因此，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因果关系始终无法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给予精确离析，但二者的伴生、互动关系确实不可置疑。

[6]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发端的认识存在一些小的差异。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应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引入到中国的近代工业算起;还有人认为真正的近代工业化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而本书关于近代工业发端时间的界定遵循目前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7]《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第18页。

[8]当然，洋务派工业化模式的失败其实有其更复杂的原因，我们前述的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9]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9页。这些基础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带动、辐射作用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逐渐释放，在某些领域甚至引发了革命性的后果，尤其是近代铁路网线的建设对国内市场的延伸，对资本主义在内地的推进发挥了不可籍没的功勋。但有趣的是，也正是这些经济变量在渐渐地侵蚀着专制政权的根基，或许保路运动成为大清亡国的一个直接导火线就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绝妙注解。这一点也被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所指出，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变量的推进和支撑性制度系统滞后的辩证关系所作的卓越论证也适用于工业化中的近代中国历史变迁。

[10]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2页。从数量上看，该期工业投资额增长较快，甚至超过了一战时期民族工业黄金时代的增长速度。但我们需注意工业投资额和实际上的工业产能还不完全等同，考虑到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工业的实际发展速度可能要低一些。此外，这段时期之所以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也和此前工业化水平的低下有关，许多近代工业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从零开始的，因此其发展速度快也就不足为奇。但不论怎么说，这段时期民族工业还是经历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期，许多近代著名的工业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起步的，比如著名的荣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

[11]根据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期的经济发展周期的起止年份和以制度转换为标准的发展周期的起止年份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刘佛丁先生把近代经济周期(截止1936年)分为两个完整的周期和一个开始的周期，即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10年代中期为第一个周期，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周期，而1936年则是开始的第三个周期的起点(参见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2]旧中国经济统计很落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工业统计资料，在研究中往往需要依赖学者的估测数据。(www.xing528.com)

[13]参见吴承明《近代中国资本集成和工农业与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4]参见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云南大学学报:新科版》，2005年，第2期。

[15]参见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只有日本的情况例外，它在1915—1929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1．9%，而发展速度最快时曾超过了30%。一般来说，后发植入型工业发展速度较快，而原发型工业发展速度较慢，这肇因于后发型工业体往往起点很低，而在发展中可以低成本地利用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制度，这些较先进的技术、制度相对于其原有较低基础的发展水平，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因此，后发型工业国通常都会经历一段较快的增长期。

[16]根据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1页图表1计算得出。这个阶段霍夫曼比例的不断上升并不是以重工业的倒退为代价，同期的轻重工业增长率显示，在这个阶段，轻重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增长，只是轻工业在高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发展速度更快，导致相对发展速度较慢的重工业的相对比例下降，从而导致霍夫曼比例上升中的轻重工业发展，其实，这反映的是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在市场引导下的动态调整，调整的结果就是工业结构更趋合理，更符合市场需求。

[17]此时重工业发展速度的相对加快既有市场推动的原因，也和国民政府加强军事实力、致力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18]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于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19]刘馥:《1924—1949年，中国现代军事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5—160页。

[20]吴承明:《近代中国资本集成和工农业与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载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21]本数据由表1—3和1—7计算所得，在产值的计算方面，吴承明先生利用出厂价来计值，因此，数据可能会低于用市场价格估值的数据，但是总体的发展趋势还是相当明显的。此外，由于旧中国统计工作的落后，关于该时期工业资本尤其是工业产值的数据多是在仅有的几个基准年或基准项数据基础上推算而得的，其准确程度高度依赖于一些不变的假设，但是从宏观估测来看，其总体的基本面和趋势还是可信的。

[22]面对如此庞大的传统生产，近代工业如何发挥革命性的引领作用，或者说，在这种经济结构背景下，近代工业如何保持规模的持续扩张，以不变(或者递增)的速度逐渐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化。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近代工业史，也是分析这段历史的核心议题，对民国工业史的评价也需置于该坐标中衡量。

[23]一些论者批评民国工业结构尤其是工业产业结构严重畸形的看法其实有割裂工业化阶段的嫌疑。根据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理论，工业产业结构要和特定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不能主观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工业产业结构作为标尺来衡量处于起步阶段的民国工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深化需要要素市场、技术条件的变化及政府的调控推动(后发工业化)，而单纯依赖于市场或政府都是较为困难和缓慢的。对待产业结构的深化，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市场诱导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其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日本工业化起步之后，直到1925年，食品和纺织业仍然占制造业总产量的60%多，而重工业只有20%，真正的重工业突飞猛进还是在日本开始工业化60多年后的30年代，在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的刺激下，日本工业结构向重型化转变(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外务省，1987年版，第17页图表6)。

[24]这也是为什么说近代化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唯此，才能实现对生产要素的动员，对市场配置的强有力补充，从而推动工业结构在市场的诱导下不断重型化和合理化。

[25]在理顺扭曲的工业结构的过程中，往往会释放扭曲的市场需求，诱导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也走过这样一条调整之路。

[2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序，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9页。

[28]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变迁纲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29]笔者认为对于相对较短时段的经济史研究，经济理论的局限可能更大，众所周知的以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而闻名的诺斯、希克斯等人的著作都是着眼于长时段经济史的考察。

[30]我们看到诺思最终“不可救药”地游离出了他早年笃信的新古典范式，寻求和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结合(见姚洋著《制度与效率——与诺思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诺思这种对科学的追求而不圄于学科、范式的求真精神使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