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工业变迁及影响：1912~1936

北京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是在三个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三个因素起作用的方式不同，由此构成的工业发展环境不同，诱致的工业发展模式既有优势，也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本小节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试对其进行评析。

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是一个“破落户财政”(千家驹语)的政府，“破落户”的财政导致政府在经济上无能为力。本来，袁世凯及其亲信财长周学熙的经济思想和晚清的洋务派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带有较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或将有所为。但可惜个人野心的驱使导致袁世凯采取了个人机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彻底打碎了本来就心怀疑虑的国内政治精英之间的脆弱的联盟，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族政府的梦想破灭，北京政府成为一个虚弱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安排的力量和可能性。但这个虚弱的政府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即对经济法规政策的建设持有一种乐观其成的较为积极的态度，这一方面可能与政府中一批有理想的资本主义知识精英有一定关系(例如张謇、刘揆一、周学熙等)，另一方面还与北京政府的税入越来越依赖工商业有关联。因此，北京政府一方面在经济行为上力量孱弱，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又积极有为(尤其在其早期)。

政治法权系统的软弱给了社会一个舒展的时机。在这个阶段，商民社会异常活跃，各派社会精英人物粉墨登场，民族主义盛行，实业建国、抵制外货、爱用国货成为社会的普遍的思潮。而作为最重要的工商组织的商会也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积极协调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解纠纷，保障信用，为工商业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如在1922年由于产能的扩展和原料的上涨，棉纱滞销，经营困难，这时华商纱厂联合会决议自12月18日起停工四分之一，3个月为期;1923年3月又决议停工一半，2个月为期。^[37]在此阶段，商会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除了协调行业内部经营外，还往往充当工商业者沟通政府的桥梁，充当政府专制权力对工商业者损害的缓冲装置。在这个阶段，司法系统也较为重视和尊重商事习惯和惯例，对商会的商事裁断往往持支持的态度。^[38]

北京政府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款项几乎是微乎其微，1912年，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开支的比重是3．5%，1914年和1916年为1．2%、1919年为0．5%。^[39]因此，北京政府的财政不仅对民营经济无所作为，就是对官办经济也是维持乏力。这个时期，市场投资经营主体是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基本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一般来说，弱政府下的市场和经济主体易于保持一定的自由度，国家资本处于弱势的市场也较为活跃。这个时期的市场格局类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格局，由民间投资主体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根据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

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环境毕竟已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竞争的世界经济格局，也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可依托。因此，民国初期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白吉尔在对1923、1924年的短暂萧条所作的评述，说，“这种奇迹般的发展状况，一有风吹草动即会遭受损害。经济的繁荣会给人们带来希望，觉得决定性的经济变革到来了。但是，它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吗?就中国的工业发展前景而言，这次危机(23、24年的萧条)不仅对它不久前经历和已经取得的进步的性质提出了疑问，而且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起步缓慢、并受外资控制的经济通过私人资本进行奋斗的自发发展问题。”^[40]在这段话中，白吉尔尖锐地指出了这段时期中国工业模式存在的脆弱性。

首先，我们循着白吉尔的问题来分析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究竟能否为中国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提供空间。第二次技术革命后，西方工业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大规模制造的工业企业需要更加广阔的工业品市场，对市场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垄断逐渐加深，世界各国陆续放弃自由贸易原则，高筑关税壁垒，并通过一切手段积极抢夺世界市场。此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已经不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小洋行式的贸易商人，庞大的跨国企业、商业机构等垄断资本裹挟着先进的生产手段、组织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冲击并试图控制中国市场，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商品输出，转而寻求通过资本的输出获取更大的收益。在西方政府的强权支持下，他们取得了设厂、筑路、开矿和免税的特权，中国市场完全暴露在强大的西方资本集团面前。在这种世界格局下，中国的口岸市场沦为了西方资本的附庸，受制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工链条，成为国际市场在中国的一个延伸。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处在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下端，很难想象，幼小的民族工业会在总量和结构方面得到不断发展、优化。而最有可能的是像白吉尔所说，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遭受损害。

其次，通过这次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更加确信，一个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工业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而对于开拓一个广阔的工业品市场，幼小的私人资本又能怎样做呢。显然，通过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私人资本不可能大规模地开拓国际市场，只能寄望于国内市场。诚然，从人口数和国土的面积来看，中国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广，似乎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尤其是超稳定的小农经济与近代工业的二元性结构，国内市场的开拓事实上困难重重。私人资本能否有充足的力量承担对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造，能否为工业发展清理出足够的市场空间，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延伸迂回生产，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等等，都是未知数，很多人对此亦持悲观态度。

这些问题是中国工业发展中伴随始终的重大问题，任何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都受其制约，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工业发展模式才是适合中国的模式。而追踪北京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模式，如果缺少一个强大而审慎的政府，由自由市场推动的、轻工业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虽然获得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仅此能否取得工业发展的真正突破呢?

【注释】

[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2]吴承明:《近代中国资本集成和工农业与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四期。

[3]该处的法权系统指一个国家的权威系统自身的构成和对控制对象的调节模式中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部分，既包括观念的，也包括实体的构成。相对来说，本概念和常用的制度存在交叉的关系，后者不能完全涵指法权体系，因此本文用法权系统。

[4]韦伯在对近代资本主义理性化发展的阐述中很清晰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尤其在对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分析中把其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而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八九十年前韦伯氏的观点进行了通俗化的推演(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我们过去对这些规范的理解过多地从反面来着眼，只看到其流于形式的一面，没有看到其有利的一面。在某些时候，形式可以对实质进行制约，程序可以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看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后，不论是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还是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在基本的民权、国体方面都不敢逾越雷池，都希望通过对某些普世性原则的强调取得法统地位。而且，近代规范性文本都为利益的博弈提供了平台，在某种利益、权力格局达到均衡时它就有从形式到实质转化的可能。这一点在西方的民主化进程中体现得很清楚。

[6]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7]二史馆、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8]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9]张謇和周学熙二者的不同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政策思路上，作为当时两位最出色的实业家，他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分歧也带到了各自兴办的实业中。

[10]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0页。

[11]工商部:《工商会议报告录》，转引自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规述评》，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四期。

[12]《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呈请农工商部修订商会简明章程草案》，苏州商会档案，第66卷。

[13]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载于《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2期。

[14]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载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四期。

[15]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该时期的司法进步。在当时，法律人才的缺乏，地方司法机关的严重混乱，军阀对司法进行的粗暴干涉都影响到了该阶段的司法进步。

[16]工业化早期，许多近代工业不顾生产成本徒增而设立于上海等口岸城市也有距离近代立法、司法保障较近的考虑。这也就是启动市场推进的工业化为什么要同时启动立法、司法改革的原因。(www.xing528.com)

[17]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8]陆仰渊，方庆秋:《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19]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一)，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56、57页。

[20]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发展主导力量民间化的政府原因分析》，载于张东刚等:《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21]这个时期只新建有河南巩县兵工厂(设于1916年)和湖南兵工厂(规模很小)。北京政府中后期国内分崩离析，政治规则被打破，政坛更迭频仍，军阀则不断经历“城头变换大王旗”，各政治派别都没有长远眼光，也就连兵工厂都不愿投资，中国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的大主顾。

[22]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发展主导力量民间化的政府原因分析》，载于张东刚等:《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23]在某些学者看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及比例过低是国家能力低下的体现(胡鞍钢、王绍光《国家能力报告》)，而现代大政府时代，中央财政占国民总值的比例普遍很高。

[24]《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1、340、326页。

[25]虞和平:《论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热潮》，载于《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26]在近代工业启动的早期，兴办实业就没有这么好的社会舆论基础，而是经常遭到守旧人士的刁难和指责，甚至发生严重的械斗。例见汪敬虞《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7]而清也正好亡于此，应验了亨廷顿的判断，发展需要动员，但动员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稳定，往往是在既发展又不发展的时候，已经动员起来了，但系统容量有限，动员起来的能量最终倾覆了系统。

[28]这个时期商会在捍卫自身独立地位、权益的活动中体现出的联合行动、立场坚定的自治组织的特点还是弥足珍贵的。例如商会在反对1914年《商会法》企图缩小商会职权、强化商会对行政机构的隶属性的法条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9]刘红娟:《近代中国商会商事公断处职能研究的启示》，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30]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31]晚清政府在铁路的修筑方面确有比较快的增长，甲午战败后，清廷认识到铁路运输在机动化的运兵中的重要作用，大力修筑铁路，到1911年止，各种性质的铁路修筑里程达到了9292公里。这对于国内市场的扩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32]张继凤:《略论百年来我国利率的变化》，载于《金融研究》，1992年，第4期。

[33]这方面成功的典范就是前苏联。

[34]张白衣:《中国纺织业论》，《中国经济评论》，第二卷，第10期，1935年10月31日。

[35]王玉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6]重工业的迂回生产甚至是多重迂回生产蕴含的不确定性很大，其投资大、收效慢、市场多变、需求弹性较大、协调管理成本高昂和对政治的依赖性强等特点使当时工业结构向重型化延伸风险重重。

[3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38]对比这个阶段的商会自治的程度和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商会，就可知在软弱政府下的商会的自由度了。

[39]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发展主导力量民间化的政府原因分析》，载于张东刚《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40]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