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中国交通史话：从马路到公路，清代官马路贯通全国各省

清代的驿路四通八达，称之为“官马路”，民间简称为“马路”。其中贯通全国各省的驿路主干道称为“官马大路”，连接省内各州县的驿路干道称为“官马支路”；其余乡镇之间的通道则称为“大路”。清代的官马大路已经构成八大系统，总行程约3．75万公里。

一是“官马东路”。官马东路也称为“福建官路”，其路线从北京南下，经过天津府、济南府、徐州府、江宁府（南京市江宁区）、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嘉兴府（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杭州府、严州府（杭州市建德市）、衢州府（浙江衢州市柯城区）、广信府（江西上饶市信州区）、抚州府（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建昌府（江西抚州市南城县）、邵武府（福建南平市邵武市）、延平府（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直到福州府（福州市鼓楼区），行程约3　000公里。

二是“官马西路”。官马西路从北京西南向，经过保定府（河北保定市城区）、正定府（石家庄市正定区）、平定州（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太原府、汾阳府（山西吕梁市汾阳市）、平阳府（山西临汾市尧都区）、蒲州府（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潼关厅（陕西渭南市潼关县）、西安府、咸阳县（陕西咸阳市渭城区）、乾州（陕西咸阳市乾县）、邠州（陕西咸阳市彬县）、泾州（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平凉府（甘肃平凉市崆峒区）、会宁县（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狄道州（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直到兰州府（兰州市西固区），行程约2　600公里。

三是“官马南路”。官马南路从北京南下，经过保定府（河北保定市城区）、正定府（石家庄市正定区）、顺德府（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卫辉府（河南新乡市卫辉市）、郑州、新郑（郑州市新郑市），然后分为东西两条路线：其东线经过许州（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信阳州（河南信阳市浉河区）、德安府（湖北安陆市）、武昌府（武汉市武昌区）、岳阳府（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长沙府（长沙市芙蓉区），到衡阳府（湖南衡阳市珠晖区）之后又分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线继续南下，经过郴州（湖南郴州市苏仙区）、韶州府（广东韶关市曲江区），直到广州府（广州市番禺区），行程约3　300公里；另一条路线西向经过永州府（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全州（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桂林府（广西桂林市秀峰区），直到柳州（广西柳州市鱼峰区），行程约3　200公里。其西线经过南阳府（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襄阳府（湖北襄阳市襄阳区）、荆州府（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常德府（湖南常德市武陵区）、辰州府（湖南怀化市沅陵县）、沅州府（湖南怀化市芷江县）、滉州府（湖南怀化市新晃县）、镇远府（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贵定县（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龙里县（贵州黔南州龙里县）、贵阳府（贵阳市花溪区）、安顺府（贵州安顺市西秀区）、曲靖府（云南曲靖市麒麟区），直到云南府（昆明市五华区），全程约3　900公里。

四是“官马北路”。官马北路有3条干线。第1条干线是东北官路，从北京东北向，经过蓟州（天津市蓟县）、山海关（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锦州府（辽宁锦州市凌海市）、广宁（辽宁锦州市北镇市）、奉天府（沈阳市沈河区）、开原（辽宁铁岭市开原市）、吉林府（吉林吉林市船营区）、茂兴（黑龙江大庆市肇源县茂兴镇），直到龙江府（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行程约1　800公里。第2条干线从北京北上，经过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直到承德（河北承德市双桥区），行程约300公里。第3条干线从北京西北向，经过宣化府（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兴和（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赛因山达，到库伦（蒙古乌兰巴托市）后分为两条路线：西线通往乌里雅苏台（蒙古扎布罕省乌里雅苏台市），行程约2　500公里；北向通往恰克图（蒙古阿尔丹布拉克），行程约500公里。

五是“长江官马路”。长江官路从成都府东向，经过简州（四川资阳市简阳市）、资州（四川资阳市资中县）、内江县（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泸州（四川泸州市江阳区）、重庆府（重庆市渝中区）、万州（重庆市万州区）、夔州（重庆市奉节县）、宜昌府（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江陵府（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汉阳府（武汉市汉阳区）、黄州府（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九江府（江西九江市浔阳区）、芜湖县（安徽芜湖市弋江区）、江宁府（南京市江宁区）、苏州府、镇江府、无锡县、松江府（上海市松江区），直到上海县（上海市黄浦区），行程约3　000公里。

六是“四川官马路”。四川官马路以成都府为中心，东北向经过三台（四川绵阳市三台县）、顺庆府（四川南充市顺庆区）、绥定府（四川达州市通川区），直到万州（重庆市万州区），行程约700公里；东南向经过内江县（四川内江市市中区）、重庆府、遵义府（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直到贵阳府（贵阳市花溪区），行程约1　100公里；南向经过嘉定府（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叙州府（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叙永厅（四川泸州市叙永县）、曲靖府（云南曲靖市麒麟区），直到云南府（昆明市五华区），行程约1　100公里；西向经过雅州（四川雅安市雨城区）、打箭炉（四川甘孜州康定县）、地河县（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理塘县（四川甘孜州理塘县）、巴塘县（四川甘孜州巴塘县），通往拉萨（拉萨市城关区），行程约2　000公里；北上经过广元县（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汉中府（陕西汉中市汉台区），直到西安府，行程约900公里。

七是“新疆官马路”。新疆官马路从迪化府（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向，经过吐鲁番厅（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厅（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瓜州（甘肃酒泉市瓜州县）、肃州（甘肃酒泉市肃州区）、甘州（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凉州（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直到兰州府（兰州市西固区），行程约2　600公里。

八是“青藏官马路”。青藏官马路以拉萨为中心，设有3条主干线。西干线经过日喀则（西藏日喀则市）、昂仁（西藏日喀则地区昂仁县）、萨嘎（西藏日喀则地区萨嘎县）、仲巴（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直到噶尔（阿里地区），行程约1　800公里；东干线经过达孜宗（拉萨市达孜县）、墨竹工卡宗（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江达（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则拉宗（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曲宗（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八宿宗（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左贡宗（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芒康（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通往巴塘（四川甘孜州巴塘县），行程约1　200公里；北干线经过那曲（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巴青（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丁青（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玉树（青海玉树地区玉树县）、玛多（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共和（青海海南州共和县）、西宁、平安（青海海东地区平安县）、乐都（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县）、民和（青海海东地区民和县），直到兰州府，行程约2　700公里。

清代的“官马路”不过是“驿路”的别称，并不是后来的公路。中国古籍中的“公路”一词，首见于《诗经》：“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1746〕这是一首赞美劳动者的诗歌，意思就是：汾水岸边的湿地上，有一位采集莫菜的姑娘，这位姑娘美得无法形容，与她的未婚夫“公路”大不一样。这里所称的“公路”，是指当时掌管路车（国君车辆）的一名官员，并不是路。《新唐书》所谓“而元载用事，非贿谢不与官，刬（chǎn）塞公路，纲纪大坏”^〔1747〕，则是指官场晋升途径，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路”。按照《辞海》的解释，现代“公路”的定义是：“连接各城镇、乡村和工矿基地之间主要供汽车行驶的道路。”^〔1748〕

1769年，法国人居纽创制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可以算是孕育公路的开端。1815年，苏格兰人马克首创碎石路面，从此揭开近代公路的历史。1831年，美国人哥德史沃奇将蒸汽汽车投入营运，开创汽车运输业。1854年，法国巴黎开始铺设沥青路面，开启公路发展的历史新阶段。1865年，英国开始修筑公路水泥路面。1876年，德国人奥托发明内燃机；1886年10月，德国人卡尔·苯茨获得内燃机汽车发明专利，被视为近代“汽车元年”，从此世界各国开始大批量生产汽车，促使公路事业迅速发展。

中国近代交通史有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首先是1854年开始拥有第一艘轮船，1877年开始拥有第一条铁路（基隆矿区铁路），轮船的出现先于铁路23年；其次是1883年拥有第一辆蒸汽机车，1902年拥有第一辆汽车，蒸汽机车的出现先于汽车19年；其三是1919年才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公路（邕武公路），汽车的出现早于公路17年。这就表明，清末民初的中国交通事业，根本没有明智的发展思路，完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浪潮中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

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时首次将两辆美国“奥兹莫比尔”牌汽车从香港运入上海，这是中国境内最先出现的汽车。1902年1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李恩时颁发临时车牌照，每月收取两块银元（约349元人民币）的车牌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1902年11月9日）是慈禧太后67岁生日，袁世凯特意从香港购入1辆德国奔驰汽车进献寿礼，算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辆汽车。但是这辆汽车只是慈禧的一件宫廷玩物，并未促成中国公路的诞生。《中华民国史》记载：“中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兴建的广西龙州（崇左市龙州县）至鸭水滩一段公路（原计划修至那堪，因工程艰巨未果），长17公里。”^〔1749〕这条公路的开创者，是当时的广西提督苏元春。苏元春，字子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生于永安（广西梧州市蒙山县），同治二年（1863年）投身到湘军席宝田部。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军进攻广西，苏元春协助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友谊关）大捷”，受命出任广西提督，随即开始构筑“镇南关防线”，增设大型炮台34座，中型炮台48座，碉堡83座，配置火炮119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苏元春为强化“镇南关防线”，下令修筑“龙那公路”，准备从龙州（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通往那堪（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那堪乡），行程约50公里。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历经7年修建的“龙那公路”却仅仅完成三分之一的土路，只能通到鸭水滩（龙州县上降乡鸭水村），行程不过17公里。其实，当时设计的“龙那公路”也并不是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直到1921年，广西边防督办陆荣廷重新改弯加宽之后，才最终实现汽车的通行，可以列入真正意义的公路。这就是说，终满清王朝之世，中国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路。据史籍记载，1913年春，湖南都督谭延闿率先设立“湖南军路局”，开始修建长沙到湘潭的所谓“军路”，当年就利用原有驿路改建成为长沙到大托铺（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镇）的一段公路，但随后就被继任者汤芗铭下令停工。1916年，谭延闿再次出任湘督，又开始复工修路，建成大托铺到易家湾（仙桃市雨湖区姜畲镇易家山村）路段。1917年9月，傅良佐督湘后再次下令停工。1919年4月，湖南督军张敬尧撤销军路局，改设为路政科。1920年，谭延闿第三次出任湘督，又开始继续修路。1921年11月，“长湘公路”历经7年的磨难，始告全线竣工通车，行程约51公里。此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修建的“邕（宁）武（鸣）公路”，已经于1919年建成通车，行程约42公里。因此，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的公路，应当是1919年实现通车的“邕武公路”。此后，中国近代公路悄然兴起，1922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　185公里；1928年达到29　127公里；1930年又发展到4．5万公里^〔1750〕；1936年6月，中国公路通车里程（不含县道）已经达到12．13万公里^〔175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建公路14　331公里，改善公路108　246公里^〔1752〕。其中，“新筑国际公路线主要有桂越（南宁至越南同登）、滇缅（昆明经畹町入缅甸）、中印（保山至印度雷多）、甘新（经甘肃、新疆通往苏联）等”^〔1753〕。1949年，仍然可以通车的中国公路只存有8．07万公里^〔1754〕。1965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约51．45万公里，是解放前夕的6．38倍^〔1755〕；1990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02．8万公里，比解放前夕增长12倍^〔1756〕。1999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5．17万公里，是解放前夕的16．75倍^〔1757〕。2010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7．4万公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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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见蒋见元注译《诗经》第96—97页《魏风·汾沮洳》。

〔1747〕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33卷第1964页《崔祐甫传》。

〔1748〕见《辞海》第280页。

〔1749〕见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218页《交通志》。

〔1750〕见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218页《交通志》。

〔1751〕见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3册第219页《交通志》。

〔1752〕见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3册第224页《交通志》。

〔1753〕见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3册第224页《交通志》。

〔1754〕见国家统计局工交司《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运输线路里程》。

〔1755〕见国家统计局工交司《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运输线路里程》。

〔1756〕见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第2页《总序》。

〔1757〕见国家统计局工交司《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运输线路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