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商业类型电影创作的自觉性探讨

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导演努力探索本土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问题，出现了一大批自觉追求娱乐性和商业性的影片，为90年代中国电影娱乐商业性的加强做了先导和示范。中国自觉的商业类型片制作在90年代明显地凸现出来。这个时期中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小康和富裕阶层不断扩展，以城市为主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快速膨胀，这些因素都为类型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

在1990—1994年的中国电影中，出现了大量充满跨国文化经验的类型电影，这类电影多为警匪片。它们接触了全球化造成的种种问题，直接从国际的文化经验中汲取题材并力图将之化为表现的对象。这些电影往往从三种带有国际色彩的题材入手。一是有关毒品、色情产品的犯罪，如《冰上情火》（1990）、《出生入死》（1990）、《绝密行动》（1990）、《血战天狮号》（1992）等。二是表现走私活动和国际金融犯罪，如《金元大劫案》（1990）、《紧急追捕》（1990）、《有人偏偏爱上我》（1990）。三是表现高科技犯罪，如《中国勇士》（1990）、《情谍》（1991）、《劫杀雅典娜》（1992）等。这些影片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表征：首先，这些犯罪活动都在一个国际的背景上展开，它们展示了多国空间的交叉，如表现毒品犯罪的《黑色走廊》将场景放在金三角。而有关高科技影片当中的场景往往是西方国家或一个时空不明的国际性的空间之中。如表现核犯罪的《中国勇士》就是讲述某国发生核危机，一个中国小分队前往救援，其中展示了各种异国风情。其次，这些影片将故事置于全球联系中，力图将中国的事态放在国际性的问题中。如黑社会活动、毒品犯罪、核扩散危险、金融犯罪和各类走私活动等全球性问题是这些影片的中心，它们往往凸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国际特点。最后，在这些影片中，经济的全球竞争和跨国资本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劫杀雅典娜》中，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发明了一种可以和世界核能组织联网的光盘，其中一块是雅典娜病毒光盘，另一块是卫星密码光盘，两块光盘合在一起可以毁灭世界各国的计算机网络。《私人保镖》（1992）则讲述了一家模特公司的女老板向海外跨国公司贩卖人口的故事。《女杀手》（1990）则表现某跨国公司为阻止一个香港老板向内地投资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这一阶段的另一主要类型是滑稽喜剧，有两个系列作为代表：陈氏父子的“二子”系列和张刚导演的“阿满”系列。“二子”“阿满”都是庸常的人物，这些夸张但有趣的人物直接折射了90年代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体现了市民社会和民间资本的崛起。《父子老爷车》（1990）、《爷俩开歌厅》（1992）、《临时爸爸》（1992）、《编外丈夫》（1993）等陈佩斯的喜剧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民间资本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如果说陈佩斯给予观众的是一个滑稽的胜利者，张刚则给予观众一个在急剧的社会重组中不断受到挫折的滑稽的失败者。他塑造的“阿满”有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处境，却都是善良、真诚、执着地生活在传统的价值之中，不断受到嘲弄和欺负。在这里，市场化的后果对这些下层的民众造成了无能为力的焦虑。《想入非非》（1990）、《面目全非》（1990）、《多管闲事》（1992）、《望父成龙》（1992）等都凸现了小人物在市场化进程中进退维谷的窘境。张刚的这些喜剧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个结局往往是极其突然和不自然的。张刚宣泄了一种对市场化的不安，它们对发展的冲动带来的社会分层有隐晦的不满。^[15]

1994年8月1日，电影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开始把电影推向市场化。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因为全球同步引进国外大片，主要是好莱坞大片，致使中国电影饱受冲击，中国电影市场严重萎缩，国产电影陷入低谷。这时候亟须类型化的娱乐片来“救市”，类型电影的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被广泛认可，其经济地位和艺术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这对推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些创作者出现了主要拍某一类型电影的倾向，如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张建亚的灾难片、冯小宁的战争片等，这些导演的作品形成了自己一些比较明显的风格特征以及品牌效应。尤其是以冯氏喜剧为代表的贺岁片的兴起是世纪末的中国电影在娱乐性和商业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冯小刚善于用小人物的悲喜剧来唤起大众认同；善于与社会现实形成互文本关系引起广泛共鸣；善于用大众熟知的社会经验、风格独特的语言来调侃，用戏仿和反讽态度来释放观众情绪。如《大腕》的互文本方式就最有代表性，片中融入了吸引观众入戏的大量时尚信息，将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红火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化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构成了有丰富本土现实的喜剧资源。这些特点和模式以贺岁片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在观众的心里有了一种定位，产生了一种消费期待，也形成了冯氏电影的品牌效应。^[16](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包括《红樱桃》《红色恋人》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商业类型电影都为政治准入进行了主旋律改造。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共同呈现出商业类型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先是《龙年警官》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接着是《烈火金刚》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试图完成民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红河谷》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黄河绝恋》则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紧急迫降》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冲天飞豹》试图完成空中奇观军事类型片与国家国防主题的统一。这些影片都相当明显地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方式、视听结构、场面造型、细节设计方面的经验。有的影片还自觉地适应国际电影潮流，用电脑合成、三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提高电影的奇观性。这些商业化的努力同时又始终与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经过相互博弈，都在逐渐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一方面电影工业借助政治的力量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也借助大众文化逻辑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