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分区---解读中国文明史

都城之“都”即国家首都，“城”即城市。中华历史上，“城”因政治需要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最早的城是相对广大聚落（或称村庄）而言的。古人所说的“城以卫君”，城就是构筑城墙与城外分开，“卫君”就是保卫君（即国家统治者）的安全。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在城附近取土夯筑城墙时，将城墙外边的取土之处开凿成壕沟，成为继城墙之外的第二道安全屏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壕”。

都城是统治、管理国家的空间平台，为了保持都城与外界的联系，都城根据需要与相关都城规制修建城门，在与城门相对的城外城壕之上要构建桥梁，在与城门相对的城内要修建连接城内外的道路。一般而言，都城城门与城内道路构成都城交通网。

这些都城之内的交通网格，对了解都城功能分区十分重要。都城根据其功能需要，有作为统治者政治活动平台的宫殿区、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平台的官署建筑区、维持社会理念的礼制建筑区、维护都城安全的武库与相关军事设施区、保障都城基本生活需要的仓储区，以及服务于都城职能的市民居住区、市场及手工业作坊区等。以上的城墙、城壕、城门、道路、宫殿、官署、礼制建筑、武库、贵族与市民居住区、市场、手工业作坊区等，成为都城的要素。

城墙与城壕

对于都城而言，城墙既是防卫设施，也是国家政治平台空间与其他区域的分界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

城作为文明时代的标识物是有等级的，王国时代的王城与分封诸侯王的城，以及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都城一般来说其下有“府”“州”“郡”“县”之城，其城墙与城壕的规模不一样，因为城墙、城壕是根据城的不同等级而营建的。

西安城墙东北角和护城河

西安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竣工。西安城墙完全按“防御”战略体系修筑，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13.74千米。城门有四：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

南京中华门瓮城俯瞰

南京中华门城门设置有三道瓮城、四道券门，呈“目”字形结构，每道瓮城都有一门一闸，主体建筑内瓮城由中华门主楼城门和二至四道辅助城门构成，各城门原有双扇包铁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内设有栓槽，用来供木栓紧闭大门所用，整个城共有二十七个藏兵洞，可以藏兵三千余人。

人类历史发展，都城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城墙作为都城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不同，会不断增加一些附属设施，如为了加强防卫而在城墙外面增筑马面，扩大防卫视域；在城门之外又附加瓮城等。就绝大多数中国古代都城而言，都城应该具备城墙，从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知识来看，中国古代都城城墙（指明代之前的以土为建筑材料修建的城墙）应该是夯筑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堆筑的，需要相关科学实验证明。

城　门

城门对于城与都城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中国的老百姓看一个家庭，其住宅建筑被认为是最直观反映其家庭经济状况、家人社会地位的，而住宅之中又以宅院的门楼最具特点。老百姓所说的“门面”就反映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即建筑物的门犹如人的脸面。

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

都城的代表性建筑是城门与宫门，尤其是都城与宫城正门，这是国家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古今同理。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实际上这首歌所说的天安门，就象征着中国。

有鉴于此，都城城门、宫城宫门的方位安排，门道多少，与都城、宫城主体建筑的空间关系，成为传达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物化载体。而这样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约四千年前的王国时代初期，并为以后历代所延续。

道路与分区

道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城市、农村各地都有道路，道路是交通的保障条件，又被称为城市的骨架。然而中国古代都城的道路，不同于一般城市的道路，这种不同是由都城作为特定空间形式而决定的。都城的道路当然也是交通的载体，但是它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内涵。因此，中国古代都城道路又有着特定的政治特点。

都城道路的等级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的强化而出现的。比如汉长安城内与城门相连接的道路“一道三途”，也就是一条路分成三股，中间为代表国家的皇帝专用的驰道（或称“御道”），驰道两侧是官吏与一般人行走的道路，这样的道路突出的是“中”的理念，体现的是国家至上思想。

都城主要干道还是都城功能分区的分界线，因此中国古代都城之内的道路形成《周礼·考工记》所说的“九经九纬”。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都城道路系统与都城功能分区的复杂化进程同步发展。

以都城道路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精髓。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有着近四千年的历史，由早期王国时代的都城“双轴线”，发展到帝国时代的“单轴线”（即中轴线）。都城中轴线是体现国家“中和”理念的集大成者。

宫　殿

宫殿是都城的国家政治活动最重要空间平台，是地缘政治的集中体现。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

宫殿建筑是王（皇）权的象征。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宫殿都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它的建造，集中了民间建筑的经验，同时赋予宫廷化的严谨格律。在中国，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的大成，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可以比它更能说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历史和传统。外国有一句名言：“建筑是本石头的书。”当产生它的社会已成为过去，它被遗留下来述说着历史，因而宫殿建筑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本质的建筑。通过对宫殿建筑历史的了解，可以生动地了解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形态的发展。^[1](www.xing528.com)

《京师生春诗意图》·清·徐扬

《京师生春诗意图》是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徐扬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根据乾隆皇帝御制的二十首《生春诗》的内容绘制的。在画幅中这二十首诗全文著录，在画幅的右下角徐扬写下了绘制这幅作品的缘起。此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描绘了京师的全貌。画家从正阳门大街画起，紫禁城、景山、西苑、琼岛，乃至天坛祈年殿，莫不一一收入画幅之中，数百年前的北京城如现眼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这幅作品是研究清代北京城的重要资料。

王国时代宫殿与宗庙共同构成国家的“二元政治”，帝国时代宫殿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物化载体，宫殿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重于宗庙，这是基于帝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国家地缘政治重于血缘政治的原因。

帝国时代都城之中的宫城又称“紫宫”“紫微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天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有紫微十五星，也称“紫宫”。紫宫是天帝的居室。西汉时代都城皇宫未央宫亦称“紫宫”。宫城之中主体建筑是大朝正殿。

官　署

都城之中的中央官署，是具体实施国家政治统治、军事指挥、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的政治平台。官署随着国家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其政治功能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要，分工越来越细化。从北魏洛阳城开始，于宫城之外又设置了“内城”，也就是以后都城中的“皇城”。在都城发展中，从都城的宫城与郭城的“双城制”到宫城、皇城（内城）与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反映。“三城制”的出现，就是国家官署活动加强的反映，它表现了国家地缘政治的强化，国家政治的进一步成熟。

礼制建筑

古代统治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在都城附近修筑了大量礼制建筑。由于它们直接服务于巩固统治者政权，维持着国家的等级社会架构，传达着天地一体、家国一体的“中和”理念，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对此十分重视，而礼制建筑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

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

北京有九坛八庙之说，九坛即天坛、地坛、祈谷坛、朝日坛、夕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和社稷坛诸坛，这些都是明清帝、后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地方；八庙是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社稷坛位于现在的中山公园，图片中所展示的就是五色土的社稷坛和中山堂（即社稷坛的拜殿。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曾在此停灵。1928年，拜殿更名为“中山堂”）。

中国古代都城的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天坛（圜丘）、地坛（方丘）等。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不包括宗教建筑，这与古代西方世界的都城文化显著不同。西方古代都城之中神庙（或教堂）与宫殿并立，从某方面来说，神庙或教堂，在都城之中的地位甚至还要高于作为国家政治平台的宫殿。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国家理念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强化，而其中礼制建筑的发展，就是国家理念突出与强化的充分体现。

贵族与市民居住区

由于居民的经济条件不同、政治地位不一，都城不同民居的规模、分布区域也不相同。政治地位高、经济条件好的都城市民居住在都城宫城、皇城附近；相反，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差的市民居住位置距宫城、皇城较远。如汉长安城的贵族宅邸大多分布在皇宫未央宫北宫门附近与未央宫东侧，号称都城的“北阙甲第”与“东第”。唐长安城的达官显贵宅邸大多分布在宫城与皇城东西两侧，一般居民则居住在距皇城较远的地方。

虽然都城民居因其家庭政治地位、经济状况而空间分布位置不同，但是其民居的建筑布局的“中和”理念却是基本一致。如民居的中轴线：正房（即堂屋）在民居院落的北部居中位置，与民居院落正门相对，形成民居院落的中轴线，突出家长（或长辈）的中心地位。院落东西两侧的厢房对称分布于正房与院落正门南北轴线的东西两侧，这反映了“和”的思想。民居的“中”与“和”成为有机整体。这些实际上是都城“中和”理念在都城民居中的反映。

四合院延续了民居对“中和”的坚守

都城轴线

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

中国古代都城的轴线是其核心文化基因，它体现的是“中”的理念，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国家至高无上的原则。这种“中”的理念，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思想精神的有力保障。

中国古代都城轴线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从王国时代的“双轴线”到帝国时代的“中轴线”，“中”之理念，通过不同时期的都城轴线得到集中反映。在王国时代都城中，由于国家政治主要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那时的都城轴线是“二元政治”之下的“双轴线”。进入帝国时代，国家政治步入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时期，从北魏洛阳城开始，都城“中轴线”基本形成，“国家”意识得到进一步体现。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证实，中国的国家凝聚力越来越强、认同感越来越深，都城轴线从“二元”到“一元”的历史，是基于“家国同理”的文化基因。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院落格局来看，随着社会发展，家的院子建筑群中，家长居于主体建筑正房，而主体建筑在庭院中处于“居中”位置，这一规制与都城之宫城的大朝正殿居中是道理相通的。中国古代都城轴线得以深入人心，与其扎根的土壤，即中国古代国民的家国认同是一致的。

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向南穿过宫城、皇城、郭城正门（午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北对宫城北门景山至钟鼓楼，直线距离长约7.8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