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南昌起义》：史诗般的经典作品|江西电影发展史

史诗性的革命叙事追求场面宏大，再现革命的伟大历史，讴歌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伟大领袖和不平凡的英雄。出品于1980年的《南昌起义》就是具有史诗品格的经典作品。

在电影《南昌起义》之前，江西已经有了一部成功的话剧来表现八一南昌起义，它是由江西本土作家刘云、余凡、雪草、张刚和江西省话剧团共同创作的，原来的名字叫《第一面红旗》，后改为《八一风暴》并发表于《收获》1959年第4期，1960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作为反映南昌起义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能不涉及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由于当时中央有规定，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一律不能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作者便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来交代，将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活动放在幕后处理，直接出场的是已牺牲的叶挺将军等人。

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文艺作品，《八一风暴》在1958年由江西省话剧团首演，1959年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历经了二十年的历史沧桑，该作品在1977年经修订再次出版，1979年参加了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并获得了奖项。《八一风暴》忠于史实，在人物塑造上能真则真，不能真则像，既真又不全真，既像又不全像，用虚实结合，交相衬映等手法，塑造了以周恩来、贺龙等为原型创作的方大来、杜震山等艺术形象。

南昌起义
电影剧照

《八一风暴》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背景，讲述由党代表方大来和师长杜海龙领导的铁军，进驻南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过程。蒋介石为了消灭铁军，派出特派员顾仲君与当地反动军阀魏其元勾结，企图镇压铁军。方大来和杜海龙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铁军广大指战员，批判了陈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终于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话剧的成功演出使该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许多地方剧种把它改编成戏曲作品，如潮剧和越剧都有同名作品上演。但真正使该剧走向更大影响的，是电影《南昌起义》。

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话剧《八一风暴》搬上银幕。在《八一风暴》剧本的基础上，上影厂组织由李洪辛执笔，与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等人合作，进行了重新改编。其中吴安萍是江西本土的编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改变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的文艺路线，中国电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大量电影解禁与观众见面，人民群众观影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不管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对电影投注了很大的热情。在这个背景之下，《南昌起义》的创编者抱着创作的热情与激情，大胆地进行创新，将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真名真姓地按照基本史实予以还原，并突出典型环境和矛盾冲突，精心设置支线伏笔，从而创作出了七实三虚的全新电影剧本，定名为《南昌起义》。

上影厂决定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集合上影的精兵强将，以纪实文献片的形式将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搬上了银幕。汤晓丹导演早前拍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影响巨大的革命影片，驾驭革命题材，已有一套自己的做法，他尤其擅长刻画战争环境中的人情与人性，以人的情感和人的心灵柔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坚硬。这一次，他要再现的是军史上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他接到拍摄《南昌起义》的任务时，已是七十岁的高龄了。全新的题材需要新的表现手法。他老来变法，勇敢地突破自己，把《南昌起义》的风格定义为纪实性，他要做一部写实的有纪录片风格的战争片。

对于《南昌起义》的拍摄，他有深入的思考。他把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贯穿于拍摄的始终。他在导演创作谈中说：“我们要在自己的影片中加强纪录性的感觉，要以真实取胜，力求艺术雕琢于朴实无华之中。原剧本提供了一个基础，如在结构上就避免了一般组织戏剧矛盾的方法，让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出现，矛盾的纠葛，顺着历史的发展逐次进行安排。我们在与作者一起研究文学剧本定稿本的修改方案时，坚决维护这种结构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品种。……虽然本片不能肩负历史教科书的责任，但剧中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则要尽可能地符合历史事实，影片应当形象地勾勒出当时时代的发展脉络，艺术地表现好这段历史的环境气氛，人物的衣食住行，语言谈吐，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人物的刻画，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反两面的真实人物，我们都要尽力表现出确是‘当时的他’”。

在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与艺术真实的追求之下，《南昌起义》的编创者们精益求精，注意还原细节，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总美工师提出全部拍摄实景，在历史发生的真实场景去还原历史，这种对革命圣地的虔诚之心让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南昌江西大旅社、中华圣公会、花园角二号、当年激战过的水观音亭贡院等场景，都成了《南昌起义》的取景地。当然，有些场景因为历史的变迁已荡然无存，但摄像师们总能找到最相似的地方，如片子中南昌的贺龙师部就是在江西星子县找到的。

为了追求真实，摄影师还在技术上做了恰到好处的处理。因为表现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家，鼎鼎大名的著名历史人物，怎么让观众接受，不但要形似，还要神似，这是摄像师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从角度、布光、曝光等技术方面着手，做到角度精准合适、布光恰到好处，用曝光不足和曝光过度的办法，突出人物，这样观众看到的革命家们就庄重有分量。他们充分运用了“摇镜头”的办法，让演员自如地表演，而不人为地限制演员表演的空间，也不干扰演员的发挥。演员得到了充分表演的自由度，自然逼真，镜头语言灵活亲切。

影片较多地采用的是短镜头，因为南昌起义中人物众多，画面繁复，短镜头有利于表现节奏多变的人物与事件。影片也选用长镜头，让镜头成为塑造性格、创造连贯的条件，保证人物真实情感得到充分抒发。如贺龙在前委驻地，深沉激情地倾诉他铁了心地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的镜头，是全片835个镜头中的一个，其长度却占了114尺之多。

演员的表演对电影纪实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周恩来的扮演者是孔祥玉，他曾经在舞台上多次演出过总理的中、晚年形象，但《南昌起义》中的周恩来只有二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时期，这对他的演技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他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入手，追求通过神似而达到演活人物的目的。如有一场戏是表现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痛苦的：他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陈独秀根本听不进去，一口否决了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既顾全大局，尊重陈独秀作为总书记的权威，又对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感到万分痛苦。这时候电影中的周恩来突然站了起来，这是他心头焦虑痛苦的表现，镜头渐渐推到他的特写，他的痛苦就这样被传达了出来。

影片追求纪实风格的同时，也注意虚构一些情节，让影片更加有观赏性。如姚湘莲在武汉煽动不明真相的妇女要上街裸体游行，这样的情节在20世纪的80年代显然是有挑战性的，但编创者们认为这个情节有助于表现发生南昌起义的那个时代动荡、畸形的特征，就采用了。战士双喜和黑姑也是虚构出来的角色，在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中穿插了一段缠绵的爱情。如黑姑给双喜送鸡蛋，两人躺在草垛上憧憬未来，最后双喜在起义中牺牲，黑姑伏在他身上大哭等，组成一曲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悲歌。

1981年7月1日，这部史诗性的革命故事片全国上映，作为向建党六十周年的献礼影片。影片集结了当时国内顶尖的电影制作力量，精心打磨，以真实的人物事件与恢宏的气势，成为一部经典性的电影作品，上映后引起观众热评。

总的来说，《南昌起义》真实再现了1927年激烈动荡急剧变化的时代特征，事件千头万绪，人物众多，矛盾层出不穷，但编创者们紧紧抓住“真实”这个牛鼻子，把“武装”这个全剧的核心课题，处理得有条不紊，各种场面衔接自然，千军万马的大场面、二三个人的抒情戏、下层的工农与胸有成竹的领袖，令观众目不暇接。

电影用近乎文献考据的科学态度来追求历史的真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必须符合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影片采用的道具和服装均有依据，拍摄取景地都采用了实景。影片不仅努力塑造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起义领导人形象，还将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等各种历史人物给以正面呈现。它被认为是重大革命历史影片创作的开端。

《南昌起义》打响了银幕上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的第一枪。有了《南昌起义》的创作经验与良好的观众反馈，一大批表现革命历史（包括军队历史、党的历史）的重大题材影片不断地被创作出来，如《开天辟地》《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开国大典》等等。为此，1987年还专门成立了负责审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

同样是生产于1980年具有史诗品格的电影是《大渡河》。《大渡河》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色影片，它的根却是在江西。1964年6月，赴京参加首次“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江西京剧团献演了现代京剧《强渡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是一出中型武打戏，全部以武打及翻滚动作演绎剧情，表现红军指战员迂回穿插，强渡天险，歼灭守敌的英勇战斗过程。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与鼓励，周恩来总理具体给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这个题材很重大，要认真修改完善；二是要改成一个大型戏，包括团结少数民族过彝区、安顺场以及强渡、飞夺泸定桥三个段落；三、剧中红军指挥员可出现一位团长。总理的修改意见为以后拍成史诗性的电影故事片奠定了基础。经过修改的大型京剧现代戏《大渡河》一年后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会演中取得了圆满成功。“文革”以后，长春电影制片厂以现代京剧《大渡河》为蓝本，摄制了电影《大渡河》，署名编剧是“江西省《大渡河》创作组”。

影片的史诗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题材重大，如周总理所言，大渡河战役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它是在红军长征中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也是两种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的一次正面对决。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来到金沙江到大渡河之间的天险纵横的重叠山川中。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军阀武装围追、堵截，蒋介石的座机也飞临川军首脑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部署了佯攻大树堡、暗渡安顺场的战斗，先遣团迅速夺取了安顺场渡口，17位勇士孤舟奋勇，直扑对岸守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也迅速调整了部署，调集部队左右夹击安顺场，妄图半渡而击，将渡河的红军分割围歼，扬言要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毛主席等首长及时变通部署，将计就计，一面继续造成在安顺场涉渡的假象，一面另辟泸定桥为强渡点。通过毛泽东的高超指挥，弄得敌人团团转，最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想把毛泽东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痴心妄想。二是飞夺泸定桥的情节深入人心。影片镜头语言流畅，把泸定桥的“险”与红军战士的“勇”表达得淋漓尽致。三是充分表达了战争的胜利不但是军事指挥员的英明和战士的勇敢，也是民心所在。红军进入冕宁县城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释放被反动政权拘押的群众，使这片彝族聚居地区，成为红军走向胜利的通衢。影片通过两个事件来表达红军与反动政权对待彝族百姓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动政权的大牢里关满了衣衫褴褛的彝族人，他们饱受折磨，红军来了解救了他们，把他们从牢房里放出，让他们重获自由，一位有严重伤病的大爷，战士还用担架抬着他回家。红军要渡河，船只是必需品。敌我双方都在船只上做起了文章。敌人想毁船，红军想借般。敌人仗势欺人滥杀无辜，红军与百姓心连心。这些细节的描写把战争胜负的本质揭露了出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电影《大渡河》把红军的英勇精神表达与画面的奇险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许多镜头都是在当地实地取景的。(www.xing528.com)

随着《南昌起义》《大渡河》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加强管理与领导，中央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它的成立，直接催生了一种新的类型电影的产生，这就是主旋律电影。

1987年2月，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将“主旋律”定义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当年7月4日，成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正式更名为“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1988年1月1日广电部、财政部设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主旋律”电影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经30年。

《井冈山》也是江西出品的一部主旋律电影。它拍摄于1993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是江西电影制片厂联合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与《南昌起义》一样，同样是描写我军光辉历史的革命叙事电影。它要回答的是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之后，部队去向的问题。无疑，这又是一部革命史诗性的电影。

首先，它叙述重大事件与领袖人物。毛泽东与井冈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人民军队的建设路径，寻找革命的方向。他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方针在井冈山得到了实践。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时期正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为艰苦与困难的时期之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向南转移途中遇到敌人的袭击，损失惨重，许多同志开始动摇，部队内部的分歧渐渐地暴露了出来。一部分同志甚至脱离了队伍。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坚决果断地选择继续向南去井冈山。途中，毛泽东还将队伍进行了整编，提出把党组织建到连队，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到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应争取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这又引发了分歧与矛盾，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认为袁文才与王佐是地方土匪，不应该争取团结他们。有人还认为这样的革命没有出路，逃离了井冈山。面对误解，毛泽东坚持自己的做法，取得了袁文才与王佐的信任。他们加入了工农革命军，队伍得到了壮大，军事上也取得了突破。在这过程中，省特派员却责令部队去支援湖南暴动，还错误地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错误的决策与命令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刚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也丢了。毛泽东带领部队再次回到井冈山，并与朱德的军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的斗争波澜壮阔，充满了曲折，影片用线性叙事的方法，以时间为轴，围绕井冈山的斗争与革命军队的建设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历史再现与还原，歌颂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与英明伟大。

其次，影片不回避矛盾与问题，相反，极力铺陈了革命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才衬托出领袖的伟大。《井冈山》中的毛泽东处于革命最为低潮的时期，他要面对的不但是敌人的凶残，还有队伍内部的误解、上级的错误方针。面对极大困难，毛泽东临危不惧，从容大度，一一化解各种危机。

最后，影片把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爱情故事穿插其中，既让故事充满趣味性，又增加了毛泽东的人情味。英国诗人拜伦定义史诗内涵时说，史诗一定要有三个要求，一是战争，二是爱情，三是风暴。《井冈山》中战争自然不缺，爱情就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爱情，风暴可以理解成毛泽东在井冈山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挑战与困难。影片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富有传奇性，同时也富有生活情趣。贺子珍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在行军途中，当时贺子珍还不认识毛泽东，还让毛泽东背上几条枪，毛泽东也不在意她的“冒犯”。后来，贺子珍得知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时，就表达了仰慕之情，当场就背了几首他写的诗。他听后大为赞叹，引为知音。他们在一起后，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贴心助手，给他搜集报纸，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和贺子珍也会吵架，一次，他要贺子珍去一个地方，她没有去，他就说要给她一个组织处分，当她给他带回急需的报纸时，贺子珍调侃说组织处分在哪呀，他笑笑说这是给他自己的处分，她有时脾气不好，需要组织处分来警告警告。这个细节把人物演活了。

影片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摄影的角度不佳，画面中的人物布局不够合理，有时演员只能看到半个头。拍摄军事战争场面时，群众演员表演浮夸，不够逼真。从技术的角度着眼，它与《南昌起义》的差距很大。

摄制于1999年的《毛泽东与斯诺》是一部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故事片，由江西电影制片厂和九江长江影视制作公司联合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出品，并由江西省委宣传部选送，获得过中宣部第8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5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选择的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及他们之间长达36年的真挚交往与深厚友谊。他们之间的情谊，既是私人间的，又与两个国家甚至是东西方世界之间恩怨息息相关。它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在对立的冷战期间如何相遇、相撞、相通、相融，同时也折射了新中国外交萌芽、发展和壮大，以及中美从敌对到友好、从互不往来到关系解冻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

毛泽东与斯诺
电影剧照

影片的艺术性体现在把具有纪实风格的历史镜头穿插在叙事过程中，把现实的框架与历史的回顾相结合，使影片具有纪录片的写实风格。如斯诺第一次来到陕北，夜以继日考察、采访、拍摄，对毛泽东和中国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为红军拍摄的纪录片，成为唯一记载中国红军历史的重要影视资料。影片中把这些真实的历史镜头穿插点缀其中，并加入了毛主席为农民减轻交粮负担、飞马探望红军伤员、红军某干部枪杀无辜妇女被处死刑等小故事，既有黄河长江太行山和黄土高坡的巨幅画卷，又有领袖平常生活中的日常画面。在历史与真实、虚构与纪实、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与日常普通生活的交互中实现了一种历史还原感与真实感，人物的形象和思想内涵也不断得到强化与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1970年国庆庆典、中美建交的历史时刻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融入毛泽东与斯诺间的交往与友谊中，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影片的叙事有三条线索。一条是毛泽东与斯诺间的交往与友谊；一条是中国的革命史与建设史；还有一条是新中国的外交史。毛泽东与斯诺间的交往与友谊是明线，另外两条是暗线。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新中国的创建者，他的个人史与中国革命史是不可分割的。斯诺是美国记者，他在新中国的外交特别是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斯诺第一次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打开了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的一扇窗户，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斯诺多次欲赴华采访受到美当局重重阻隔，正映射了冷战时期太平洋两岸的世界两个大国互相敌视，阻塞往来的“冰封期”。而当斯诺晚年在瑞士接到请他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特约记者的邀请信时，中美关系已现出冰雪消融的转机。影片最后，几行欢快的字幕告诉人们，1979年中美这两个长期相互敌视的伟大国家终于实现了建交。三条线索贯穿于影片中，使影片脉络清晰，节奏鲜明，简洁流畅，在回叙的构架下，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中，形成历史的纵深感，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怀念。

201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一部《建军大业》成为影视界的热门话题。它把主旋律影视的制作与娱乐元素进行了结合，探索电影的新路。《建军大业》是南昌广播电视台参与摄制，反映我军的建军历史，是建国系列电影三部曲（建党大业、建国大业、建军大业）中的最后一部。作为建军九十周年的献礼作品，该片紧紧围绕我军武装斗争的创建历史，全景式多角度来反映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与《南昌起义》相比，《建军大业》的宏大叙事带上了时代的标签，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首先，它娱乐化的色彩更加浓厚。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影片启用了大批明星演员出演，如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等，试图借用粉丝经济达到吸引观众的效果。当年，创建人民军队的英雄正是青春飞扬之时，起用年轻帅气的明星们来饰演，本无可厚非，只是这些演员已经在观众心目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娱乐化形象，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很容易把他们的形象与他们饰演的角色分别开来，导致人物的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现。编创者希望用娱乐化的元素来加强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的吸引力。如周恩来在九江召开会议时，刘昊然饰演的粟裕、张天宇饰演的林彪，在会场外站岗放哨，这样的情节安排很有创意。在真实的历史中，南昌起义时的粟裕是第11军第24师教导队班长，林彪是第4军第25师73团2营7连连长，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站岗放哨的。片中利用这样的历史人物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青春叙事视角，当时的粟裕与林彪都很年轻，二十岁不到，还是基层的普通军官。编创者利用一定的虚构与想象，让二人成为南昌起义与建军历史的见证者与亲历者，也与年轻观众建立了某种联系，赢得他们的兴趣与关注。如果说《南昌起义》是真实见长，追求每个细节的真实，那么《建军大业》则以娱乐取胜，希望赢得青年观众的喜爱。

其次，《建军大业》以现代技术渲染了战争与动作场面，画面精美，震撼力强。建军的历史进程中，千头万绪，需要表达的人与事极为纷杂，如何从中进行取舍，是编导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削枝节，强主干，大胆进行谋篇布局。他们抓住了三个重大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血战三河坝）作为叙事的段落布局。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前后因果，互相关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南昌起义的导火线。影片中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双线结构，周恩来单刀赴会见斯烈、汪寿华见黑帮头目杜月笙，最后的结果就是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影片的导演是香港人刘伟强，他以拍摄黑帮电影见长，拍摄了如《无间道》《精武风云》等脍炙人口的影片。《建军大业》显然有他的个人痕迹，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大屠杀，使用长焦镜头捕捉黑帮与反革命武装的无情屠杀，杀戮场面逼真宏大，并用俯瞰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表现，展现了地狱般的景象。这些场面充满了象征意味，象征着黑夜，象征着魔鬼的释放，也象征着物极必反，南昌起义就成了一种必然。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场景是商务印书馆，停靠上海的战舰准确地发射了炮弹，精准地落在了商务印书馆，顿时就成了人间地狱，一片狼藉，知识分子与工人们血流成河。黑帮与反动军队还在这片废墟上继续着屠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用他过人的智慧为革命积攒着力量。

建军大业
电影剧照

南昌起义是《建军大业》中的重头戏，是整部戏的“熊腰”，占的比例特别大。这也在情理之中，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建军大业中最有符号性的事件。这是对“四一二”反革命的复仇。为了铺垫起义的气氛，这出重头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路英雄豪杰纷纷登场，说是龙争虎斗一点不为过。叶挺将军由鸥豪扮演，这是一位个性十足充满桀骜不驯精神的叶挺将军形象，贺龙由王景春扮演，其形象充满绿林气息。这两位将军是南昌起义的段落重点表现的人物。南昌起义的直接起因是汪精卫等人想设计诱捕叶挺、贺龙，想把他们骗上庐山然后一网打尽。后经叶剑英报信，叶挺、贺龙才决心进驻南昌，图谋起事。当叶挺的大军来到南昌城时，遇到了守军的阻挠，说没有上面的命令不许进城，叶挺二话不说手书“命令”二字交给守军，不由分说直接进城了，其张扬的气质表露无遗。许多观众特别喜欢鸥豪扮演的叶挺将军。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米粉店风波。南昌米粉是南昌特色小吃，也是南昌街头的一景，南昌粉店在街头随处可见。军队驻扎南昌，军人上米粉店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贺龙手下的赵福生骄横霸道，不巧被同在米粉店用餐的叶挺看到了，他眼里容不下沙子，教训了他三鞭子，这就为赵福生的叛变埋下了伏笔。就在起义万事俱备之际，张国焘来到南昌，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阻挠起义。会上剑拔弩张，贺龙还把枪指在张国焘头上，逼得他同意起义。朱德利用宴会稳住了大部分敌军官，掏空了敌人的防线。正是通过各路英豪的各显神通，把南昌起义第一枪打响前的变化多端针锋相对的紧张气氛营造得扣人心弦。第二部分就是战争场面刻画了。前委会闻知有人叛变，当机立断提前起义，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门口，连开三枪，南昌起义正式打响。这是影片最为重要的章节。

战斗的开始阶段，由于起义军准备充分，指挥得当，进展顺利，但战斗向敌军的重要阵地延伸时，遇到激烈的抵抗。这时粟裕与陈赓两位将军奋不顾身英勇顽强，表现了将才的气度与气概。贺龙将军亲自上阵，手持机枪一通怒射，用他的豪迈与英勇感染起义军。南昌起义是夜戏，影片中大量采用烟火效果，把战斗与爆炸的场面渲染得十分逼真强烈，在战斗间隙，还有朱德利用宴会让参会的敌军将领全部缴枪投降的精彩情节。

《南昌起义》表现到起义军攻克南昌城取得胜利就结束了，《建军大业》则没有止步于此，南昌起义之后，大军南下，正是盛夏季节，天气酷热难耐，部队减员严重，加上路途遥远，由盛变衰。但大军的精神不灭，特别是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三河坝与敌军血战三天三夜，然后行军千余里，挺进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建军大业》中把“三河坝战役”当成三个重点表现的事件之一，朱德也成为整个事件的主角。他在指挥中镇定自若，发挥了高超的指挥才能，以少敌多。力挽狂澜的朱德利用埋伏、包抄、佯败等军事手段，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在这场战役中，还有豁达的陈毅、善战的林彪都有所表现。影片表现了三河坝战役的惨烈，尸横遍野，牺牲者众，敌人的大炮火力巨大，把阵地炸成了焦土。朱德巧妙利用地形，与敌军周旋。你来我往，拉锯不断。还有一个人物是在影片开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蔡情川，他在三河坝战役中留守断后，抱着必死的信念，与敌人同归于尽，唱出了一曲壮烈的英雄赞歌。断后掩护主力撤退的蔡晴川引爆了埋在阵地上的炸药，顿时火光冲天，泥土混杂着树叶与尸体，把整个天空都变黑了，其视觉冲击程度，与好莱坞的大片相比也不逊色。这算是一种仪式的完成，有人壮烈牺牲了，但其精神将永存，将激励着活着的战士勇敢地战斗下去。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建军大业》正是通过大场面的渲染与打造来震撼观众的。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高科技的特技制作。它震撼力十足的战争镜头形成了战争的景观，它的叙事可以说是景观叙事。

最后，《建军大业》的叙事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前后相呼应，比起之前的《南昌起义》与《八月一日》，它讲述的故事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它追求叙事的悬念与吸引力，自然就更加注重虚构。它给编导者们留下很多创作的空间。故事的起因与逻辑的起点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故事的高潮在南昌起义，故事的结尾是三河坝战役与井冈山会师。这对年轻观众来说，接受起来容易些，就算历史知识不多的人看起此片来也不会有什么难度。它把历史感与电影感做到了比较好的平衡。建军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历史伟人，在电影中的戏份都占据了相应的比例。虽然出现的人物众多，但编导们安排得当，并没有出现接受困难。毛泽东在《南昌起义》中并没有出现，但在《建军大业》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角色，他在一次会议上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受到陈独秀的呵斥并被赶出会场。周恩来在发动南昌起义之前，专门到长沙听取毛泽东关于发动武装斗争的意见。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被敌人抓捕之后，巧妙脱身。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邓小平紧挨着毛泽东坐下，留过法的邓还教毛用刀叉。这些细节让毛泽东在片中的形象非常丰满，伟人的品质得以彰显。影片有的细节因为与真实历史的相违背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从艺术真实的角度着眼，从塑造人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细节是行得通的。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与实事求是、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与处变不惊、朱德的高超指挥与宽大的胸怀，人物形象活了，影片就成功了大半。

就算是影片中的反派人物，《建军大业》也不落俗套，南昌起义中主要的阻力来自陈峰，他是个有追求有能力的军人，可惜的是跟错了阵营。他见叶挺率军进驻南昌城，就猜出其中的端倪，处处提防，时时小心。当义军起事之时，他很快得到消息，指挥队伍构建防御工事，是义军前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只是他的军队早已腐化没落，没有斗志，不堪一击，虽然他拼死抵抗，也无济于事，疯狂扫射后他最终战死。他的死也赢得义军将士的尊重。他是反动派中少有的血性人物。还有一个反派人物是钱大钧，他在三里坝战役中与朱德指挥的部队对垒，他靠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得当的战术最终打赢了战役，但他心里却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得意，相反，他困惑了，他被对手的牺牲精神所打动，被对手的高超战术所打动。他心里知道，虽然一时打赢了，但对手赢得了未来。他内心开始动摇。这样的人物设计，把战争中的人性与历史的深度演绎出来了。

从1980年出品的《南昌起义》到2017年出品的《建军大业》，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对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与革命英雄的抒写与讴歌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电影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工业化的生产，需要各个部门甚至跨地区的合作。史诗品格的革命叙事人物多、事件纷杂、意义重大，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其生产成为江西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往往会有党政部门牵头挂帅，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去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一部史诗品格的革命叙事影片，是一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