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影发展史：艺术创新与挫折

张刚在喜剧创作的道路上，走过弯路，遇到过挫折。《爱枪如命》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爱枪如命》出品于1997年，当年正值南昌起义七十周年，张刚做了一次冒险，用喜剧的形式去拍重大历史题材，用他经营了十几年的阿满系列来讲述一个充满主旋律色彩的革命故事，放弃了他已经成型的犀利的批判与对现实的讽刺。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适合他，这是他在电影生涯中栽的最大的一个跟头，阿满系列第一次赔钱了，收不回成本，不管从艺术上，还是市场上，都遭受了滑铁卢。为此，他一病不起。

《爱枪如命》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回的阿满是大财主家的厨师，受够了被人欺负的屈辱，萌生了反抗的意识。他看到了财主的宝贝——一把手枪，见识了它的威力，就爱上了枪。他偷了财主的枪，路上丢了枪被抓，又喜剧性地从悬崖上脱险，扮神弄鬼巧救共产党人汪竹江、郭玲夫妻。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阿满明白了枪是命，没了命，便什么都没有的道理。面对即将被炸的弹药库，他视死如归，飞身扑向燃着的导火索，在革命斗争的风云变幻中，完成了一个由自为的革命战士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转变。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江西红色叙事的过往框架，让人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吴阿满一直都在寻找党，想成为党的一分子，这与《大泽龙蛇》相类似，与地主老财的斗争又让人想起《红线》。正是这种雷同感让它失去了创新，落入了窠臼。在红色题材的开掘中，没有寻找到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必将失去观众。艺术上最忌讳的是雷同，这让《爱枪如命》的观影体验难言精彩。

张刚的阿满系列成功之处是喜剧。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寻找平凡的感动与轻松的幽默，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爱枪如命》中这一点看不到了，掺杂其中的笑料比较无趣。如在地主老财的生日宴会上，阿满作为厨师在饭菜中加了泻药，满座的宾客都捂着肚子找厕所。这样的笑料既与主题关联度不高，又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致，有画蛇添足之嫌。

《爱枪如命》艺术上的教训是深刻的。当艺术家放弃了他坚守的艺术法则与理想，跟随一时的风尚或潮流，丢失了自己的风格，必将迷失自己。张刚拍了这部电影后一病不起，更多的是心病难除。他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丢掉自己的风格，追随不属于他的东西。另外，张刚的喜剧是立足于现实的，拍他熟悉的人物和故事，让人感觉真实且真诚。《爱枪如命》说的是70多年前的故事，编排历史故事需求对当时的历史人物有深入的了解和独特的理解，才能说好独特的故事，这一点显然张刚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很多情节是模仿的。而且，《爱枪如命》中的阿满的饰演者，不管是外形还是气质，都与人物性格相违和，人物喜剧感更是无从说起。

《爱枪如命》失败以后，张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定思痛，吸取了经验教训，重新出发。他说人是需要回归的，他必须一条路走到底。“由于头脑发热，我在南昌起义七十周年之际，用喜剧去拍重大题材，于是出现了我的系列片第一次收不回成本。《爱枪如命》险些儿冲断了我的‘爱喜剧如命’的初衷，于是为喜剧一病不起。”

经过病中的一番思考与沉淀，张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方向，拍了《多一份天真》。该片出品于1999年，它继续着张刚喜剧探索的步伐，运用荒诞变形的艺术手法，探讨如何改变社会不良风气。片中的霍阿满是个记者，经常写一些不经过调查研究的虚假报道，甚至把一个早已倒闭两年的乡镇企业，说成是经营有方的明星企业。于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参观团和考察团，把当地的镇长搞得焦头烂额，他不得不继续隐瞒粉饰着霍阿满的谎言，给当地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一次郊游，霍阿满掉下了悬崖，头部受到了撞击，把他变成了思维与心态只有六岁的小孩。这时的他开始意识到说假话是多么可耻。他开始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与视角去揭穿自己编造的谎言。

除了他以外，影片还塑造了几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如幼儿园的教师、来报社实习的年轻人。这些人还没有受到社会染缸的污染，能坚持事实，敢讲真话。影片中塑造的市委刘书记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同样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好干部。影片中他的出场方式十分特别，作为市委书记，他微服私访，扮成司机，来到黄家镇调查真相。就是因为他的出其不意，才让一些讲假话的人现出了原形。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影片以独特的视角与精心安排的情节，表达了对天真无邪的童年的怀念，呼唤着真诚、善良、美好。它同时无情地鞭挞像报社钟主任那样只顾及面子，犯了错误不知悔改的错误思想。把荒诞的情节与细腻的真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张刚喜剧探索道路上的又一成功经验。

《小镇大款》出品于2000年，它属于张刚后期的作品。影片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化工厂通过招聘招收一名技术员，厂长的老婆怕厂长有外遇而坚决不许工厂招收女工作人员，于是这名技术员只好女扮男装，由此闹出一大堆笑话，最终厂长夫人发现技术员是个女的，技术员也因为暴露自己的真实性别而非走不可时，镇长、厂长都决心改变厂里这条“规矩”。

该片把视角切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乡村。21世纪之交，乡镇一些人通过办企业做贸易的方式先富了起来，成了大款，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大款的钱多了，道德却没有约束，生活作风腐化，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小镇的厂长夫人就是基于这样的顾虑，坚决不允许她的老公招收女技术员。而小镇的厂长招聘相中的正是女技术员，因为她专业对口，技术过硬，能为厂里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厂长想出了一个办法：女扮男装。(www.xing528.com)

误会产生笑料。影片就在一连串的误会中让观众笑的。镇长在给女技术员介绍女朋友，同厂的工友与她称兄道弟，厂长夫人还安排她与厂长同睡过夜。一位来自城市受过良好教育长相出众的女大学毕业生来到乡镇，可以引起无穷的遐想。这些遐想中可以看见世纪之交的乡村图景。乡村对于知识的渴求，农民成为企业家后的身份重置与认同，这些在影片中都有所反映。

影片并没有回避乡村的贫困。厂长的昔日恋人向他借了3000元，可借期已到，她却还不上。她的老公患了不治之症，家庭陷入了重度贫困之中，甚至连孩子的就学也成了问题。厂长夫人没有知悉事实之前，出于女人的妒忌与猜疑，一定要厂长把借款要回来。厂长在威逼之下，要款的场面有点旧社会逼租的残酷，在喜剧电影中出现这样的沉重的镜头显然是违和的，但这是张刚电影的风格，笑中带泪。在获悉真相后，厂长夫人不但没有要回借款，还送给她几百元作为不时之需。这种转变合情合理，符合人物内在的情感逻辑。

影片中无处不在的镇长说明了在乡镇企业中，官员权力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企业的技术员招聘十分关心，不但处处过问她的生活起居，甚至还关心她的终身大事。他对企业同样十分热心，对技术改造、人员招聘都拥有话语权。虽然他是作为一名喜剧人物出现的，但从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乡镇企业的生存状况。

该片是由胡洁根的采茶戏《小镇上的大款》改编的。采茶戏的幽默诙谐被原汁原味地保留在影片中，特别是在办公室主任与门卫两个角色身上。他们本来就是采茶戏演员，与采茶戏《小镇上的大款》饰演相同的角色。他们的表演生动活泼、充分发挥了丑角的搞笑与戏谑的特点，为影片增色不少。

张刚后期的电影没有他前期喜剧电影揭露社会问题的锋芒与敏锐，更加自觉地与主旋律电影保持一致。后期的《夫唱妇和》和《小镇大款》都改编于胡桔根的采茶戏，它们已经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受到了领导的肯定，获得了一些奖项，张刚把它们移植于电影，进行电影化的改造，取得了成功，并利用电影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其风头盖过了原作品。因为是改编，有了现成的故事框架与人物，失去了张刚前期电影鲜明的个人化印迹。

张刚的喜剧电影之路是艰辛的。没有资金，他自筹资金，成立了南昌电影创作研究所。没有电影生产的资格，他就成了一名“游击导演”，与各地的电影制片厂合作，通过购买厂标的方式获得电影生产的资质。更艰苦的是艺术探索之路。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较为繁荣艺术创新氛围较为浓厚的一段时期，他的“阿满系列”就在此时横空出世，一部接着一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并成为一种电影现象，风靡全国。他由于游离于体制之外，创作生产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在题材开掘、主题提炼上，着力于喜剧形象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同时，他们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意味。到了90年代，随着主旋律电影的兴起与电影生产体制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跟随他的步伐面对市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了。他的艺术探索之路有过徘徊，在跟随意识形态变化的同时如何保持他喜剧的个性，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问题。他把目光转向江西的红色资源，企图打通红色电影与喜剧的桥梁。由于香港回归的日近，他想拍摄一部电影反映这个重大题材，想阐明一国两制的内涵，拍了《香港少爷》，市场反应冷淡。实践证明，这种努力并不讨好，艺术上失败了。他为此忧心忡忡，并大病一场。这是一个虔诚于艺术的艺术家失去艺术个性之后的必然反应。他迷失了。张刚是个善于总结与反思的电影艺术家，他在喜剧艺术的实践上深入思考，用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提升影片的品质。同时，他从戏曲艺术、舞台艺术中汲取营养。这些思考与艺术借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夫唱妇和》的成功就是鲜明的例子。

张刚喜剧电影有极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他有意识而为之。为了达成这种民族性，他努力学习国外著名电影艺术家的经验，学习国外的喜剧理论。他知道，只有明白了世界怎么样，才能明白自己该怎么做。有评论家告诉张刚，中国文化更重视诗、画等再现强的艺术形式，忽视戏剧、小说等表现强的艺术领域。因此，谈喜剧理论还得更多转向西方。张刚深以为然，以自觉与开放的态度面对国外的喜剧理论，揣摩卓别林、梁赞诺夫、山田洋次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为了达成民族性，他还向生活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向传统艺术学习。他童年生活在北京，北京胡同里的亲切、爽利、京油子的贫嘴夹杂的爱心与关护，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创作的根源所在，他认为这些生活本身就是喜剧。后来，他在河南的开封读小学与中学，中原地区人民的俏皮、坚韧与刚烈，成为他的一种记忆。再后来，他来到南京，这是六朝古都，这里的人被称作“大萝卜”，憨厚纯朴，不鬼也不傻，把江南江北的风俗特色融于一身。最后，他在南昌落脚。这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民风淳朴无华，爱争吵易动怒，又热情好客。特别让张刚感动的是，南昌人爱笑，赞扬笑，喜欢喜剧，这是他喜剧诞生与成长的地方。他从这些城市的民风习俗中吸取营养，融入到了喜剧人物的创作之中。从阿满的身上，你或许能看到这些城市人的印迹。

为了达成民族性，他还向传统艺术学习。张刚原来是学相声的，专门拜过师父，当过一年的专业相声演员，挂过头牌，这让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非同一般。在他22岁的时候，他写过一部滑稽戏叫《花样百出》，由杨华生、笑嘻嘻等滑稽大师演出了近三个月，引起轰动。为了创编好喜剧，他细心研究戏曲中的丑角、马戏中的小丑，包括说书的、唱牌子戏的，从中学习借鉴。

民族性的达成，让张刚的喜剧电影具有了文化品位，它通俗，但绝不庸俗；它平易，但绝不低级趣味，而是俗中有雅。著名评论家黄式宪对张刚的一番述评可谓中肯：“俗中见雅、风趣横生的风俗画廊，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长的一部喜剧系列影片，它以喜剧的力量呼唤着真诚，呼唤着善良，呼唤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肯定，喜剧形象中浸渗着我们东方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阿满系列的诞生，实得益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启迪与激励，无论就阿满在新风俗画式的喜剧情境和形象的发现上而言，又无论就阿满系列在现行电影生产体制的边缘地带动作的独特方式来说，皆可谓生逢其时而得天独厚。在艺术的总体构思上，阿满系列作为一个系列性作品，着意于世态、民风、人情的刻画，贵在创作者慧眼独具并善于对现实生活的美做出新的发现，其艺术描绘的焦点总是集中在普通人的现实境遇和人生感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现时代社会风俗的镜子。……为什么主人公的名字都叫阿满，张刚的艺术命意显然是要着力突出这众多的阿满之间被我们民族文化积淀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所辉映出来的某种共性特征。这种共性，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真诚、善良、憨厚、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却命运不济，不善知人处世，或无辜受屈，或轻信上当，或好心蒙难，或时运遭厄，每每身不由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喜剧困境。”^[4]他把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与张刚的喜剧电影联系在一起，认为张刚的艺术理念中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他的影片呈现的内容是改革开放中的社会百态，他拍电影的艺术实践是改革开放下探索创新意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