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崇拜的起源与延续

在华北地区民间崇拜的诸多神灵中，玉皇大帝、关帝、观音、三官、地宫老母、土地神等较为普遍。其中有的神灵被普遍供奉，如由历史人物而成神的关羽，华北地区几乎村村为之修庙，甚至在一村之内有多座关帝庙。相形之下，有些神灵则少有供奉，如曾为战国时期军事家的孙膑就是如此。^[1]然而在东永安村，孙膑庙是最显赫的神灵空间。每谈及这座庙宇，村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一则“孙膑显灵烧退捻军”的神奇传说。在村民看来，发生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捻军入境事件，已足以证明“孙老爷”的灵验无比，何况还有更多的佐证。但捻军过境事件只是促使了孙膑信仰的兴盛，“孙膑显灵烧退捻军”的故事也只是此后对这一信仰的持续强化。^[2]孙膑崇拜在这一地区的最初渊源又如何呢？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同处于长时段的潍北自然环境、信仰传统，特别是宋元以降与东永安村相距仅10公里的瓦城“孙子庙”的存在，有着莫大关系。^[3]当然，历史上的孙膑，曾被列入国家正祀，大致处于边缘状态，并有入祀、退祀的多次反复，所有这些都对东永安村孙膑崇拜有着微妙的影响。换言之，东永安村的孙膑崇拜及烧祭形式表达，其实是处于国家正祀的地方化进程与地方社会主动运用国家政治资源的态势之中。近年来，“孙膑崇拜”列入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一态势的延续。

史载中的孙膑，^[4]齐国人，历经齐威王、宣王时代，约与孟轲、商鞅同时，大致属于战国中期。据《韩非子》载：“孙子膑脚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5]《吕氏春秋》载：“孙膑贵势。”^[6]

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较早载录了孙膑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但未单独成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7]其中关于田忌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描述极为生动，塑造了孙膑才智过人的军师形象，而未提及其最终归处。

稍后，刘向《战国策》在描写田忌面临成侯邹忌排挤陷害时，提及孙膑曾为田忌筹划“袭齐都临淄，匡正齐君”之策：“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8]不难看出，国君似对“功高震主”的田忌集团的心态暧昧不明，而孙膑之计看似自保，亦有欺君谋反之嫌。

此后历代史家对于孙膑的载录，与司马迁所述略同，如唐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宋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等。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说：“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由此看来，尽管孙膑对齐国强盛做出了杰出贡献，却很有可能因有忤逆表现而未得善终。^[9]

大致说来，史书载录中的孙膑内容主要包括：拜师鬼谷子求学；膑脚，为刑余之人；善谋善战，为兵法家，其军事实践突出表现在“田忌赛马”与“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战役中。历史上对于孙膑的评价颇不相同，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高度评价孙膑的计谋和功绩。如《孙膑兵法·擒庞涓》云：“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10]南朝范晔《后汉书》云：“信如卞和，智如孙膑。”^[11]宋代罗烨《醉翁谈录》云：“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12]明时，孙膑被明成祖朱棣视作“身残志不残”的典范。《明实录》载：“甲戌，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言，幼官袭者有免缺，例不应袭。上曰：命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足，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免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

其二，视为善行奸诈之术、缺乏仁义之人。如汉班固《汉书·刑法志》云：“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且班固认为，孙膑正是因为有道德方面的亏缺而不得善终：“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颜师古注：“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13]宋人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也曾议论商鞅、吴起、李斯的被杀，而且将孙膑和他们并列。

其三，将其功过两分。如唐房玄龄《晋书》云：“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14]在这里，孙膑被描述为战国乱世中安定齐国的关键人物，但终究是贵权术、缺乏仁德之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在评论武成王庙配祀时说：“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15]元人戴表元在《剡源集》中的评论颇具代表性：

按太史公不为孙膑特立传，而附于孙武，盖其事微耳，而世人称之常过实。夫膑以刑余之人而投齐，伥伥然求得其当以报魏，不啻郤克笑躄之仇、范雎折胁之愤也。故其从田忌也，一举救齐，再举救韩，皆不以取救为急，而急于乘梁之虚而残之者。此其志，无一饭不在梁也。马陵之役，耻幸仅伸，而终膑之身，不闻他业可纪。就言兵者窥之，尤浅之为丈夫哉。^[16]

在戴表元看来，孙膑与范雎一样是睚眦必报之人，不可评价过高，其“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皆是为报私仇，司马迁未对其单独立传是恰当的。

总体来说，活跃于战国时期的孙膑，虽足智多谋、功绩彪炳却难以入圣，其“刑余”之身、诡诈兵术以及“匡正齐君”的谋策使其充满争议。他在史籍中的形象颇显矛盾，进而影响到他在唐宋以降进入国家祀典后的状况。

自唐代始，孙膑进入官方祀典，在武成王庙中作为配祀，此后或立或废，经历了多次反复。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朝廷尊姜尚为武成王，选历代良将十位为“十哲”配祀，但未有孙膑。建中三年（782），采纳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增列历代良将64人，作为武成王庙配祀，始有孙膑：

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齐将孙膑，赵信平君廉颇，秦将王翦，汉相国平阳侯曹参、左丞相绛侯周勃、前将军北平太守李广、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17](www.xing528.com)

此为迄今将孙膑列入官祀的最早记载。不过，到了德宗贞元二年（786）二月，朝廷采纳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关播的建议，孙膑等诸将不再配享，“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18]。此后，群臣对武成王庙制多有非议，频发辩论，反映了文人群体对以武立国风气的怀疑。^[19]

宋时沿袭唐制，仍设武成王庙，在武将配祀人选和等级位次上多次调整。其中，孙膑能否作为武成王配祀争议很大。乾德元年（963）四月，终于撤掉孙膑作为武成王配祀资格：

初，上（赵匡胤）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命去之。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因上疏论王僧辩不克令终，不宜在配飨七十二贤之列。乃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别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癸巳，昭等共议……退魏吴起、齐孙膑……凡二十二人。^[20]

纵观其事，早已作古的孙膑等是否有配祀资格，其实是朝廷政治导向的“棋子”。宋太祖先是对“起杀已降，不武之甚”的秦将白起极为不满，下令去除。知制诰高锡为了投合太祖心理，又揪出“不克令终”的王僧辩也不宜配享，于是宋太祖设定“功业始终无瑕者”的考核原则，裁撤大批名将的配祀资格。显然，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在宋太祖心中阴影未消，他不仅直接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强硬措施，而且通过调整武成王庙配祀人选和位次的方式，显示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地位和提倡儒家伦理道德等方式，达到贬抑武功、彰显文治德治的政治目的。^[21]当然，并非所有朝臣都明晓宋太祖的这一政治意图，也有大臣对此不表赞同，认为是在吹毛求疵。^[22]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就在奏言中以孙膑等人为例，认为其尽管是“刑余之人”，难称完美，但其功业已为乡野樵夫熟知，去除武祠并非善策。这一奏章的结果，是“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惩劝，不报”^[23]。武成王庙配祀有所升降，意在对朝臣敲山震虎，有所惩劝，宋太祖对梁周翰的奏章当然不会批准。

时过境迁，宋太祖在武成王庙配祀方面又有调整，显示出灵活政治导向的一面。开宝三年（970），他又让人重新评定历代功臣名将。有言官将孙膑等24人列为“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者，又有“为之次”者8人、“又次之”者3人，一起上报。最终，孙膑等23人，各置守坟三户，“为之次”者各置守坟二户，“又次之”者禁樵采：

又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膑晏婴……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24]

开宝三年十月五日，诏前代帝王已创兴祠庙，修葺园陵，仍据事迹高卑，各置守陵庙户外，其功臣烈士，今定名德高者二十三人，各置守坟三户。孙膑、陈平、韩信、周亚夫、长孙无忌、魏徵、李、尉迟敬德、浑瑊墓十，并破损……所置守坟户，并以侧近中等以下户充，二税外免诸色差役。庙宇常须洒扫，无致摧圮；坟陇林木，常禁侵伐，无林木者，常令栽植。委逐县检校，每岁终，具有无破损申州。^[25]

至宋庆历年间（1041—1048），孙膑恢复配祀地位，“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26]。此后，孙膑地位有所提升，于宣和五年（1123）获封“武清伯”：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27]

宋宣和五年的这次赐封，与大军北伐收复燕云地区的战役大有关系，朝廷借封祀显示对于武功的重视。不过总体来说，随着军功集团的乍盛乍衰和文官当政格局的形成与稳定，武成王庙逐渐被赋予儒家道德内涵。将武功纳入文德范畴的结果，使武成王庙礼制逐渐低于文庙，内中从祀武将亦多有裁撤之举，最终演化为文庙之附庸。^[28]此风延至元代，“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29]，武成王配祀仅保留“十哲”，孙膑配祀资格被取消。善于征伐天下的元代，其实是特别注意复兴儒学礼仪的。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对唐宋元以来所祭祀的武成王“罢庙祭，去王号”^[30]，相沿600多年的武成王庙制度被废除，武成王遂成为附祀历代帝王的三十七名臣之一，孙膑被排除配祀之列，消失于国家礼制之中。

显然，朝廷礼制意在彰显皇权意志，前朝武将入祀与废祀之变，其实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多谋善战，功绩显赫，是孙膑得入朝廷祀典的资本，而他所秉持的“良臣择主而事”的先秦社会观念与难言善终的结局，则是导致他在国家祀典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并最终撤废的主要原因。不过，孙膑从明代始在国家祀典中的退出，则又为他在民间信仰中的崛起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