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及读者服务与管理

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

1407年，《永乐大典》编成，入藏于文渊阁，后迁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渊阁书籍并编制目录。嘉靖时还建造了皇史宬，建筑全部是石头结构，收藏皇帝事迹、实录、宝训、玉牒于金匮中，取“金匮石室”之意，至今无损。宫廷中亦设置多处藏书楼阁。此外，国子监等官署亦编书、印书、藏书。各地州县学亦积累藏书，成为地方性官府藏书。清立国后，除保留文渊阁藏书外，还建立了多处藏书楼阁。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7部，并建楼收藏，其中江南三阁供士子借读，可视为公共藏书楼。此外，宫廷中有养心殿的“宛委别藏”，还有五经萃室、紫光阁、南薰殿、味腴书屋等处收藏图书。刻书处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书，形成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

1776年，设立文渊阁职官，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校阅等官吏，直接管理整个官府藏书的工作。在近代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四库七阁中的文宗、文汇、文源等阁彻底被焚毁。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私家藏书继承元代私家藏书的遗风，并略有发展，如明宗室和诸大臣均富有藏书。明代中期后，江南藏书家唐顺之、王世贞、刘凤、钱谷、沈节甫、茅坤均名著一时，特别是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范钦的天一阁均为较大藏书楼。万历以后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祁承烽的澹生堂和陈第的世善堂、徐火勃的红雨楼等，在私家藏书中又属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继起的藏书楼有钱谦益的绛云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书亭，皆名重一时，尤以黄宗羲之续抄堂，其抄书目的和藏书利用为时人所称道。

清乾嘉年间，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并出现嗜书成癖的收藏家、专收宋元版本的鉴赏家、从事书籍校勘整理的校雠家，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鲍廷博、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等亦以藏书、校勘、刻书闻名于世。鸦片战争以后，各地藏书之风仍然兴盛，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至于苏州潘氏宝礼堂、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海盐张元济、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铎、武进董康、长沙叶德辉、吴兴刘承干等，都在藏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全国书院达1300所，书院由政府控制，其作用由讲学发展至考课。书院藏书不仅为山长教学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学习参考，故普遍建成藏书楼，藏书数量和管理方法更趋完善。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www.xing528.com)

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书院改设小学堂。书院藏书成为各地中小学校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

当然，这些图书馆具有浓厚的封建社会氛围，就算是较为发达的明清阶段，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仍是进行典籍收藏，而且功能性、目的性甚是单一，与近现代的图书馆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概念。

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历史定位，科学总结图书馆的发展特点，正确把握图书馆的发展未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揭示，图书馆正在成为百姓的知识公园、人们的学习中心和社会的交流中心，并正在走向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并非行将消亡，相反，正处在蓬勃发展中。阮冈纳赞“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的论断并未过时，依然可为当前和未来图书馆的发展特点提供佐证。传统的图书馆虽然有太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