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
1407年,《永乐大典》编成,入藏于文渊阁,后迁至北京。明代中期,整理文渊阁书籍并编制目录。嘉靖时还建造了皇史宬,建筑全部是石头结构,收藏皇帝事迹、实录、宝训、玉牒于金匮中,取“金匮石室”之意,至今无损。宫廷中亦设置多处藏书楼阁。此外,国子监等官署亦编书、印书、藏书。各地州县学亦积累藏书,成为地方性官府藏书。清立国后,除保留文渊阁藏书外,还建立了多处藏书楼阁。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7部,并建楼收藏,其中江南三阁供士子借读,可视为公共藏书楼。此外,宫廷中有养心殿的“宛委别藏”,还有五经萃室、紫光阁、南薰殿、味腴书屋等处收藏图书。刻书处武英殿,官署的翰林院都有藏书,形成了庞大的官府藏书体系。
1776年,设立文渊阁职官,有领阁事、直阁事、校理、校阅等官吏,直接管理整个官府藏书的工作。在近代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四库七阁中的文宗、文汇、文源等阁彻底被焚毁。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私家藏书继承元代私家藏书的遗风,并略有发展,如明宗室和诸大臣均富有藏书。明代中期后,江南藏书家唐顺之、王世贞、刘凤、钱谷、沈节甫、茅坤均名著一时,特别是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范钦的天一阁均为较大藏书楼。万历以后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祁承烽的澹生堂和陈第的世善堂、徐火勃的红雨楼等,在私家藏书中又属佼佼者。明末清初,江浙继起的藏书楼有钱谦益的绛云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徐乾学的传是楼、曹溶的倦圃、朱彝尊的曝书亭,皆名重一时,尤以黄宗羲之续抄堂,其抄书目的和藏书利用为时人所称道。
清乾嘉年间,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并出现嗜书成癖的收藏家、专收宋元版本的鉴赏家、从事书籍校勘整理的校雠家,黄丕烈、周仲涟、顾之逵、吴又恺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鲍廷博、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等亦以藏书、校勘、刻书闻名于世。鸦片战争以后,各地藏书之风仍然兴盛,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至于苏州潘氏宝礼堂、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海盐张元济、江安傅增湘、德化李盛铎、武进董康、长沙叶德辉、吴兴刘承干等,都在藏书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全国书院达1300所,书院由政府控制,其作用由讲学发展至考课。书院藏书不仅为山长教学所必需,而且可供生徒学习参考,故普遍建成藏书楼,藏书数量和管理方法更趋完善。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www.xing528.com)
1901年,清廷诏令各省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府厅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书院改设小学堂。书院藏书成为各地中小学校图书馆藏书的重要来源。
当然,这些图书馆具有浓厚的封建社会氛围,就算是较为发达的明清阶段,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仍是进行典籍收藏,而且功能性、目的性甚是单一,与近现代的图书馆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概念。
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历史定位,科学总结图书馆的发展特点,正确把握图书馆的发展未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揭示,图书馆正在成为百姓的知识公园、人们的学习中心和社会的交流中心,并正在走向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并非行将消亡,相反,正处在蓬勃发展中。阮冈纳赞“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的论断并未过时,依然可为当前和未来图书馆的发展特点提供佐证。传统的图书馆虽然有太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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