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想与中华文化：儒家与佛教的理想社会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迟到者，其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内在要求基本一致，生态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内涵，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光芒。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春天树木刚刚复苏萌生，处于生长初期，未到收获时，不能砍伐。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在商殷时把灰尘废物抛弃在道路上者就要被斩断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绝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个人自觉，而是由中华文明本身内涵决定的。中华文明以儒道释为主导，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系统生态伦理思想。中国儒家生态思想核心是德行，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统一和谐，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善待大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到自然界，体现了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和大人文精神。《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生态思想，反映了中国儒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之理想社会。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可见中国儒家生态思想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并且将光照四海。中国道家生态思想是一种自然主义思想，强调人类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人类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原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基本皈依，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界。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之境界称为“物化”，主张主客体相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之人生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思想相通，与现代生态理论相合。中国佛教生态思想提出人类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通过参悟万物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都有佛性，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有无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思想是佛家慈悲向善主要内容，保护生态成为觉悟成佛具体手段，这种对万物以慈悲为怀之生态伦理精神，为人类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之道，深受信众奉行，也具有强大生命力。

但是，思想和行动并不是同一的，人类之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同时人类文明之进步又影响着自然机构和功能演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与大自然关系经历着由和谐到失衡过程。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大自然接近和谐共处，但这种和谐更多地表现为人对大自然之敬畏和被动服从，和谐关系主导因素是大自然。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与大自然关系整体保持和谐，也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人类开始不安于大自然庇护和统治，在利用大自然时，开始试图改造和改变大自然，而这种改造和改变大自然往往具有盲目性、随意性和破坏性。工业文明出现后，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人类利用大自然能力飞速提高，人类对大自然之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利用”变为“征服”，人是自然界主宰之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征服和统治大自然，变成了对大自然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之掠夺和大规模消费带来大量污染物，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灾难性恶果，直接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对自身与大自然关系进行深刻反思。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席卷了全世界，时至今日这一场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发展势头更加猛烈。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今天在回首往事时却令人痛心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类与生物圈之关系发生了颠倒，人类生存已受到了来自人类自身之威胁。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人类肆意砍伐曾滋养土壤并使之避免流失之树木，造成山地严重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之速度快于其天生速度。在使用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之地步，工业革命一开始，人类才致使生物圈包括人类自身遭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胁。在使用机器之前，人类善于利用大自然之力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服务，帆船是用风力来推进，推磨可以利用水车推动，风力和水力既清洁又取之不竭。工业革命后利用蒸汽机却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动力，烧煤产生灰烟，污染了空气，煤又是不可再生资源。今天人类才醒悟，工业化所带来之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严重威胁，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20世纪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人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识，中国政府也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发展，资源和能源枯竭、空气和水被污染，物质文明继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就需要用生态理论来指导人类新发展，建立新文明——生态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在当今世界，不仅要立“生民”之命，更要立万物之命，万物之命不立，何来“生民”之命？人类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把人类生存发展与万物生存发展结合起来审视人类所作所为，才能正确评判人类行为。生态理性具有人性化、自然化、整体化特征，也是西方哲学对生态危机而产生之新观点，是对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科学理性之反思。长期以来，在科学理性绝对化视角下，西方人和一些中国人将中华文明生态思想视为落后产物，横加批判排斥，而在生态理性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生态思想认同，并已参与到西方生态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中国来说，照搬早期西方工业化模式，中国将会出现更大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生态思想来校正工业现代化方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方向。

但是，仅有生态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型社会实践。全球环境危机已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又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已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是这个核心之核心。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思考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不仅主张环保思想，还提倡和平、女权、民主。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产是为社会需要，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而且要让生产结果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并把生态危机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出路。文明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超越了资本主义思想，早就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曾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其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之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非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的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活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认为人类是价值中心，但不是自然界主宰，人类健全发展必须促进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没有良好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之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提，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代表一种更高级人类文明形态，代表一种更为美好和谐社会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这是世界未来发展潮流，并逐渐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其生产目的是无限追求利润，结果是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又加快了生态危机转移和扩散，使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资源无法维持现有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准，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隐蔽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其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把第三世界当做倾倒各种废物垃圾场。在现有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不可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且，生态危机也成为转移经济危机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论对资本主义控制危机能力估计不足，今日世界经济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正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最佳途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依靠科学技术优势，不断制造公众新需求产品来达到自我维持目的，制造并操纵消费，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生态环境本质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之群体，是一个更大范围社会公平问题。如今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难题，要解决这个由人类改造大自然而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全人类必须达成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世界不公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改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马克思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批判其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只能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使人走向异化，使人与人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也使人与大自然关系变成工具关系。回顾人类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一开始都是完整人，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人类被生产产品和劳动关系所奴役和驾驭着，失去了作为人之本质，使很多人过着牛马不如生活，人在本质上已异化为非人。生态理性力图适度运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需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发展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未来人类社会应是一个经济高效、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强调变革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未来社会变革主导力量是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者，仍然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之主体力量。人类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前夜，这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文明重要文化渊源。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人相统一，主张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主张人类征服大自然，强调人既不是大自然主宰，也不是大自然奴隶，而是大自然朋友。中国儒家认为：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人融入大自然是人生最大快乐，是人生最高志趣。儒家认为，“天”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整个自然界，自然界是有生命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整体。所以，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类敬畏大自然，对大自然不可随心所欲地破坏和改造，对人自身行为要保持警觉。自然界有其自身内在规律，人类要顺应自然规律办事，不可“逆天”。如果人类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律，就会受到“天”之惩罚，所以，儒家倡导要“知天命”。只有认识天人关系，正确处理人天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之声，从而达到“不逾矩”境界。儒家还倡导“制天命”，就是人类可以在掌握大自然运行规律基础上，利用大自然为人类谋福利，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更好作用。中国道家认为，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敬畏天地作为人生行为基本皈依。天、地、人本是同根生，要“知常”、“知和”、“知止”、“知足”。“知常”就是说人类要认识天地运动之自然规律，才能明智处世；“知和”就是人类要认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互不相害；“知止”就是说人类行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要适可而止；“知足”就是说人类对自己欲望和需求要知道满足，不可有过大欲望和需求。人与天之关系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天与人以及天地万物具有同源性和同律性，人与其他万物在演化过程中虽有很大差异，但人与万物都要遵循同样自然规律。佛教认为：只有公平地对待天地之间所有生命及其权利，才能建立真正合理生态平衡，才能彻底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把自然万物看成与人类一样有感情、有觉悟、有灵性，一样有平等生存权和生命尊严，认为人类肆无忌惮地伤害大自然、破坏生物间和谐共处是不公平、不理智的，其后果将会受到大自然报复。佛教还主张因果相依，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任何人类征服大自然企图，只会破坏自然环境，一旦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文明也将随之衰落。所以，佛教主张要有感恩心，任何生命都是其生存环境产物，人身是由其周围物质有机关系演化而形成的，人受到了万物恩惠，人类要正确认识自己所受之恩惠，努力为生存环境和其他生物做出贡献。所以，佛教主张戒禁杀戮，人类不仅要珍惜自己生命，而且要珍惜所有生命，人类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生存环境，必须与自己生存环境里其他生命体共生，这才是人类以及人类与所有生命之间和谐生存之最佳方式，只有这样，人类与万物之间才能共生共荣。

人类需要以生态文明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他部分之平衡关系，因为生态平衡已被工业革命严重打破，人类所面临之危机令人担忧，人类这个大地母亲之不肖之子，如果继续其弑母之罪，人类所面临之惩罚将是自我毁灭。汤因比说：“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动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作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账册。我们不知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解这笔账，抑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那样，这笔账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账簿还是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将继续开放。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万物生命之进步，其最佳形式是共生共荣，最坏形式是掠夺和互相残杀。良心属于人类，人类是有意识之生物，富有是非观念，道德力量致使人类择善而行。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中，风尚随时在发生变化，人类一息尚存，就可能在生物圈中生产和活动，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宇宙为什么存在等未解之谜上，未来科学技术未必使人类比过去了解得更多，而先贤先圣之“天人合一”之智慧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人类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为人。人类是大地母亲生出来的大自然之子，在生物圈中，所有居民只有人类拥有了无形之精神王国。在人类精神世界中，人类之使命不只是谋求物质，更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智者老子就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知识上之进步是一个陷阱。他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西方圣马太《福音书》中也号召人类抛弃全力追求财富。《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出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反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反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生命换灵魂了？”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人类自己将遭到灭顶之灾。大地母亲降生人类这个物种之时，也降生了人类道德。人类虽然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之能力，同时也有道德觉悟，爱护地球母亲和拯救地球母亲一直处在争辩和冲突之中，相信人类未来会倍加爱护地球母亲，浪子回头，使大自然永被恩泽，把万物生命从黑暗地狱带入绿色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