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与劳动的交融：历史真相

在我们的生活中，言语和劳动的联系已十分明显地证明，个人存在的动力和文明的艰难运动之间有哪些紧张。这种联系是我们的命运的一种很原始、很基本的联系，也是历史所展现的文化和技术的一种难以捉摸的产物。人们也能在“说”和“做”的一种最基本的现象学分析中看到在最初状态中的这种联系，并通过当前由在技术文明中的文学处境，由教育界的不满意识，由技术教育的倾向，由工业机械化中人的问题等提出的问题，在非常复杂的高级层次中理解这种联系。因此，我们试图站在思考的两个端点：在基本方面和在现实方面；在劳动和言语的根源方面和在一种劳动和言语文明的现代任务方面。对言语力量所作的沉思分离了这两个方面。

为什么要选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它是以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考察文明的统一的问题的方法，我已经在别处通过真理和真理的各种范畴的问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一种文明的向前需要通过任务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也需要通过主要时期表明的这种有机统一的临近。言语和劳动的原始辩证法把我们带到同样的争论那里。事实上，本研究起因于一种失望和不安：面对关于劳动的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或基督教哲学）的失望，以及面对劳动文明概念的不安。

发现或再发现人是劳动者，是当代思想的重要事件之一；我们想建立一种劳动文明的愿望是与这种劳动哲学的先决条件完全一致的。我完全赞同这些哲学的先决条件，完全赞同这种经济-社会的愿望，我的整个分析倾向于回答在这种赞同之内产生的和来自这种赞同本身的失望和不安。

我的失望是：发现劳动地位的恢复是虚幻的胜利。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思考是以劳动的一种确定形式为出发点：作为在古代工艺和工业机械化中与自然作斗争的劳动。然后，劳动的概念逐渐扩大，直至包括所有的科学、精神甚至思辨的活动，趋向于人的战斗的而不是沉思的存在的不确定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表示人的具体命运，因为人的活动不仅仅通过艰苦的劳动；人的活动都是实践；如果人们还考虑到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活动本身，那么应该说人是劳动。如果一种新的变化和战斗活动领域仍然向人的永恒生活的中心开放是真的，为什么劳动哲学不延伸到人所能及的这种沉思？因此，人们会说，人的沉思也是劳动。

最后，人们是否没有看到一种劳动神学重新建立基础、延伸劳动哲学的观点，把劳动放在上帝创造的结果中？

劳动的这种神化使我感到不安。表示一切的概念不再表示任何东西。思考力图保留分析的结果：劳动概念有一种确定的意义——人们谈论手工劳动的美德，在手工劳动中，“人们不像玩弄词语或基于词语的文化那样玩弄物质”——；但与此同时，人们把劳动概念引向极端，以便能兼有人们能从劳动概念的不确定性中得到的好处。当人们把这个一般的口号——劳动和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用于人时，人们想到的仍然是手工劳动。

但是，在逐渐从最具体的劳动意义追溯到最高的精神活动的这种思考方式中，没有虚假的东西，当抵抗变弱，自然奋起反抗时，与自然作斗争的人总是躲入一个有待于理解的世界的阴影中，最终躲入我们自己中，躲入在不服从的身体的反抗中和在我们的激情的阴影中。在那里，没有虚假的东西，但有一种隐蔽的不公正，可以说，一种过分的热情。

这种思考在于连续地把人的活动的所有方面纳入人的战斗命运中，问题不是在某处中断这种思考的展开。问题是把人的命运的解读和另一种贯穿地与之相交的解读联系在一起。因为言语也逐渐地被纳入人的活动；没有从外面被界定的劳动领域和言语领域，但有一种贯穿整个人的活动的言语力量，包括机器、工具和手。

我的失望突然具有意义：值得重视的劳动概念的空虚的这种扩大不就在于与之相称、限定和确定它的一种对立物的不存在吗？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的这种神化中，人们为之选择了一种十分遥远的、十分含糊的，总之，虚幻的、与人的命运无关的对立物：沉思；正如人们所说的，不是某种贫困的和合乎人性的沉思，而是纯粹的沉思，瞬间洞察一切的目光，因没有阻力而不需要努力的视觉，因不需要努力而非时间的拥有。把存在和劳动等同起来，就是把这种纯粹的沉思排除在人的命运之外。这种做法是不会有结果的，至少是没有教育意义的，因为这种概念-界限不是一种对思考有价值的对立面（contre-pôle）。这是一种远离我们，在其整个范围内给人类留出位子的空想。在人的有限性之内，在人的战斗生活中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不是更有成果吗？为劳动找一个与之相称的对立面，以便在怀疑其充分性的同时提高其意义，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例如：当我下班回家和休息时，我能说我在工作吗？当我在阅读、看电影或散步时，我在工作吗？当我和朋友和恋人在一起时，我在工作吗？当我在干家庭杂活时，我在工作吗？劳动的崇高，就是与其他存在方式的冲突，就是规定其他存在方式和被其他存在方式限定；在我们看来，言语就是另一种存在方式——其他存在方式中的一种，它能证明劳动的光荣，它能怀疑劳动的光荣。

因为言语也是人的言语；言语也是有限性的一种方式；言语不是纯粹的沉思，不是人的命运之外的东西；言语不是上帝的言语，不是创造的言语，而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的战斗存在的一个方面；言语产生和创造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更确切地说，会说话的人创造某种东西和自我创造，但只能在劳动中进行创造。

我们看到言语和动作一起产生；我们假定语言的实用主义的解释：我们同意皮埃尔·雅内的假设，认为最简单的言语是一种命令的喊叫声，它最初在情绪中伴随着动作和促进动作的完成（回忆起的经验不需要实际的发生：它是能解释语言的实际结构的想象再现）；作为引起动作的最初原因；带领者的这种喊叫声可能与动作分离；只要喊叫声本身不劳动，而使人劳动，它就成了言语。因此，这种命令的喊叫声属于动作的范围：它以某种方式引起动作；它如同一种最初的一部分、引导者、然后成了劳动的调节者。一切言语都能逐步地以这种方式被归结为在最简单的例子中，言语只不过是实践的一个因素；一旦简短的命令具有一个预期的方案和计划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成了实践的一个阶段，而计划只不过是实践的口头预期。最后，人们能把文化的结构当作从行动出发和回到行动的大循环。

因素，阶段，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言语是人的能动性改变人类环境的活动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可能性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解读：劳动表现为重新组织整个人类的力量。

不过，言语一开始就越出动作的范围，走在动作的前面。因为命令不再是在进行之中的行动的情绪部分；它已经以某种方式相当于行动。它“意味着”整个动作；它超越动作，它监督动作。（在工业劳动的心理技术学家那里，我们将看到这种监督功能——Uebersichtlichkeit，它具有弥补分得很细的重复工作的缺陷的作用；因此，我们并不处在具体的文明问题的边缘，我们提前处在技术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的中心。）

在进行之中的动作范围内产生的命令，使意图获得最初的间距，最初的反省间距，意图利用这个间距，即在进行之中的动作实体中的空洞，使整个动作达到投射的目的。

处在动作层次上的言语在表示动作的时候，超越了动作。言语是包含将做的事情的意义。

因此，我们始终能把劳动的历史解读为被言语的历史贯穿和支撑的历史。是会说话的人在用语言预期身体对物质的新作用时，改变了自己的工具。工具延伸了身体，以致不能包含它自己的变革原则。自我保存的工具是处在习惯和沉睡之中，农业和手工业工具的稳定性和变革的阻力证明了这一点。是言语打破了动作和工具的已有形式；失败和挫折使人陷入思考和提出问题。于是，内部言语形成了：如何用另一种方式去做？被悬置的工具，言语的工具，突然被行动的其他点线划上了痕迹；形式的打破和身体作用的恢复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语言预期、表示和检验在想象事物中，在由失败开辟的发明空隙和对失败的提问中的每一种转变。

然而，主要是言语使工具过渡到机器。正如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二十世纪的小恐慌》中所说的，“机器不像工具那样是我们的肢体的单纯有形延伸。机器属于另一个范畴：是我们的语言的附件，是数学的一种辅助语言，用以深入剖析和揭示事物的秘密，事物的内在意向，事物未被利用的用处。”

这是因为人用语言表达在几何学里的空间，而不是体验和用行动表达在测量中的空间，这是因为数学已经成为可能，通过数学，起源于连续的工业革命的数学物理学和技术已经成为可能。人们多么激动地得知，柏拉图通过对线、面、图形相等和相似等等的命名工作，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因为这种命名工作没有引用操作和图形的具体变换。巴曼尼得斯以意义本身同一的名义完全否定变化和实际的世界，如果没有巴曼尼得斯的逻辑创举，那么这种数学语言——我们最终把工业时代以来的所有机器设备归功于它——的苦行主义则是不可能的。我们把欧几里得的成就，伽利略的成就，现代力学，以及我们的所有机器设备归功于这种对运动和变化的否定。因为在这些成就和机器设备中凝结着我们的所有知识，凝结着一开始并不打算改变世界的所有言语；在我们看来，多亏语言向纯粹思维的这种转变，技术世界目前整体上表现为词语世界对机体世界的入侵。实际的行为通过理解的行为的再现是非常清楚的：在产生活动的中心，它向我们揭示言语和劳动的最初结合，也向我们揭示言语和劳动的最初斗争。这种相互入侵已经是最初的冲突：实践把作为计划语言的言语占为己有。但言语最初是反省所需的间距，是“意义的因素”，是最初状态的理论。这种原始的和始终在更新的辩证法使我们坚决地摈弃行为主义，更不必说副现象论对所谓的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解释。语言既是上层建筑，也是下层建筑。在这里，应该深入思考，摈弃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的提法，正视一种在严格意义上的循环的现象——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相互蕴涵和相互超越。

在判断和界限确定两种意义上，最接近劳动的言语，命令的言语，一开始就已经是劳动的批判。

言语是劳动的批判，因为言语一开始就悬置作为劳动灵魂的生活的问题；言语拉开了距离，言语进行思考。

然而，如果言语悬置生活的问题，那么言语以另一种方式再现它，言语以另一种新的方式替换它，但是，新的方式仍然属于人的战斗命运，属于人的有限性：言语以符号的形式再现生活的问题。

我们暂时仍处在命令的言语的狭小范围内，命令的言语足以使我们在封闭的行动中打开第一个缺口。言语在劳动的范围内开始一种什么新作用呢？

首先，对他人的一种特殊作用属于影响的范围，而不是属于生产的范围。生产适用于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自然——适用于第三者的一种“东西”。以要求的命令形式的影响已经假定了一个他人，一个第二者：不管要求是强制的还是有礼貌的，是露骨的还是伪装的，它激起他人的已不再是“结果”的“回答”。要求和回答的关系^[14]超出了生产和产品的关系。起源于言语的人际关系向劳动提供了一种对比和一种成分。一种对比：因为影响不同于生产的这种无相互关系的变化作用。一种成分：因为影响同时以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充实劳动：一切劳动都是协作劳动，即不仅由多人分担的，而且也由多人用言语表达的劳动。社会心理学经常提到劳动的这种社会和言语层次——因为有言语层次，所以有社会层次。因此，低产量和疲劳受到人际关系恶化的影响，人际关系不仅是劳动分工本身的结果，而且也是劳动的社会组织的结果：在工作岗位中的伙伴关系，在设计室和车间之间的执行关系，在领导和工人操作者之间的社会从属关系，以及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留下痕迹的所有社会关系；安排（在“安排”一词的所有意义上）劳动的所有这些关系都处在言语的世界中。

但是，命令的言语不仅仅针对他人，而且也针对通过言语进行表达的人。会说话的人也对自己说话、作出决定；因此，他对自己作出能阐明自己和排除先前的感情混乱的决定。决定所包含的内部言语清楚地证明了言语所表明的人的上升：如果我不对我自己说任何东西，那么我就不能脱离动物的混沌。我自己的安排不超过上述的工作的安排。

然而，我们应该在这种对他人和自我的作用后面，在起影响作用的言语后面，在我得以对自己说和作出决定的言语后面，看到言语的最隐蔽作用：符号本身对意义的作用，由言语引起的意义上升。我们说，言语不“做”任何事情，至多“叫别人做”（叫他人或被当作他人的我自己做）；但是，之所以言语叫别人做，是因为言语表达有待于做的东西，是因为向他人表达的要求能被他人“理解”和被他人“领会”。

表达一种意义，就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起作用。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不可能对这种作用作出更多的暗示，因为直至在劳动中，这种作用是劳动的真正对等物。

首先，如果没有一种分辨活动，就没有言语，因为行动的语言和行动的施动者（以及行动的目的、结果和手段）是通过这种分辨活动被区分开来的。命名的主要工作与这种分辨活动有关；因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区分和命名物体，物体的诸方面，作用、属性，等等。分辨是第一活动，连接是第二活动。因为言语是以句子、动词和名词、形容词、补语、复数等连接的，因为我们通过一种动作的“分句法”把握我们的行动本身；因此，我们的行动以区分和关系为基础。在这种“分句法”之外，人仍然处在无连接和混乱的东西中。这种分句法的含义不是物体或我们自己的一种改变，不是一种本义的生产，而是一种意义，每一种意义都空虚地表示劳动所满足的东西——在人们满足一个计划、一个愿望、一个意图的意义上。

意义的这种空虚可能源于语言的贫困和哲学的贫困；但是，它一开始就使语言变得崇高，因为正是通过只说不做的意义的这种空虚，言语连接和组织行动。

不过，与劳动的“能力”相比，言语的这种“无能”是一种活动、一种作用，虽然言语不是在本义上的一种劳动。对更有力地表达同样的东西来说，我们称之为行动的“分句法”的东西是一个“从句”（在语法上的关系从句、不定式从句等等的意义上）；不过，任何从句都表示一种提出的行为。说话的人提出一种意义；这是他的语言活动方式。

这种提出活动隐藏在日常的、疲于表达的言语中；它首先出现在命名始终显得不成熟的数学语言中。“人们把在所有方向都受到限制的一部分空间叫做体积，把……叫做面，把……叫做线，把……叫做点。”不久以前，布里斯·巴兰（Brice Parain）对在命名时提出和形成一种意义的能力赞叹不已：“命名是第一判断……我们的言语创造了存在……但不满足于表达感觉……在语言不表达现实，而是在真理中表示现实的意义上，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抽象，”^[15]说话的责任是压倒一切的。

但是，言语不仅仅是命令的言语：现在，我们要消除一种教育学的虚构强加给分析的限制；对语言的提出作用的思考也已经超越了命令的言语的范围。

表达的言语，力图理解和被理解的言语也是怀疑的言语，表示愿望的言语，想象的言语。

命令的言语叫别人做。怀疑的言语提出问题：这是什么？这表示什么意思？之所以提出问题，只是因为有怀疑；有疑问和怀疑。正如工具是习惯和沉睡，言语在最初演变中也是习惯和沉睡：人们说……。“人们这样做”是受“人们说”支撑的。停滞的文明沉睡在其工具和词句的财富上。

信仰，作为批判哲学以前存在的自发运动，在所有劳动和说话方式中留下了它的日常性的痕迹，在消失的传统中提取动作和短语。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言语是工具的觉醒，只是因为言语是言语的觉醒：“你相信吗？”

怀疑的言语转向他人，转向我，转向意义。怀疑的言语主要是针对他人的言语。他人是回答的人。在回答中，他完全是第二者；他不再是具有产品特点的“东西”，而是作出回答的“你”。不过，当言语试图对劳动得到其结果的方式——即没有产品和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产生心理影响时，言语模仿工业劳动。宣传的言语也是这样，它对机器使一个被加工零件获得有效形式的方式产生心理影响。这种言语完全摆脱了提问和回答的循环。言语也生产；言语不提出要求。只有怀疑能把言语变成问题，把提问变成对话，即变成为了回答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

对话的世界深入和超出劳动的世界：对话的世界之所以深入劳动的世界，是因为它不是没有劳动分工的劳动，不是没有语言交流的劳动分工，语言交流能分配任务，能从人的劳动中得出社会意义。但是，对话的世界也超出劳动的世界；它在工作岗位方面超出劳动的世界：关于分得很细的重复工作，社会心理学却告诉我们：当工人在劳动能“闲谈”时，他们将增加产量，因为他们能在心理上摆脱因自动化效率更高的工作的束缚。在这里，言语有助于劳动，因为言语是劳动的补偿，因为言语有排遣的作用。我们对作为闲暇的对话有何评说，这种闲暇能使人更多地寻求真正的表达，劳动则成了得到闲暇所必需的社会牺牲。

但是，我们将把言语的各种影响延伸到与劳动的文明有关的劳动上。

对他人和转向我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产生思考空间和自由空间的基本怀疑：“我思考……”。内部对话就是思考本身。我承认自己是受命运嘲弄的人。从此以后，无法清除的虫子在我自己的习惯的果实中，在劳动的树枝上，在信仰的根基里。言语是批判的，使一切观点具有批判性。“纯真”的结束开始了。纯真，是“有”的范畴。“有”物体，有自然，有历史，有劳动法规，有统治者的权力。事物、做和叫别人做，可能受到怀疑的言语的怀疑：世界、劳动和暴君，完全受到言语破坏力的怀疑。问题和“怀疑”的伟大哲学——苏格拉底，笛卡尔，休谟，康德，胡塞尔的哲学——只是把言语的这种怀疑力量推到了极点。因此，这些伟大的哲学是反对过早综合的文化的灵魂，过早的综合是由集体信仰的文明提出和规定的。这些文明的统一主题是礼服、剑或工具。

更基本地说，怀疑的言语产生了在意义领域的决定性革命：它把可能食物的范畴引入原始事实（在实际存在和实际证明的双重意义上）的实心结构中。在产生可能性的作用的空间时，言语通过可能的意义重新把握实在事物——行动和事实——的意义；由此产生了科学规律和法律。这也是思维通过问题的“产出”，问题使作为一种经思考的活动，作为一种负责的行为的“投入”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那么怀疑的思维就是否定和肯定的思维，总之，是最简单的陈述的真正基础。因为决定性的回答，基本的回答是说“不”的回答，是把否定性引入意义的回答：一切存在的东西存在着；但言语能说出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已经形成的东西也能解体。否定，就是删除一种可能的意义。尤其是非生产的行为；不进行劳动的行为；但也是把取消和废黜观点（就像人们废黜君主那样）的决定性特征引入自发信仰和意义的自然状态的行为。从此以后，言语世界是人们能在其中进行否定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人们能进行肯定的世界：肯定一下子突出否定能删除或已经删除的东西；肯定确认被否定取消的东西。正是在怀疑的言语的世界里，才有争论。正是争论的世界里，才有肯定。

人们也能说，甚至表面看来仅仅是证实事实的陈述也是怀疑思维的结果；因为一个陈述就是其问题已被省略的回答。没有一个陈述不潜在地回答问题：发生了什么？这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就是对知觉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是由哲学对可感知性质的意义的怀疑，对显现的虚幻的否认提出的。

只有这种怀疑和这种否认才能开辟可能性的领域，以使抽象的和非现实的规律成为可能，例如，惯性定理，无任何符合表面现象的东西能导致这个定理，但整个力学思想都源于这个定理。

把言语的力量局限于命令和批判的两种选择可能是不公正的，哪怕再把怀疑的言语的范围扩大到肯定和否定。

毕达哥拉斯说，言语的四个根是命令，愿望或请求，问题，回答。

这个标题——祈求或请求（eukhôlé）——开辟了言语的一条宽广道路，它使会说话的人摆脱命令（最终消失在劳动中）和怀疑（最终取消能劳动的人）的两种选择。

真正地说，在这里开辟的是一个新的领域：期待从他人得到一切和置人于他人的好意之下的请求，不是来自劳动的我，而是来自受命运嘲弄的我，也可以说，祈求的我。人的言语不完全是一种幻想破灭的言语：当人的言语转向上帝时，它在古希腊悲剧合唱曲的语言里，在希伯来诗篇的语言里，在基督教礼拜仪式的语言里，在信教者自发祈祷的日常语言里祈求上帝。当人的言语转向世界时，它希望成为表达非常用意义——新鲜，奇特，恐怖，温柔，初现，和平——的真正歌唱：荷尔德林和里尔克，拉缪和克洛岱尔证明，言语不能被归结为日常生活，技术和科学，法典，政治，礼貌和日常对话的言语功能。

当言语转向抽象意义时，请求的言语是价值的祈愿，是评价的基本行为。苏格拉底对“美德”一词——即在人间有价值的东西——的意义发动一场语言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在开辟可能的领域的同时，言语也开辟了最好事物的领域。从此以后，问题是公开的：我的劳动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的劳动有什么价值？劳动是人的劳动；是从劳动的个人和集体价值这个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是由言语导致的。

当言语转向人和我自己时，“请求”的言语主要是叫喊的语言。之所以人的命运能在其基本的感情倾向中被发现和表达，是因为叫喊已经被歌唱替代；与祈求的语言相近的一种语言重新把握痛苦、快乐、愤怒和恐惧的日常表达，以便把它提高到一种抒情的纯化表达。古希腊的悲剧，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歌颂悲伤的认识，这是人在用歌唱形象地表现出的和在祈求形成下的痛苦中，从内心产生的认识：

上帝啊……，不管你的真正名字是什么，如果这个名字使你感到满意，那么我就用这个名字称呼你：我仅仅认识能使我真正摆脱我的烦恼和痛苦的上帝……

他为人开辟了明智的道路，为了戒律献身于人：“为了理解受难”。当痛苦的悔恨在沉睡中，在心灵的注视下渗出时，在其中的智慧仍然在渗入。我相信，这就是坐在天栏杆上的诸神的善意暴力。（《阿伽门农》）

因此，在我们顺便描述的几个方面中，言语发展了意识和自我表达：我得以作出决定和在我的感情混乱中我作出一个决定的命令的言语；我得以提出问题和使我产生疑问的怀疑的言语；我得以考察自己，证实自己和表明自己的直陈的言语；我得以歌颂人类和孤独的基本感情的抒情的言语。

对言语力量的简述的结论是，劳动和言语的相互蕴涵和它们的潜在分离一样明显。

人们可能会说，当人通过一种或多或少艰辛的努力，以对付我们之外或我们之内的一种自然的阻力，产生能满足需要的有用结果时，就有劳动。

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包含了言语，因为说话也是一种或多或少艰辛的努力，一种产生能满足群体需要的有用结果的工作，尽管只是作为物品产生的阶段。但是，语言的本质在劳动的本质之外：言语能表达，但不能产生。产生的终结是一种实际的结果，言语的终结是一种被理解的意义。此外，言语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无根据的；我们不能确定一种言语是有用的；因为言语在寻求，言语引起需要，言语更新工具；但言语也能在公理系统中自我满足；言语进行证实，言语提出问题；言语提出请求。言语也能表达任何东西，也能闲聊、说谎、欺骗和胡说。劳动也能容易地使言语感到惭愧，因为言语似乎不做任何事情。关于言语的虚妄，哈姆雷特说：words！words！words！^[16](www.xing528.com)

但是，如果没有言语的崇高和虚妄，劳动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

劳动和言语的这种辩证法如何能有助于我们转向文明的当前问题？从根本上说，它能使我们避免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办法来解决维持我们的文明运动的紧张。

这种辩证法的当前形式将成为过去和应该成为过去；其他的辩证法将出现和提出新的问题。

劳动和言语的辩证法的当前历史形式是由两个不能相互归结的因素决定的。

1）人的劳动在雇佣劳动中被异化，人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人分离的劳动力进行交易；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受市场规律支配的东西进行买卖。劳动的这种经济-社会的价值降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一个结果；人们希望和应该希望这种情况随着雇佣劳动的条件的消逝而消逝。相应于劳动的经济-社会价值下降，是言语占有的尊严，言语变得越来越傲慢，因为它不想知道它也在服务市场上进行交易：有一种完全与劳动的屈辱对称的文化的傲慢，它必然随着劳动的屈辱的消逝而消逝。这种傲慢的根基是深层次的；根基就在古代文化（古希腊文化，而不是犹太文化）中；劳动是奴隶的工作——是奴役的，文化是自由人的工作——是自由的。因此，奴役的艺术和自由的艺术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在历史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当文化巩固了贬低劳动的制度时，文化就自我评价，更确切地说，过高地自我评价。

应该更进一步：随着文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种剥削劳动的手段，有一种文化的罪恶：领导者，管理者，冒风险者（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计算和风险的经济）就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和善言的人；需要“知识分子”来提出体系的理论，并向受害者讲授和解释体系的理论。总之，之所以资本主义能作为经济继续存在下去，只是因为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道德和一种宗教。所以，言语对劳动的贬低负有责任。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思想对整个古典文化抱有一种全面的憎恨，因为古典文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因为古典文化能帮助剥削阶级夺取和维持政权。任何致力于思考和写作的人，如果在学习或研究中不受到劳动作为一种商品买卖的制度的束缚，都能发现这种自由和这种快乐是腐朽的，因为它们是劳动的对立物，或多或少是劳动的条件和手段，而劳动是没有自由和没有快乐的，因为劳动被认为和被当作一种物品。

2）但是，现代的劳动条件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条件确定的，而且也是由连续的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形式确定的；这种形式相对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的体制，并提出了在劳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领域的革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使这些革命能更正确地提出和更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古代劳动在或多或少需要专业技能训练且分得很细的重复工作中的分裂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把自己的劳动当作没有意义和没有快乐的一种纯粹社会牺牲时，哲学家和神学家对劳动的赞美不应该消失在云雾之中。劳动的快乐在劳动之外，在消费者的享受和因工作日缩短而得到的休闲乐趣中。不过，在今天，在分得很细的重复工作中的这种分裂不仅涉及到工业劳动，而且也涉及到办公室工作，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科学的专业化中，在医疗的专业化中，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在脑力劳动的所有形式中。

确实，在所有部门中，这种分裂和这种专业化因新的全能工种的出现得到补偿，例如，建筑工人，调整工和机器修理工。由于整合到目前为止分离的学科和使之系统化的新理论的出现，人们也看到各个学科的重新分类。但是，我们将在下面指出，补偿专业化的这种多智能为什么不是理论的、公正的和长效的文化的产物，因为文化不断地改变和纠正熟练工人和专业研究人员的技术培训。

于是，我思忖现代劳动的技术条件是否揭示了在社会“异化”之外取决于其“客观化”功能的劳动的贫困。人们赞美这种“客观化”，因为就是靠着它自我实现、完善和发展的。人们甚至用客观化的哲学方法来解决在实在论和唯心论、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等之间的争论，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古代难题。劳动的本质在于把我和一种确定的和有限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劳动中，我表明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当我在做某种有限的工作时，我表明我能做什么；我的工作的“有限”把我呈现给他人和我自己。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呈现我和掩盖我的运动也实现了我和使我失去个性。通过劳动——包括脑力劳动——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客观化”运动趋于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我在无意义的行为中，在本义的无意义的活动中的消失。不过，做人，不仅要做有限的事情，而且也要理解所有的事情，走向与无意义的行为相反的另一个极限，走向我称之为世界和存在的人的存在的整个领域。沿着现代劳动为我们开辟的道路，我们突然回到我们关于言语的讨论，言语能表示整体，是通过整体理解意志。

因此，劳动的现代发展也许仅仅揭示了劳动的一种内在倾向，劳动在实现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消失在有限之中。自我的这种不知不觉的消失是通过烦恼表现出来的，烦恼将逐渐地代替在进行劳动时的痛苦，就像客观化的痛苦更微妙地体现在源于现代劳动的分裂和重复的一种心理疾病。

这种倾向不能归结“异化”，因为从本义上，异化表示人不仅被另一个人剥夺，而且也是为了剥削他的另一个人的利益而被剥夺。异化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归根结底，一个政治问题；客观化则提出了一个文化问题。

于是，我思忖在文化的当前动荡中是否有某种相应于现代劳动的基本动荡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的文化腐朽中，艺术、文学和大学教育表达了人拒绝适应现代世界的无声抵抗。

当然，这种抵抗不是单纯的；它表达了青年人面对技术世界急速变化的恐慌；它表达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原有关系的解体；它表明了对打乱的时间节奏的不安。这种恐慌夹杂着一种内疚，瓦莱里的苏格拉底的内疚。当瓦莱里的苏格拉底在阴间遇见建筑师厄帕利诺时，为没有亲手建造房屋，仅仅在沉思，即仅仅在谈论而感到内疚。内疚常常会变成憎恨：因为如果苏格拉底发现他不是为了理念的实在性而离开洞穴的昏暗，而是为了言语的昏暗而离开机器的实在性，那么苏格拉底会憎恨机器和实在性。

这一切不是单纯的，不是绝对真实的。在不断增强的恐慌和内疚中，文化表达了对适应的合理拒绝。文化也使人不能再适应，使人为开放、为前景、为其他东西、为一切作好准备。“人文科学”，历史，尤其是哲学的任务是用“思考”来反击“客观化”，用批评家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疑问和用诗人的歌颂来补偿工人对一种有限劳动的适应。确切地说，教育也许只不过是在客观化（即适应）的要求，和思考以及不再适应的要求之间的正中，但难以达到平衡；正是这种紧张的平衡使人直立^[17]。

现在，我能表明我所主张劳动文明这个概念的理由和范围。我完全采纳巴尔托利（Bartdi）提出的定义：“在一种文明中，劳动是经济和社会的主要范畴。”只要人们接受我们在别处对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式下的资本主义所做的批判，这个定义就不会有问题。如果焦点不是对准沉思的幻想，而是对准金钱崇拜物，那么这个定义就更站得住脚。在劳动的问题上，它使经济学家的思考胜于哲学家的思考。

根据巴尔托利的观点，我提出如下几点：

1）劳动文明首先是一种劳动经济，在劳动经济中，合理的计划指导代替了市场规律；在劳动经济中，货币和价格被其所谓的经济自发调节者的功能取代；财富的分配至少暂时按照劳动和按照劳动生产率：工资不再是劳动-商品的价格，而是分配社会净利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劳动经济已经在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特别是在劳动组织法、工资结构改革和充分就业政策的形式下，劳动经济只是处在倾向之中。

2）如果劳动经济不是一种劳动者自己的经济，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实际上不亲自管理工厂和工业，如果劳动者没有管理的能力和责任，以便摆脱主管人员和技术官僚的新的统治，那么劳动经济就不能成为一种劳动文明。

3）如果劳动经济不是一种劳动民主，也就是说，如果在体制方面，劳动者没有参与国家机构，那么劳动经济就是一个骗局。

从此以后，劳动文明是否不再意味着工会进入国家机器，而是意味着与工业化时期强加给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集权制相去甚远的权力分散、分享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劳动文明，即使劳动经济已经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甚至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存在。

4）最后，我还要补充说，劳动文明是一种新文化通过劳动产生的文明。分工极大地抑制、但不能完全阻止职业和岗位的社会融合，必然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产生巨大影响。当劳动者不仅迅速进入经济和国家的管理，而且也迅速进入科学和自由职业，特别是能利用文学和艺术表达时，就必然会产生独立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方向的深层次的文化变革。现代文化需要通过思艺术家在劳动世界中的存在和结合来清除不健康的东西，不自然的东西和自恋的东西；现代文化能重新发现博爱，更有生命力的主题，以摆脱无用的空谈。因此，劳动文明也意味着通过劳动的美德改变言语的贫困。

劳动文明的主题将通过职业和岗位的社会融合，造成劳动世界对文化世界的影响；它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但不会过分。否则，就有两种令人畏惧的“欺骗”；第一种欺骗在于把整体的文化当作技术活动的颂扬，直截了当地说，当作工业化的一个因素。如果劳动文明在于宣扬一种讲效率，注重实效，深受技术成就和集体生产活动的吸引，在社会劳动产品的日常使用中疲于奔命的人，那么就应该摈弃以劳动文明的优美标签引起我们的仰慕的这种新的崇拜物。

第二种欺骗在于把一种受到劳动启示和由劳动者建立的文化与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混淆在一起。这种危险是前一种危险的极端形式；在通常相当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生活经济奠基时期，国家机器试图使整个文化服从集体化事业，把指导集体化事业的世界观强加给社会团体。

因此，劳动文明不再仅仅是劳动影响言语的文明，而且也是言语只有两个对象——劳动本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文明。我们对劳动和言语辩证法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言语的批判和想象功能与劳动的有效功能之间停止呼吸的一种文明必将陷入停滞。一种文明只有当承担所有的言语风险，公正地对待一种必不可少的政治功能的缺陷，它才能保持发展。言语的这种风险是劳动文明为言语向劳动提供的服务付出的代价。

言语的服务幸免于在雇佣劳动中劳动的社会“异化”；因为言语的服务回答了在分得越来越细的单调且有限的劳动中人的“客观化”所提出的长期问题。以劳动的“去异化”的紧迫任务的名义否认这些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一切思考和一切行动应根据短期风险，也应根据长期风险分层次进行。

1）我以为，言语对劳动提供的最初服务是劳动分工的缓和作用。在这里，我们重新考察工业劳动的社会心理学提到的所有问题；在最低的层次上，言语的这种缓和作用相当于在车间里休闲和闲谈的作用，车间里的工作分得很细，非常单调，因此，最好能自动化，使劳动变成一种标准的监督，使工人的精力转向其他事情：闲谈，闲聊，听音乐，和——为什么不呢？——参加有教育意义的讨论会，等等^[18]。在最高的层次上，这种缓和作用具有了解车间的所有工作岗位，理解在企业中直至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形式。对生产过程的这种全盘了解和理解，就是确定分得很细的工作并给予它一种意义的“内部言语”。在较高的层次上，这种缓和作用相当于一种多职能的培训，以适应工作岗位的变动并与自动化造成的个性丧失做斗争。人们看到，我们的劳动和言语的辩证法也把我们引向技术教育所提出的问题的中心，技术教育必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转向专业培训，另一个方面转向一般的文化；最实用的培训也有一种文化价值，只要它能把手艺和技能纳入物理-数学的理论知识；文学和历史实现了职业培训向世界的“开放”，肯定了技术教育完全是一种文化。

在最高层次上，劳动的缓和作用的地位是社会意义给予它的地位。各种书籍，像《资本论》那样的书都是起源于现代的革命，决不是偶然的。最终说来，谈论人的劳动就是进入政治家的言语。因为当作为宣传者的政治家没有掌握政权时，他的言语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弗里德曼讲述了乔治·纳韦尔（Georges Navel）的名言的一部分真理：“人们只能通过政治参与来治愈工人的忧郁症。”

2）言语提供的第二个服务是用休闲来补偿劳动分工。和劳动一样，休闲日益成为文明的大问题。

正是通过言语，也通过体育运动，野外宿营，家庭杂活，等等，与自然，与生活，与原始环境失去的联系能重新恢复，也许，在深层次上，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更平缓、更自在、更放松的时间节奏能重新恢复。

不过，现代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随着休闲的增加，休闲也因技术的侵入而降低价值，技术使生产、交通和所有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我们的休闲（艰难地通过工作日的缩短获得的休闲）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政治和小说中，在戏剧和交谈中人的言语的性质和对人的言语的重视。因为如果这种意义因休闲而失去其生命力，它何以能服务于人通过劳动维持生计？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应该用宣传的“花言巧语”和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来损害言语；这就是为什么最终说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承担自由言语的风险，如果它不想在精神上贬低它在物质上造就的人。

3）在人的所有实际活动方面，言语还有一种奠基功能。言语大体上是“理论”功能的载体。任何技术都是一种应用知识，任何应用知识都起源于最初无应用价值的知识。实践不能概括人的一切。理论也有其存在的理由。这种奠基的理论从数学走向伦理学，从物理学理论走向历史，从科学走向本体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是在一种非急功近利的态度中被提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为理论思辨和无直接或明显应用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文明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前面把“教育”叫做在人的培养中适应和不再适应的问题。大学应该成为这种活动场所。这就是为什么有理由要求大学尽可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无愧地继承中世纪大学的古老传统，因为这种传统始终是克服现代劳动的奴役的特有手段，只要所有劳动者都能看到这种奴役。

4）最后，在这种奠基功能方面，言语接近于一种创造功能：通过文学和艺术，人的意义的发掘和发现继续进行，任何国家都不能规定人的意义，这是艺术家和产生艺术家的社会的最高事业。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说出其同时代人已经知道的需要，政治家已经陈述过的需要的人，而是对已经被人类现实认可的知识进行更新的人。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言语的想象功能，我对言语力量的沉思以此告终。我们现在理解，言语的想象功能是一种文明计划的根基，甚至是一种劳动文明计划的根基。

在这里，言语是否也涉及到一种基本的创造？言语神学是否与劳动神学最终一致？也许是。但是，这首先意味着在人的有限性中，我们需要劳动和言语，以便置身于在我们之外的创造性言语的意义中。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类文明同时是劳动文明和言语文明。

[1]本文最初是提交给“思想大会”（1951年9月在法国茹伊昂若萨举行）讨论的一份报告；我们没有改变其纲要式的和单方面的特点。它唤起了讨论必然产生的其他补充观点；我们不准备把这些观点引入本文，以便人们能更好地讨论和批判本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引入《在私生活和在政治中的真理和谎言》中更详细和更具体的其他两份报告；本文只是一个引论，可以说，是其他两份报告的说明。

[2]涅索斯（Nessus）的内长衣表示致命的礼物，出自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被害致死的原因。——译者

[3]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强调以进化的抽象概念为基础编纂现代科学史。著有《世界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的宇宙学说史》（1913—1917年，此书分12卷，只完成5卷）等书。——译者

[4]参见D.Dubarle：《基督教和科学进步》，载于《精神》杂志1951年9月。

[5]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二节：“论统一的愿望和任务”。

[6]《新约·歌罗西书》第二章，第9节。——译者

[7]这两个德文和意大利文的“领袖”，都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用过的称号。——译者

[8]《时间的辩证法》。

[9]胡塞尔叫做Lebenswelt（生活世界）的东西，海德格尔叫做相对于本体论的本体现实的东西。

[10]这篇文章是第三版增补的。

[11]爱筵（Agapé），教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均有此词，意为“爱”，是早期基督教徒的聚餐。——译者

[12]里比多（libido）是弗洛伊德所创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指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译者

[13]亚特兰蒂斯（Atlantis），古希腊传说中在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屿，曾被柏拉图提到过，据说有高度文明，可能是在一次地震后沉于海底。——译者

[14]关于这一点和以下几页的一些其他方面，我的分析在展开的过程中得到Walter Porzer的分析的充实，参见其著作：《语言的奇迹》（das Wunder der Sprache）第九章，“言语的作用”。

[15]布里斯·巴兰：《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研究》。

[16]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王子哈姆雷特为了报杀父之仇，装疯以迷惑仇人。大臣波洛涅斯看见他整天看书，问他读的是什么，他说全是空话！空话！空话！——译者

[17]《言语是我的领域》，见《精神》杂志，1955年2月。

[18]弗里德曼：《人的劳动走向何方？》，“耳机”，第207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