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财政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超越前人及同期的学者，其所接触的财经范畴范围也相当广泛，他的财政观点很多，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其公债思想。他从1904年起就开始撰写与输入外资相关的著作，以后10年时间共发表至少10篇外资问题的专著，占他经济论著中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他对于公债问题的探讨条条分析周密细致，在资产阶级的财政学限度内瑕疵甚少，可以算是梁启超所有经济论述中最好的一部分，这与他其他的财政论述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这部分必然是应当重点介绍的。他的公债议论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其一，公债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它强调发行公债不仅仅以财政用途为限，还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84]其二，外资的作用。梁启超从1904年就开始谈利用外资的问题，那时候正是人们普遍对利用外资有反感的时候。他认为对于外资不必要畏之如虎，完全可以借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他能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需要有相当的理论认识的，经过了70多年他的观点才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和理解。其三，外资的用途。梁启超已经考虑到引进外资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提出外资的用途和管理应当与主权挂钩，说明他所设想的外债是不提供担保抵押品的，并坚持不能用放债国人员来管理经营的外资兴办企业。其四，举借外债的对象。他建议由大清银行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不由外国政府做中间人，更好的办法是向外国人发放我国债券，其发行方式由我国各银行与欧美资本家共同结成辛迪加代向外国市场出售。其五，公债的偿还问题。在公债的偿还问题上，他的观点更为特殊，他认为国家所举借的公债绝不必要还清。梁启超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的财政思想本身，而在于其思想所产生的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他的财政著述作为整个经济著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不仅数量超越前人和同辈，其接触的财政范围也甚为广阔，为其他同辈所不及。
周学熙（1865年～1947年）曾经于 1912年～1913年和1915年～1916年两次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他的财政思想主要是出于他为了摆脱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困难所提出的整理财政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确定国家税和地方税的不同征收范围及具体项目。此举是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权力，通过区分国地两税，把大部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其二，以量入为出作为制定国家预算的基本原则，扩大课税范围。其三，重视税源的培养。此外，周学熙还主张聘用外国财政大家参与我国财政事务，并设想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待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后，即将私人难以创办的公司或事业均由国家直接经营，此为富国强国的根本。由此可见，周学熙的理财方案无论在指导方针、财政原则还是具体政策上，均以西方或东洋财政理论为基础，很少再保有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痕迹。周学熙为弥补财政亏空和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以损害甚至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如他参与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将中国盐税管理权拱手交于外人，又鼓吹聘用外国财政专家，有助于广开财源而未考虑当时条件下会带来引狼入室的后果，因此他的财政观点一直广受诟病。
孙中山（1866年～1925年）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从财政思想角度考察，孙中山对我国古代财政思想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他思想的另一特点是他的财政思想随着他的革命思想不断向前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思想家的思想观点，由于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大都起了一些变化，可是他们中的多数均系由进步转到落后甚至反动，像孙中山这样持续进步，一直保持着其革命光辉者形象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也是极为少有的，他的财政观点亮点主要体现在节制资本与利用外资两个方面。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源于辛亥革命胜利之初，而作为经济纲领的则是他在1919年所写的三民主义原著中才正式提出的节制资本纲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从财政上看，他把国家资本经营的银行铁路航路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入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他曾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地价税，第二种是铁路收入，第三种是矿业收入。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首先是采用所得税来限制私人资本。关于西方的所得税，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曾不断有人提及北洋军阀政府还颁布过所得税条例，以图增加税收，但实际上未能实行，但是从来未有人像孙中山那样公开主张以累进所得税制作为节制资本的主要手段，这又是他在吸收西方思想时所提出的与众不同的观点。足见他在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弊端和贫富差距的思想要求的强烈。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几个要点，其一，借债需分别向几个国家进行，不能集中于一个国家。其二，可以按照借款合同雇佣外籍技术人员，此等人员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义务。合同期满时，是否留用由我国决定，不得苛求勒索。其三，选择有利所图，必选有利之徒以吸引外资，以免不利于偿还。其四，从事经办借债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才不至于受到外国资本家的蒙骗，这也是利用外资能否成功的关键，他的这些利用外资的原则到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2]《史记·夏本纪》。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5]《尚书·皋陶谟》。
[6]《史记·夏本纪》。
[7]《礼记·王制》。
[8]《逸周书·文传篇》。
[9]参见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10]《史记·孔子世家》。
[11]《论语·学而》。
[12]《论语·公冶长》。
[13]《论语·先进》。
[14]《论语·颜渊》。
[15]《孟子·梁惠王上》。
[16]《孟子·告子下》。
[17]《孟子·离娄上》。
[18]《孟子·梁惠王上》。
[19]《孟子·公孙丑》。
[20]《孟子·告子下》。
[21]《孟子·梁惠王下》。
[22]《荀子·富国篇》。
[23]《墨子·尚贤中》。
[24]《墨子·非乐》。
[25]《墨子·节用上》。
[26]《商君书·外内》。
[27]《商君书·垦令》。
[28]《商君书·弱民》。
[29]《韩非子·六反》。
[30]《韩非子·备内》。
[32]《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33]《汉书·诸侯王表》。
[34]《史记·高祖本纪》。
[35]《汉书·刑法志》。
[36]《史记·平准书》。
[37]《汉书·景帝纪》。
[38]《汉书·刑法志》。
[39]《汉书·食货志》。
[40]《汉书·食货志》。
[41]《汉书·食货志》。(www.xing528.com)
[42]《汉书·高帝纪》。
[43]《史记·平准书》。
[44]《史记·平准书》。
[45]《史记·平准书》。
[46]《盐铁论·复古》。
[47]《史记·平准书》。
[48]参见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195页。
[49]《汉书·沟洫志》。
[50]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
[51]参见《傅子·平赋役篇》。
[52]参见《隋书·苏孝慈传》。
[53]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54]参见《旧唐书·食货志》。
[55]《新唐书》卷五十四。
[56]《新唐书·刘晏传》。
[57]《新唐书·刘晏传》。
[58]《新唐书·刘晏传》。
[59]《旧唐书·杨炎传》。
[60]参见《旧唐书·卢杞传》。
[62]参见（唐）白居易：《白香山集》卷四十六。
[63]（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64]《宋史·食货志》。
[65]参见《旧五代史》卷七十六。
[66]参见（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载《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
[67]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六。
[68]参见（宋）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五·言蓄积札子》。
[69]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
[70]参见《元史·耶律楚才传》。
[71]（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二。
[73]（明）李贽：《李氏文集》卷一八。
[74]（明）李贽：《藏书·卷一七·富国名臣总论》。
[76]（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六》。
[77]（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上》。
[78]（清）王夫之：《噩梦》。
[79]（清）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
[80]参见［英］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44～945页按语。
[81]参见（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82]参见（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议驳京僚陈阻铁路各奏》。
[83]（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84]参见梁启超：《饮冰室丛著·第十种·政闻时言·外债平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