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全球化与后全球化进程与前景

胡智锋

当前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新全球化；第二是戏剧与影视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第三是“双一流”建设。这三个新环境，都共同显示了对“戏剧与影视学”这一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

首先，新全球化。

新全球化在最近一两年快速开始了一个新的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类似的行动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屡屡发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这跟美国以往主导全球化的做法大相径庭。就在中国开启“一带一路”倡议之时，美国却步步后退，不经意间中国已经接力美国承担起了引领新全球化新阶段的重任。

世界格局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实际上长期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解放了人；又经过了工业革命——这个产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一阶段所积累的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财富总和；再经过了近代19、20世纪的社会革命——这些社会革命解放了生产关系，从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以及之后的社会革命，最终建构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

经历了上述大的运动和革命，西方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建构起来，这个体系一直在主控着人类社会，这种以二元对立哲学为主建构起来的西方文化甚至影响了全世界，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深刻引领着人类社会。

其实，这个状态自19、20世纪以来一直在东西方的冲撞当中试图调整，东方在其中处于弱势状态。直到今天，这个局面还在慢慢地调整，只是与几百年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方，尤其是中国正变得强大起来。2012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预测，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近几年，有人说中国正在推进“新四大发明”：支付宝、微信、共享单车和高铁，所有这些都让全世界为之侧目。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开启“新四大发明”也好，开始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也好，或许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也好，一方面，这些让中国人百年来的屈辱得以洗刷；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体系依然强势地主导着世界，特别是在文化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的经济硬实力在快速发展，但我们在文化上还没跟上。

当我们为电影票房骄傲和自豪的时候，也要清醒地盘点到底留下了多少经典电影和其他文化艺术作品。中国在经济快速崛起之时，文化软实力怎样才能够与之相匹配，逐渐提升起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当前，我们明显感觉到世界其他国家在给中国投来谄媚的笑容的同时，内心其实是复杂的，他们并不是真正地钦佩和崇仰。

中华文化一定要表现出足够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才能让世界真正敬佩。影视作为当今世界最直观、最生动的文化载体和传媒载体，在文化创造、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戏剧与影视领域理应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到龙头的作用。

其次，戏剧与影视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加快戏剧与影视发展和国际传播的迫切需求将是巨大的国家需求。这就需要推动影视行业大发展、大繁荣。具体来看，在过去若干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电影超快速的发展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中国电影票房从2001年的不足10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559.11亿元；2018年2月份，中国电影单月票房就达到了100亿元。16年间，中国电影票房跃居全球电影市场的第二位。仅《战狼2》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就已经逼近2009年全年的票房。2016年国产电影《美人鱼》的票房达到了33.9亿元，这在当时非常惊人，但2017年一部《战狼2》就冲到了56亿元，在全球电影票房排行中都名列前茅。

除了电影，电视的资本体量也非常大（还不算影视新媒体的贡献）。电视仅广告收入就有1000多亿元的体量，如果再加上其拉动的其他行业，这将是多大的一个“盘子”？近年来，戏剧产业与行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类剧场商业化、公益性的演出日益丰富和活跃；除了正规专业剧场的表演之外，业余表演、院校表演也非常活跃，并日益丰富。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戏剧与影视业在过去若干年间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巨型的产业，并且这个产业还在快速成长中：影视产业在未来有望达到我国GDP的百分之一的体量，将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现状和前景对“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有什么需求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冯小刚曾提出要创办电影的蓝领学校，他预测只是电影蓝领人才的缺口就有40万左右。他说的还只是一个中低层的技术工人的体量。

从总体上说，我们需要三种类型的人才。第一，国际型人才，即能胜任国际合作的人才，在国际谈判和交流中能够发挥作用；第二，复合型人才，也即既懂一些艺术，又懂一些经营，还懂一些法律等其他领域的知识，能够做项目经理人，负责项目化运作的复合型人才；第三，专业型人才，除了冯小刚所说的蓝领人才外，还包括掌握新科技手段的科技型人才，等等。戏剧与影视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一定会对“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有强力的需求，我们培养的人才，能不能适应这种需求是特别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双一流”建设。

当前，“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在“双一流”建设中“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只有三个学科点入选（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跟文史哲经法相比，这个学科还太弱小，但从其相对快速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也引以为豪。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成立时，中国有影视学科的学校只有北京广播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少数几家。最近这些年，影视无论从社会认知，还是从内部发展来说，都陡然成为热门专业和领域，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成长。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学科，在黄会林先生的带领下，1992年建系，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快速走过了一般需要几十年积累的学科发展路程，达到了能够入选一流学科的程度。这显示了这个学科巨大的成长性，也显现出国家对“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某种期待。

在这样的国家需求、行业需求和学科发展需求的新环境下，中国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做好准备了吗？目前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多种功能的践行，是不是能够适应和满足这样的需求？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分析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第一，人才培养。

目前，影视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体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在当前如此大的影视产业体量之下，每年能够培养出的合格人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令人担忧的。冯小刚之所以要创办蓝领学校，是因为影视行业所需要的影视人才，在当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和适应的。

在2016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中，笔者和张宏森局长有过交流，其中说到一个案例。某个剧组拍一个电影需要油漆几个柱子，该片是中美合拍的片子，当时美方导演说必须从美国专门请几个油漆工来，中方导演说我们剧组就有油漆工，为什么要专门从美国请，这会花费很高的成本。后来我们自己的油漆工上手去试，刷完的结果是不能用，根本达不到良好的视觉效果。可见，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判断和感觉，很多时候是原始和粗糙的，我们所理解的专业人才离真正的影视行业所要求的、能达到精良制作的水准，还是有差距的。一定程度上说，不是我们培养的人不够多，而是我们培养的人才不能达标。

这种人才短板，不只在技术层面能看到，从更高级的专业层面来看，比如说国际型、复合型的专业性人才，我们更是质量不达标。针对这样的人才培养需求，我们的课程体系、专业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能否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毫无疑问，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挑战。(www.xing528.com)

第二，学术研究。

中国影视学术在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项目、著作、论文数量增长很快，但是真正产生较大学术影响乃至国际影响的作品并不多。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在中组部“千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国家级项目中，是否有影视学科学者入选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到目前，整体状况是令人汗颜的。

这个局面我们如何去改变呢？目前的学术和科学研究状况，是不是能够满足国家和行业的学术需求呢？从学科理论发展来看，我们的专业跟其他专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也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三，社会服务。

当前，“戏剧与影视学”学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服务影视行业的发展，为影视行业提供科学的咨询和专业服务，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戏剧与影视学”学科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当前，我们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影视行业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影视策划、论证、咨询、引领，包括影视生产创作方面，影响力不大。虽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理论，参与到重大作品的策划、创作当中去，但这些都还属于个案，从整体上来看，尚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第四，文化创新。

我们还没有十分强大的能力从自己的影视生产、影视学术研究当中凝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创造出当代的文化价值，代表中国产生世界级的影响。例如，熊猫是中国的，功夫是中国的，可是《功夫熊猫》却是美国的，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因此，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四个方面，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不足，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影视人，需要挑起重担，顺应时代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面向未来的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在方向性的判断方面，笔者有三点思考：第一是人文性，第二是科学性，第三是创新性。

第一，人文性。

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发展，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时代性机遇，另一方面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怎样去发展，用什么样的理念去发展？首先要强化人文性，这是一个价值功能和价值属性的问题。

固然，我们的影视行业需要能拍、能演、能导、能制作的专业人才，这是一个直接的、显性的存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技术背后是文化，这是更深层、更厚重的一个存在，也就是“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在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建构下应当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要把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融入有中国特色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建设当中，这一点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去鼓与呼。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影视基本上是以苏联为师的。苏联体系的意识形态政论能力是领先的，当然这个阶段我们在民族影视的探索上也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大门向西方打开，学科建设上更多接受的是西方的影响，包括西方的传播学、电影学的学术影响。就这些影响来说，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其科学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层面，比如种族歧视、文化歧视，在其影片和理论中比比皆是，这些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文化建构来说，有没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

我们的前辈黄会林教授，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举起了建设影视的中国学派、走民族化道路的大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当中，把中华文化的哲学、美学、文化价值的深层次的定义融入到学科内涵当中，这是提升我们人文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向性的东西。

第二，科学性。

在“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中，一是要尊重专业规律。影视创作和传播都有自身的规律，电影有电影的规律，电视有电视的规律，新媒体有新媒体的规律，这些规律中的技术规范、创作规范、传播规范，都需要从专业视角加以尊重，这是我们科学性的第一个内涵。二是要尊重逻辑性。在“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内部构建中，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不同逻辑是怎样的？在每一个层面中，术和道、专业和通识教育是怎样的比重，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去展开？这需要内在的逻辑去支撑，也都是我们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再比如理论与实务、人文与技术、技术与艺术、创作与传播之间的比重和衔接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

第三，创新性。

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发展应该有勇气去大胆创新，因为影视一方面是媒介和手段，另一方面是功能和价值。“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全世界没有定论说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去展示和展开，每一个学科都有创新的空间。我们有综合性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师范类大学、专业类艺术院校，我们有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文学院、影视学院……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院，影视人才培养的理念和路径会有所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为我们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未来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构中，每个学校、每个学院、每个学科点，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在自己的平台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差异化的寻求当中，创建出自己的特色。

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具体的创新模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在传承中创新、弃旧更新。在新的环境下充分吸纳历史经验，结合新的时代需求进行整合。其次，敢于进行全新创造，敢于立论。根据国家、行业、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创建新的学科、新的专业、新的方向、新的课程、新的教育内容、新的社会服务模式等。最后，广泛借鉴与整合。从传统当中，从国际同行的经验中，吸取精华，结合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的特色，整合出新的学科发展经验。

通过人文性、科学性、创新性的建设，沿着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行业发展的需求来谋篇布局，规划设计形成新的教育模式、科研模式和社会服务模式等，只有这样，才能将“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更好地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也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目前，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面临着新全球化、影视行业大发展大繁荣和“双一流”建设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机遇。尽管我们有若干的问题和不足，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能够振奋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奋发有为、抓住机遇，在国家需求、行业需求和学科自身发展需求的大好机遇和时代机遇下，找准定位、谋篇布局、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打造出无愧于时代，不断适应和满足这些需求的中国特色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体系，包括我们的影视教学体系、科研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和文化体系。期待为国家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发展和影视行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