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艳
近两年，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2]，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开始动摇，而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却在逐渐扩大。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也有人认为这是“后全球化时代”或者“新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在这种新的世界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球扩张和渗透的发展方式将会改变，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各国间相对平等的“对话”式发展模式。[3]第三世界国家应逐渐改变低势文化姿态，不宜再仅仅作为被影响者，而视西方为高势文化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迅速崛起的国家，更应积极地树立文化自信，以独立的文化姿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然而，对于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的现状来说，这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历了以及正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西化”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褒西贬中”的现象颇为普遍，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思想文化为评判的标准是当下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在这种情势之下，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无疑是又一次思想扭转，这绝不是喊一喊口号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在文化实践中去实现，具体来说，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以西方的思想为准则，而是以独立的民族思想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时候，才意味着真正地形成了文化自觉，真正地实现了文化自立，真正地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在这样的视域下看中国商业电影创作，同样存在着“西化”与“民族化”的问题。2002年，以《英雄》为开端，中国商业电影创作进入了“大片时代”，从影片制作、营销方式到叙事模式、故事类型都开始向好莱坞学习。十余年来，中国商业电影在票房上屡创佳绩，但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却屡遭诟病。究其根本，原因之一正是中国电影在向西方艺术思想靠拢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西方思想与民族思想的融合问题，才在叙事中时常出现基点错位、逻辑混乱的现象，难以产生动人的艺术力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需要从具体问题入手，需要条分缕析、深入其中，不能仅仅停留在指出问题、空喊口号的层面。本文尝试从个体性建构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当下中国商业电影所体现出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以期深入地认识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建构性问题。
“个体化”叙事是中国电影在现代性转化与娱乐化转向过程中的一种自觉选择，目的在于突破宏大叙事建立的集体话语模式，建构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个体话语模式，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简单说，就是要让人回归为人，而不再做政治的传声筒或某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化象征，将人从社会权威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个以自然人性为表征、带着与生俱来的欲望和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事实存在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高大全”？“三突出”式的？“阶级论”的？中国商业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让人回归到七情六欲式的存在。于是，这些影片塑造了大量被“物欲”支配的个体形象。
这些影片以私人化的个体欲望为叙事的动力。在这些影片中，通常将人视为一种欲望式的存在，物质的或身体的欲望成为最主要的支配力，人围绕着性欲、物欲、名利欲生活。即便是理想，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而已。人被限制在世俗生活的层面，眼界所及仅限于私人生活的范围内，似乎任何超出个人生活范畴的东西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都无法让他们理解。比如《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重返20岁》等现代都市题材的影片，其中的主人公莫不是在为个人的生活理想和目标打拼、努力、挣扎。这样的人物设置比较“接地气”，更接近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通大众的形象，容易引发一般观众的情感共鸣。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影片，这样的叙事确实成功地从社会权威思想的限制中突围出来，让人回归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艺术的进步。
然而，仅仅局限于社会个体生活范围内的叙事是无法完整地表现出人的现实存在特征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社会生活包括社会集体生活、社会全体生活和社会个体生活三大部分。社会全体生活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存在，直接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集体生活是与个体的人直接相关的群体性活动；社会个体生活指的是生命个体在社会范围内的所有活动，又可分为生存、享受、发展和能力四个层次。“生存”包括衣、食、住、行、婚姻等方面的活动，“享受”包括各种文体娱乐等方面的活动，“发展”包括各种学习提高等方面的活动，“能力”包括劳动中、交往中以及政治、道德、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中的能力表现活动。[4]社会个体生活是人具体的存在形式，只有抓住了人在社会个体生活层面的存在，才能展示出人最生动、最鲜活的存在状态。社会全体生活和社会集体生活没有实在可见的形式，只能通过社会个体生活来承载和体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社会集体生活和社会全体生活的存在。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也许大多数人的确只局限于社会个体生活的范围内，但这是人的一种庸常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
局限于这个层面的叙事容易将电影创作引入误区。其一，这种叙事将对人的表现停留在本能的欲望上，刻意忽略人性中精神追求的部分，看似强调了个体，却忽略了个体的自我认识能力，忽略了人的社会性意义，以欲望取代思想意识。比如《道士下山》，影片的主题立意似乎很高，要探讨人与宇宙、人的慈悲善恶，但是实际的叙事却只在“人欲”的层面展开。药店老板崔道宁的故事最具代表性，这个曾经出家为道的人为了女人玉珍还了俗。影片对崔道宁与玉珍初次相见的镜头表现大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意境，在来来往往的女子中，崔道宁只被玉珍一人深深地吸引。这样的一见钟情，是因为什么呢？影片把这种“痴情”仅仅解释为“欲”，而且着意强调的是身体层面的“性欲”，是肉体上的欢愉。然而，这种只对一个女人才有的“欲”似乎又违背了生物性的特征。其实这里面还有美、有情的因素，影片却偏偏略去不表，很明显是在刻意地将人物“欲望化”，结果除了有损影片的“美感”之外，对人物的塑造也是缺失的、不完整的。
其二，个体化叙事表现出对于负面人性的误解，许多影片表现出以“人性”为由对“恶”进行辩护和开脱的倾向。影片在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表现时，似乎不是反思，不是批判，也不是揭露，而是给予同情和理解，表现的是恶有恶存在的合理性，恶是应该被同情的。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父亲可以将儿子活活地打死，因为儿子有忤逆之心；王后可以联合王子置国王于死地，因为国王并不爱王后还对其恶意控制。总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作恶的理由，并因此认为自己的恶不是恶。或许这是对人性的深层欲望的一种表达，是对人性的更真实的表现，但不加评判地将其正面展示出来，仍然有失人性的本色。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很少有纯粹的恶，也很少有纯粹的善，但向善一定是人性的主调。人性中天然地包含着善与恶斗争的力量。不管是将其简化为善，还是简化为恶，对人性做简单化的表现都是有违人性本身的真实性的。
综观21世纪以来的商业影片，充满光辉的人物形象并不突出，突出的或是局限于私人生活范围内的“庸人”形象，或是被欲望吞没的“俗人”形象，或是被利欲、仇恨蒙蔽的“恶人”形象，承载着人性向美、向善、向上的积极一面的人物形象却只有少数，且略显晦暗。从一定意义上说，让人回归到欲望化的存在，是对个体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对人的表现仅仅停留在个体欲望的层面，体现出的仍旧是对人的片面认知。这是当前中国商业电影在对人的表现上需要走出的一个误区。
如果说目前中国商业影片中对人的定义是“欲望化的个体”，那么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设置便是“自由放任”。在影片中，不管是现代都市中的人物，还是以礼教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的人物，大都有一种“我爱怎样就怎样”的人生态度，几乎看不到社会环境对他们有约束力。除了每个人“任意而为”的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外，没有一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大家都需要遵循的规则或秩序，即便有也是形同虚设、可以随意打破、毫无约束力的。因此，影片中人的存在便呈现出一种随性的自由状态。(www.xing528.com)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至今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商业影片中，对于“礼”几乎是全部抛弃，绝不会赋予人物传统思想中受赞誉的含蓄、内敛、隐忍等品质，“发乎情，止乎礼”绝不是主人公的行为准则，代之以几乎是不加判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张扬，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和束缚作用被有意消除。仍以《道士下山》为例，女主人公玉珍被发现偷情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既无恐惧也无愧色；打着怀旧旗号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让一个生活在90年代的女大学生“放肆”追爱，全无那个时代女性还保留着的矜持与含蓄；《绣春刀：修罗战场》中“反宦”的斗争也不过是为夺权而设下的阴谋；《重返20岁》中奶奶孟丽君神奇地返回20岁的青春妙龄之后，首要的事情就是抛弃年老的自己所遵循的那些勤俭持家、夫死从子等“传统美德”，冲破人伦关系中的规则秩序对自己的约束——影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变年轻的孟丽君追求自我的情节内容，体现的正是当下中国商业影片在对人的表现上摒弃传统的倾向性。
可是，任何时代都必然存在一套秩序和规则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旧的礼教秩序被打破，那么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呢？缺少了这个层面的表现和思考，恐怕很难把故事讲得令人信服。这也正是中国当下的商业影片真正存在的问题：祛除了传统的“礼教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意识，将人物置于无秩序规则的“真空”环境中。许多影片让人觉得“乱”，情节内容的设置和安排不合逻辑，有很强的随意性，原因之一便是无视故事世界中社会性秩序的存在。影片《投名状》《绣春刀：修罗战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疏于对故事背后的社会秩序状态的表现，所以使得整个故事变成了几个男人之间玩弄阴谋、权术的斗争场，人物似乎只能有感性的选择，而无法进行理性的判断，人物的牺牲也变成了纯粹的个人行为，其中包含的社会大义也被人的私欲斗争所取代。
故事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也许目前中国电影中缺少的现代秩序意识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正如影片《老炮儿》表达的思考，一直试图重建“规矩”的老炮儿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而他此前事实上已经违背了“规矩”，选择了法制。这里反映出来的恰是传统社会的人伦秩序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的碰撞。
现在多数的商业影片还没有这样的意识，还停留在用个体欲望的宣泄来娱乐大众的层次。缺少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映射，任何艺术创作都不会创造出真正的文化价值。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需要将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传递出去，张扬低层次的人性欲望、模糊对社会秩序的表现与思考绝不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如何更好地表现人、塑造人，如何更真实、深刻地反映出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是中国电影还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1] 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建构研究”（项目编号：W2015175）的阶段性成果。
[2] 高柏.后全球化时代开幕（上）[N].华夏时报，2016-01-18.
[3] 李公明.“后全球化”的起始而非“全球化终结”[N].社会科学报，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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