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马克思开始了下一项工作：给伦敦各式各样德国流亡者派别的“大人物”们写“素描”。这件事是在前面燕妮引文中刚提到的“匈牙利上校班迪亚”热心鼓励下开始做的。这位班迪亚参加过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来到伦敦，与马克思相识，彼此很快就熟悉了。班迪亚现在建议，由马克思写一个小册子来描绘德国流亡者们的种种现状，他担保由他认识的一个柏林出版商出版，付给25英镑稿费。
马克思写信向恩格斯征求意见，并认为“这种幽默作品应该由我们合写”[25]。恩格斯回信表示赞成，并愿意尽可能与马克思合写这个东西。他说了一句俏皮话：“25英镑确实值得干点缺德事。”[26]
于是，这件事就动手干了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乐于写这样一个“素描”，是因为流亡者中的各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越来越堕落了。这批人夸夸其谈，空喊革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临时政府或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又一个宣言和呼吁，其实他们根本不关心怎样去实现自己的诺言；这伙人热心于散布流言飞语，彼此攻讦不休。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出尽了丑：酗酒抽风、寻欢作乐无所不为，为了弄到一点钱，简直丢尽脸面。
这些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屑的，于是他们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从庸俗诗人金克尔、“德国哲学的看门人”卢格到维利希们，他们给马克思造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谣，甚至因为燕妮是普鲁士内务大臣的妹妹，就编造谣言说马克思是奸细！他们真是让马克思伤透了脑筋，在他那些年的通信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散播流言飞语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回应。他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里说：“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企图在生活琐事上诬蔑我，散布关于我的难以言状的无耻谰言，来为他们自己的软弱无能报仇……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但是你知道，我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都处于极不愉快的日常生活困境中，其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当民主派腐臭的阴沟里的恶劣气味由愚蠢的搬弄是非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精神振奋的。”[27]
马克思是想埋头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对这些人的喧闹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可是不久他又不得不承认，“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这样，当有机会给这些人“画像”的时候，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
马克思先在伦敦和他的朋友德朗克合作写出了“素描”的第一篇，然后就到曼彻斯特去，和恩格斯边商量边写作，搞出了后面各篇。回到伦敦后，又由他本人口授，燕妮和德朗克笔录，统一了各篇文字。到6月底，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小册子完稿了。手稿立即寄给了班迪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望“过三四个星期”就能收到书的样本。
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原来，这位“匈牙利上校”班迪亚是一个国际性的密探，他与好几个国家的警察机构有联系。拿到马克思的“素描”后，他根本没有送到什么出版商那里，而是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警方当然指望从这里面得到伦敦政治流亡者内部情况的可靠秘密，但遍览之后，却没有找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不管怎样，手稿是不可能印刷出版了。直到1930年，它才公之于世，编者给它加上了标题：流亡中的大人物。
这部著作充满了幽默、戏谑，文学色彩很足，像是一篇篇讽刺性的小品文，把“大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梅因、孚赫、鲁·施拉姆、隆格等人的“素描”刻画得活灵活现，让人如闻其声，如睹其面。这些人怎样装腔作势实则不学无术，利用革命搞投机，忽而互相吹捧忽而互相攻击；在私生活中怎样不顾道德，甚至把婚姻也当成获利的买卖；在战场上怎样冒充英雄而实际胆小如鼠，上了法庭又怎样涕泪横流连声忏悔；最后，作为政治流亡者他们又怎样到处发表廉价演说，甚至远渡大洋去美国乞讨……这一幅幅政治漫画，可以说让“大人物”们出尽了洋相。
但由于手稿落到了普鲁士当局手里，流亡者中那些“大人物”又叫喊起来：马克思把秘密出卖给了警察！马克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事实真相做了说明，并坦然承认：不错，我们攻击了时髦的空谈家，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起着反革命败类的作用。[28]同时，马克思也对欺骗他的班迪亚表示了深深的厌恶。
刚批判完“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马上就得跟普鲁士当局一手策划的科隆共产党人案打交道了。
这个案件在这之前早已受到马克思密切关注了。1851年5月10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随身带的文件落到了警察手里。随后，豪普特在汉堡被捕，供出了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警方依靠这条线索，开始了一场大逮捕。几天之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纷纷下狱，其中有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勒泽尔、贝克尔等人。普鲁士当局想抓住这个机会加之以惊人罪名，以便给共产主义运动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费尽力气准备了一年半时间，终于在1852年10月4日把11名被告送上了科隆陪审法庭，起诉书指控他们犯有“图谋叛国罪”。
可是用来支持这个罪名的证据呢？警方实在找不到，除了在拘捕被告时查获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样一些文件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什么了。仅凭这些，只能证明被告们参加了对现存政府持敌视态度的秘密宣传团体，却根本无法拿来给他们定罪，因为刑法典里并没有要惩罚秘密宣传团体的规定。于是，在国王的授意下，警官施梯伯指挥一批密探在巴黎、伦敦之间展开了一场行动，想方设法去搜罗共产主义者同盟“密谋”的证据，搜罗不到时，就干脆搞伪造了。
在伦敦，密探力图打进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很快就被识破了，被赶了出去。马克思家周围也经常有来路可疑的人徘徊，他的往来信件时时被拆被盗，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跟踪。警探们的努力没能逃过马克思的眼睛，他和他的朋友们谨慎小心，结果让密探们一无所获。
但警方在维利希和沙佩尔们那边却有收获。按照施梯伯的指示，一个叫罗伊特的密探撬开了维利希派中央委员会秘书狄茨的写字台，偷走了一批文件。普鲁士官方根本不管“马克思派”与“维利希派”早已因原则性分歧而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组织的事实，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把“维利希派”的东西全部扣到“马克思派”头上。
然而证据仍然贫乏。于是施梯伯在法国警方的协作下，制造出了一个“德法密谋”。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普鲁士警探利用在伦敦偷来的文件，在巴黎打进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地方支部，搞到了一些信件，逮捕了几个人，靠一个奸细舍尔瓦尔，弄出了“德法密谋”。但当局还是没法把属于“马克思派”的科隆被告们跟“德法密谋”联系起来，因为“德法密谋”发生在科隆被告们被捕之后，而且它属于跟被告们完全对立的组织！
这时施梯伯情急无奈，只好直接伪造证据了。他在法庭上拿出一份“‘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硬说这是科隆被告们被捕后，“马克思派”在伦敦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记录，上面记下了对许多密谋计划的讨论。施梯伯的这份“原本记录”，其实是由几个密探在伦敦编造出来的，施梯伯却把它说成是“用钱从一个同盟盟员那里买到的”。
这样，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当局煞费苦心想要把伪造的罪证弄得天衣无缝，其实却是弄巧成拙。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当局的手脚就越不好做，所以它只好采取两个办法来保证审判不出差错：一是想方设法挑选对政府有利的陪审员，二是拼命控制邮检，以便不让事件真相从伦敦传到科隆。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全力以赴与政府的这些阴谋做斗争。他们首先要在密网般的邮检中钻出一个洞，在他们和科隆案件的被告辩护人之间建立联系。这件事尽管很难，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克思通过种种渠道把许多有关材料送到了辩护人手上，其中有关于舍尔瓦尔这个奸细的活动的、关于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与“马克思派”的区别的……文件和说明，都是这样交给辩护律师的。为了迷惑普鲁士当局，信件都要抄写6到8份，从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各种商业地址和假商业地址寄出去，或者经过巴黎、法兰克福等地转手寄往科隆。通过这种办法，确保了信件不致被警方全部截走。特别到了开庭期间，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简直是夜以继日，高度昂奋，大家都紧张得像高速运转的机器。马克思夫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29]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争取在报刊上发表声明，使普鲁士警察局的把戏当众出丑。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当时法国已临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刊登这样的声明已“不合时宜”，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往巴黎报刊上投寄的声明都没有结果。往英国《泰晤士报》等处投寄的揭露普鲁士政府明目张胆搞违法侦讯的文章也都未能刊出。但是在开庭审判期间，由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威廉·沃尔弗共同署名的声明，得以在伦敦的五家英文报纸上登了出来。这份声明呼吁人们注意科隆审判中将被揭发出来的“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盗等等一切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30]。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它们让普鲁士当局在公众面前一败涂地。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材料，被告的律师施奈德第二在法庭上把作伪证者弄得狼狈不堪，把作伪证者追问得张口结舌，坐立不安。法庭上出现了戏剧性场面：施梯伯在被告辩护人连珠炮般的质问下只好一再支吾其词，再不然就是拒绝回答问题。至于那个起初当作法宝的“原本记录”，当庭被证实全系伪造，已变成了检察官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麻烦，他被迫承认这完全是个“不真实”的、“不吉利的”东西，对案件毫无裨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都充满希望地等待法庭宣判被告无罪。但正像马克思随后说的，摆在陪审员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毁灭性问题：“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31]在这个二者必取其一的抉择下，陪审员违背良心，宣判了11名被告中的7名有罪：诺特荣克、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各6年要塞监禁，赖夫、奥托、贝克尔各5年，列斯纳3年。埃尔哈特、雅科比、克莱因和丹尼尔斯四人被宣告无罪。
还在审判期间，马克思就打算在案件结束后尽快写一篇著作来揭露当局的卑劣。这篇著作写出来了，而且是在马克思连书写纸都买不起，不得不把上衣当掉买纸的境况中飞快地写出来的，它的标题是《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是一本“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如马克思自己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设想的）的小册子。小册子写得非常出色，它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当局和警探们的卑劣无耻，它那讽刺的笔调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小沙贝利茨说，他确信它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是一部杰作。
但这部杰作却遭到了厄运。小沙贝利茨在瑞士印了2000册，将它们在巴登靠国境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存放了一个半月，1853年3月6日，这些书正准备运往德国内地时，突然被警方查出并全部没收。第二天，小沙贝利茨沮丧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马克思，此时马克思刚从一场使他“差点死了”的肝炎中挣扎出来，大病未愈，又遭新创，心情可想而知。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好在小册子在美国的命运较佳。它先是由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刊登，随后又出了单行本，印数500册。恩格斯自费订印了420册，准备在德国销售。马克思为此事同在德国的拉萨尔商议过，拉萨尔同意帮助，但后来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总之，这部小册子当时并没有能够广为流传，直到1875年再版后，它才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
科隆审判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了。
但善后事宜并没有结束。马克思此后为救济科隆案件中的受害者的家属继续进行努力，他起草了呼吁书，号召人们来帮助“工人政党的先锋战士”的“无依无靠的家属”。幸存的前盟员们都在呼吁书上署上了名字。
33年后，恩格斯写道：从1852年科隆共产主义者被判决时起，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便结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日后散落欧美，天各一方。有的脱离了政治斗争，经商致富；有的参加了其他党派，当上了议员、市长；也有的死于贫困艰辛；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普芬德等人则在侨居生活中坚持信念，迎来了后来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至于那个分离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隆案件后不久也分化瓦解了。沙佩尔这位误入歧途的老战士，还在科隆审判之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马克思表示了重归队伍的愿望。马克思最终也向他伸出了和解的手。此后，沙佩尔一直是马克思忠实的朋友，临终前，他还以忏悔的心情向马克思说起当年自己的那一段“胡闹”。而维利希（1853年马克思还写了一本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批评他）在移居美国后也在南北战争中为北军建立了功勋。对于他们，马克思后来都在指出他们当年错误的同时，作出了恰当的肯定评价，并宽容地把他们的过失归因于特殊的环境。
【注释】(www.xing528.com)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第98页。
[2] 《动荡生活简记》，见《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3] 以上引文均见燕妮·马克思1850年5月20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0、7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第9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5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20页。
[7] 同上，第35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0卷，第57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87页。
[10] 同上，第38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9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9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734页。
[14] 同上，第7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735页。
[16] 同上，第55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第194、195页。
[18] 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夺得政权的日子，此处用来讥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是对拿破仑一世的拙劣模仿。
[19] 威·李卜克内西：《纪念马克思》，《我景仰的人——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8页。
[22] 同上，第62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81页。
[24] 《动荡生活简记》，《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页。
[26] 同上，第6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第333页。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6页。
[29]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2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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