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带动全球变局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基本在大西洋两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经济社会遭受重创，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简直是人造沙漠。”“战争结束时，如果简单评价1945年夏的日本经济，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的大量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1]195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占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2%，为240亿美元。1955—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迅速攀升到占美国同期的39.53%，达到10401亿美元。^[2]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也由1955年的第7位跃居为世界第2位（苏联未在统计之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87年日本人均GDP为20158.3美元，超过美国的19536.4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GDP为24278.3美元，仅次于瑞士的28281.9美元，居世界第二；而同年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分别为20853.1美元、15479.2美元、17548.8美元和14563美元。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日本开始进入高消费时代，此时人们将家庭收入的80%慷慨地用于消费。1990年是日本人的“生活元年”，高级轿车、移动电话、手提摄像机、高清晰度彩电（定价高达230万日元）等高档商品需求极为旺盛；1990年也是日本的“旅游年”，这年日本到海外旅行者超过1000万人次，国内旅游者也达3亿人次^[3]，充分体现了日本经济的发达和国民生活的富庶。关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学术界大多认为，日本劳动力充足、教育水平高、资本积累高、设备投资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高等内部因素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日本经济学家高桥龟吉认为：一些欧美学者分析的关于日本经济跃进的种种原因，如日本的国民性和独特的经济体制，日本人适应艰苦工作的能力，高度发达的教育、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家的强烈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因素在战前早已存在，但那时的日本经济却没有也几乎不可能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水平。^[4]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美国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从削弱日本转为对日本实施全方位的扶植政策。二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7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和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了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还保留了日本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二战后，美国主动提出延缓日本战争赔偿，给日本恢复生产、稳定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需的订货补给，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无论是政治上美军的特殊保护，还是经济上美国的大力扶持，都给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背景。

二是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战后的日本政府迅速制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入了国际竞争体系。有了美国的扶植和帮助，日本很快完成了战后的经济恢复。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政府适时地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看准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根据国内资源贫乏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面向国际的加工贸易型发展战略。并且为立足国际市场，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与干预经济的政策，相应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国内企业，通过国家干预保护大型企业，提升了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日本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政府政策。20世纪50—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制定了“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政府用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融贷款，引进国际尖端技术，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进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增强。

三是国际技术扩散带动了日本科技创新。国际技术扩散带动日本科技创新，引领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二战后，日本工业生产技术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大约落后二三十年。从1950年起，日本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日本在1950—1955年共引进甲类技术525项，乙类技术623项。1956—1960年共引进甲类技术831项、乙类技术941项^[5]，分别比前期增长58.3%、51%。1961—1964年共引进甲类技术1712项、乙类技术1824项，分别比前期增长106%、93.8%。1965—1970年共引进甲类技术5256项、乙类技术3291项，分别比前期增长207%、80.4%。1971—1975年共引进甲类技术8368项、乙类技术2406项，其中甲类技术增长59.2%。1976—1980年共引进甲类技术8303项，略低于前期水平。战后的日本采取的技术引进战略不但数量上基本呈现增长的态势，而且引进的技术在日本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较强的溢出效应。^[6]国际技术扩散不但弥补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缺口，同时还把创新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日本人的头脑中。研究的目的是发明，或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成功的开发产生了创新，即发明的生产、推广和商业化应用。日本重视研究开发，更重视技术与创新在生产中的具体应用。

四是日本重视人才。人力资本成了新一轮的技术因素，1955年日本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共有6万人，到了1975年科研人员增加到39.6万人。日本科研机关在吸收和推广外国先进技术时，不仅完全消化了引进的技术，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从而使本国工业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了保障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后备需要，战后日本的学校还加强了技术专业教育，培养了大批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据统计，1950—1974年的25年间，日本高中学生从193万人增加到427万人，增长了112倍；短期大学学生从1.5万人增加到33万人，增长了21倍；大学生从22万人增加到165万人，增长了615倍。日本90%以上的人受过高中教育，1/3的人受过大学教育。这说明，日本为了支持技术进步，政府非常重视高素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日本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及技术转移带动了东亚地区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的迅速增长。1985年日元升值以前，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确保对本国的原材料供应和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为降低成本，减少贸易摩擦，将东亚变成自己的出口生产基地，使战后形成的“全面配套主义”的产业基础向东亚地区转移、扩散，并形成梯度转移的雁形模式。使东亚地区成为日本产业分工的延伸，日本与东亚之间的分工也从垂直型变成水平型。在产业转移的同时，日本将大批的成熟技术和适用技术出口到东亚，这在客观上对东亚经济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随后，“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腾飞。这种态势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演绎亚洲增长奇迹的还有另外一组国家，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的“亚洲四小虎”。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总体增长表现逊于“亚洲四小龙”，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它们的经济高歌猛进，后来又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4个东盟国家经济迅速增长。(www.xing528.com)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也加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行列。尽管经历了两次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如今在亚洲经济增长的版图中，中国仍然表现不俗。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4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堪称当代世界发展之奇迹：1978—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8%，经济规模增长了近35倍；1978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9位，2010年跃居世界第2位；2017年GDP达到12.25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813美元；中国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国GDP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的世界纪录。1978—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39亿，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7]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尼古拉斯·拉迪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

1995—2015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为6.2%，大大超过全球同期2.66%的增速。东亚的8个高增长国家和地区，即日本、“亚洲四小龙”加东盟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拉美和南亚高出将近两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5倍，同时也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北非石油输出国。如此集中的区域性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

从经济规模上看，2015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占世界GDP总量的59.47%，接近世界的2/3；从进出口贸易看，2016年APEC成员占世界贸易总进口额的49.6%，占世界总出口额的50.01%，是世界上进出口贸易最活跃的区域；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亚洲新兴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从20世纪70年代仅占全球FDI流量的6.5%，逐渐上升到2008—2015年的26.9%，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亚太地区对外投资规模也迅猛提升，从1980年仅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27%上升到2015年的22.25%。

表2-3：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基于World Bank Database。

从产业上看，过去20年，全球产业链最大的变化来自亚洲，亚洲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中国。一方面，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亚洲最为明显。2000—2017年，区域内贸易增加值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40.3%上升至46%，其中东亚地区在亚洲区域内贸易增加值中占比接近80%。在全球产业链中，仅有欧洲的情况与亚洲类似，但其区域内贸易增加值占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下降。欧洲的区域内贸易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62.1%降至2017年的55.1%。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区域，欧洲和亚洲产业链的内部融合更加紧密。^[8]另一方面，北美和欧洲总体的区域内贸易增加值占比下降，但是与亚洲产业链的贸易联系逐渐增强。2000—2017年，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增加值往来占比由11.3%上升至16.6%，北美与亚洲的贸易增加值往来占比也从2000年的19.3%提升至2017年的21.6%，而欧洲与北美的往来占比则从13.5%下降至10.6%。中国逐步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并与北美和欧洲产业链（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枢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随着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不断增加，以及与美国、欧洲间贸易往来的愈发紧密，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

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3%。经过平均每年增速超过10.3%的发展，到2020年末，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超过17%。在此期间，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塑造了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对商品的大规模需求，并创造了数亿中产阶级消费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