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教育在中国取得成就

教育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输入以后才开始的。其沿革过程，大体可概括为；先学日本，后袭美欧，新中国成立后又学苏联，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走上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评价日本教育学阶段。

中国教育学的起步，首先始自对日本教育学的学习。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大量日本教育类书刊涌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可看到这种影响的清晰印痕。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共译日本教育类书76种。其中流行面广、影响面大的是1901年利载于《教育世界》，由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嗣后，日本其他著名的教育学也相继经《教育世界》、《直隶教育杂志》及译书局等介绍到中国来，如《实用新教育学》、（加纳布市，上由仲之助）、《教育学教科书》（汝濑五一郎）、《新教育学》（冯世德）、《新教育学释文》（吉田熊次）、《实用教育学》（大濑甚太郎）等。其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编写了一些教育专著，如1913年蒋维乔著的《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编著的《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编著的《教育学》等，尽管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有对外国教育学内容的迁移，但在编著自己的教育学方面，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教育科学。

从形式上看，此时介绍过来的教育学，基本上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体系。除此之外，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尼采的教育学说等也在我国开始流传。

（二）1920一1949年是西方教育学说在我国广泛传播的阶段

西方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杜威来华讲学作为契机的，从此，中国把学习的对象由日本转向美国。

杜威于1919年经日本来华讲学，前后有两年多时间，足迹遍及沿海11省市。他在演讲中，着重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由于他的教育观点与赫尔巴特有明显不同，顿时在我国教育界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气氛。“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成了当时教育界的口头禅。杜威离华后，介绍和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学术帆构、期刊、专著、小册子如雨后春笋。杜威的代表作《民主主义教育》，开始直接作为教育学或教育哲学教材使用。此外，与它相近的波特的《教育原理》和《现代教育学说》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理》桑代克和盖茨的《教育基本原理》，也都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系的教育学教学参考书。除了美国的译本之外，西方其他各派的教育专著也开始全书翻译过来，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等。当时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概论、教育哲学、教育原理等专著也日益增多。比较早期出版的有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及后来的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等，从体系到内容都比较完整、系统、充实，是比较好的教育专著。(www.xing528.com)

（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教育学的的介绍和学习全面转向苏联的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从苏联学习经济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当时的中国教育，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改造旧的教育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新体系，迫切希望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恭贺联的教育经验和理论。从1949年11月开始，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的部分章节。到1950年，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门陆续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如凯洛夫著的《教育学》（上、下册），叶希波夫与冈察洛夫合著的《教育学》（上、下册），斯米尔诺夫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申比寥夫等著的《教育学》，奥戈罗德尼柯夫等著的《教育学》以及由凯洛夫任总编的《教育学》。在这些教育学教材中，以1950～1951年出版的凯洛夫著《教育学》（上、下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度形成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凯洛夫本人也曾于1956年亲自来华做过短期讲学。凯洛夫《教育学》）成为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学习的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此为业务进修读物。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科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53年以后，对于稳定我国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师业务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学又有各自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学习时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生搬硬套，从而使我国教育界长期思想僵化，凯洛夫教育学体系成为我国教育学的固定模式，不良影响很大。从1958年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始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进行教改实验，试图走自己的路，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出现过不少失误。

（四）从1977年至现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阶段

“文革”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表现为停滞和倒退。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指寻思想是批判“封、资、修”，教育学的内容组成是语录汇编。这十年，是教育学发展的灾难时期。粉碎“四人帮”后，教育学教材建设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广大教育工作者迅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出版各类教育学讲座和教材。从1979年至1990年，各个类别、各个层次公开出版的教育学教材可谓风起云涌，共有111个版本之多。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仅是属于教育学原理性质的专著就有：厉以贤的《现代教育原理》、孙喜亭的《教育原理》、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叶澜的《教育概论》、成有信的《现代教育引论》和东北师大的《教育学基础理论》、华中师大的《教育学原理》。这些著作，无论其体系还是内容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较之以往同类教材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注意了译介苏联、西方的教育学教材和属于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巴拉诺夫等编的《教育学》，哈尔拉莫夫著的《教育学教程》，奥恩斯坦著的《美国教育学基础》，大河内一男等著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范斯科德著的《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巴班斯基主编的《教育学》，布鲁纳著的《教育过程》，赞科夫著的《教学与发展》等。

今日中国的教育学教材建设正在继承传统、改革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地进行改造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科内部分化，将其研究推向更深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