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文献学：现代语释技巧与翻译策略

艺术文献的断句、注释、翻译是使古文献由难懂到易懂，是现代人进行艺术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是艺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写文章的人不施加句读符号，而读文章的人自己必须句读。作者要传达的意思和读者所理解的往往产生差异，甚至出现矛盾或笑话。“夔有一足”就是一例。“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传说夔精通音乐，曾为尧的“乐官”。尧曾说：“夔有一足。”因为句读问题，被哀公将“夔有一，足”读为“夔有一足”。^[59]可见很早以前人们就面临文献断句、标点问题，因而清章学诚认为：“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古人做文章不施标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书面语言形成之初，内容简单；文献流传方式和书写条件的限制；不施句读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语法水平比较低有关；与古汉语本身特点有关。^[60]

后人特别是现代人在阅读古文献时，断句是第一道难关，而且断句的差异，会使同一内容，产生不同的内涵。以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为例，今人对其断句多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61]为基础，进行校点解释。著名学者钱钟书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谢赫《古画品》。按论古绘画者，无不援据此篇首节之‘画有六法’。然皆谬采虚声，例行故事，似乏真切知见，故不究文理，破句失读，积世相承，莫之或省。……‘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62]钱钟书先生从文法句读的角度批判了流传甚广的“四字一词”的解释，使“六法”内涵发生了变化。艺术文献断句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采用某种统一符号，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论著丛刊》、于安澜先生《画论丛刊》、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画全书》等采用“。”等符号断句；其二是采用标点进行断句，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画论丛书》、于安澜《画史丛书》等。标点是受惠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将之使用于传统艺术文献，使之合乎现代人的口味，需付出“强通悟为穿凿，变活意为死意”^[63]的沉重代价。艺术文献的断句和标点，必须借助艺术学、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

文献的注释就是对文献的解释或讲解，是在文献断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项工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以《诗》《书》《礼》《乐》”对古代文献进行的讲解。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64]孔子讲解文献，不拘泥于文字训诂，而注重挖掘文献的深刻内涵。

根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记载，汉代及以前对文献注疏解释的主要形式有“传、章句、解故、解诂、间故、故、说、注、笺、训、音义、音隐、释训、释例、解谊、音、微、难、问、论等，魏晋以后又出现了集解、索隐、子注、正义（疏）”等^[65]，如《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世称《三传》）等。《周礼·考工记》在两汉时就有人对其进行注释研究，最著名的当属文献学家郑玄的《周礼注》；到魏晋及隋唐，《考工记》注释又进一步深入，出现了陆德明《经典释义》、贾公彦《周礼注》等著作，宋王安石、明林希逸、明徐光启三人分别著有《考工记解》，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各部所辑《考工记》条目，大都有后人的解释，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贾氏曰：此一段言工虽巧，不得天时、地气、材之美则不良。”^[66](www.xing528.com)

注释是对文献字句、段落的解释，而翻译则是把整篇文献用现代语言进行表示。文献学家郑鹤声、郑鹤春把“翻译”作为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组成部分，认为翻译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融入世界文化的重要手段。翻译包括由古文转化成白话文，由中文转化成外文两个方面。如果说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是在中外文化间建立一座桥梁的话，那么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在历史时空建起一座桥梁。在这两座桥梁建造过程中必须考虑传统与现代文化、中西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差异问题。仍以《古画品录》中“六法”为例，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刘海粟在解释谢赫“六法”时，从绘画创作的角度，把中西绘画中某些要素做了对应处理，将“六法”归纳为四项：“第一，笔致一一‘骨法用笔’，相当于英文的‘Touch’；第二，写实一一‘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相当于英文‘Realism’；第三，结构一一‘经营位置’，相当于英文的‘Composition’；第四，模仿一一‘传移模写’，相当于英文的‘Imitation’，并含有‘Reproduction’的意义。并说：‘气韵生动是各要素的复合，已如上述；在创作方面，气韵生动是他的极致或止境；而在艺术批评方面，气韵生动是最高准则。’”^[67]这种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是对传统绘画创作、批评观念的多元文化“阐释”。但就中西艺术观念而言，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对应的合适词汇来解释两种文化环境下产生的艺术观念。西方古典绘画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人是世界最高主宰”的哲学观念，而中国绘画艺术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密切相关，“天”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尚有“超自然”的内涵，更不用说中国艺术与政治、伦理结合而产生“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观念了。

古典艺术文献的翻译是艺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其他古典文献一样，存在一系列问题和误区。“翻译古文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想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古人和现代人的时间沟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68]可见古典文献翻译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工作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葛兆光先生说：“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失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更何况原文中还有一些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原文中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69]这一解释，对艺术文献同样适用，艺术文献的翻译不单纯是古今语言差异，而且与特定时期的艺术观念有直接关系。这要求翻译者，除了具备一般文献翻译的基本素质外，还必须掌握艺术学，特别是艺术史学的知识。翻译有其积极的作用，方便了现代人对古典艺术文献的需要，但从艺术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要想真正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思想，必须借助深厚的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知识，以及具有艺术学修养，直接阅读古典艺术文献。

文献的断句、注释、翻译是充分挖掘艺术文献价值，为艺术学研究服务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既是对艺术文献形式的现代化，也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现代语释。西方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语释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则晚得多，传统艺术观念的现代语释是在传统观念基础上进行艺术创新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