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知识权力的形成与社会互动

正如所有的社会事实一样，这一权力形成于或多或少可以为人从外部观察的个人协调行为之互动中。无论如何，它都会转化为一种非常容易为人所见的外在表现。

1）权力的社会事实

假如我们用卢梭的语气说一些老生常谈，那么或许可以说学说的每一个成员都保留了一部分的知识权力。只不过和这位启蒙主义哲学家不同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每个人享受的权力的分量并不平等，而且学说作为一种整体现象，不需要社会契约的拟制也能存在。实际上，我们只要能认识到这些分享了一部分权力的人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就够了。这些共同点或源自他们高度结构化的教育，或源自他们的文化，或源自他们的共同语言，或源自他们传统的凝聚力，等等。换言之，他们形成了一个范围有限的同质群体。这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个人权力会汇聚起来形成一种典型的社会事实，我们平常称之为“学说”“作者之全体”，也可以说它就是“法国学派”。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在这些称呼背后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的实体。^[57]

如今已经没有人会真正拒绝上述主张。以前人们曾举出一些理由反对它，包括学者们（真实的）的个人主义、他们的精神独立（我们并不否认）、他们观点之间的差异（绝对无疑）。^[58]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不同的特性无法和集体归属相容。法国人往往个人主义过头的事实并没有阻止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而且说不定还是最为团结的民族^[59]，我们也没有因此而不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观察我们那些无可救药的同胞们的行为。对于法学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独立性并不比律师们更令人眼红，而人们现在已经从社会学角度撰写了关于律师职业的作品。^[60]

不过我们并不声称自己于此能完成对教授—作者群体的社会学研究。既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能力，又因为这种研究对法学本身而言意义不大。^[61]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也不过是用社会学爱好者的眼光去重复每个学说的成员日常可见的现象：学说以一个整体的方式表达和行动。

学说是一个整体言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常语言中的定义把学说看作学者之整体，而且人们对此毫无异议。另外，学说自身也符合此一定义。更何况，作者们也总是在自己平常的话语中把学说人格化，所以，即便它是一种法律渊源，我们还是总能读到学说“认为”“批评”“建议”等说法。

学说同样是一个整体行为。教授们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判断标准，还有自己的仪式。总而言之，他们除了法律赋予的地位以外，还有一种来自团体内部习惯的地位。虽然没有明确写下来，这些因素都是明白可知、毫无掩饰的。他们自己常常提起“大学传统”，而且教授资格竞考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法阶梯”。^[62]当学说从事它所最擅长的那种活动——撰写学究性的作品，“写下的言辞永世流传”的名言让人们不得不保持最高的警觉，而学说作为整体的仪式也延续至此。对旧习惯的忠诚在书写仪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一名同事退休时，同仁们共同完成的纪念文集最能证明这种集体归属感和在参与者、订阅者、读者之间的知识交流。

有鉴于此，那种拒绝任何关于整体的想法的超个人主义说辞看上去就跟中世纪教士的驱魔仪式一样，想象多于现实。学说是一个整体，但绝非铁板一块的整体。阿蒂亚斯（Christian Atias）在谈论学说的时候，用的是“法学家共同体”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范围更广，因为它包括了作为学说主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教授和像法官、公证人、律师等这样的实务人士。^[63]在不同的职业中都有各种共同体存在，教授的共同体当然也不例外。泽纳迪关于判例的研究虽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却也至少两次把学说称为“整体”。^[64]他写道：“博士们在法律体系之运行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整体，并具有了独立于判例的概念。”戈蒂埃（Pierre-Yves Gautier）则举若干法学院的习惯为例，说明“我们强烈感觉到可以称之为家庭或整体”。^[65]同样在特指名词的意义上使用“代表法国学说的大学教师群体”的还有此前所说《卡塔拉请愿书》的签名者。利布沙贝（Rémy Libchaber）则建议我们从有机组织的角度理解学说。至于为数甚多、尚未对此问题发声的同仁，他们的意见也值得我们倾听。

简言之，人们对学说形成一整体的社会事实的接受程度不同，但几乎所有作者都乐于强调他们彼此之间显而易见的不同。就在这种几乎一致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集体精神的反映。同样，各种《法学导论》教科书都自愿在关于学说的章节中如是而为。我们在此只需要举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即可。在简单提到学说可以成为一个整体的想法后，卡布里亚克（Rémy Cabrillac）马上开始纠正一些可能产生的错误推论：“但是学说又如此分化！左派的法学家和右派的法学家、技术高超的工匠和沉思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古典法学家、学究式的大学法学教授、巴洛克式的法学家、在一所人文主义气息浓厚且充满乐趣的法学院中引领潮流的人，或者是在阴郁的大学环境中艰难劳作的平庸法学家、大学体制的掘墓人、悲伤的法学家和快乐的法学家……”^[66]这种天才般的描述多少有些强词夺理，以至于对各种法学家的列举反而让读者产生了和作者所要说明的问题完全相反的感觉。作者指出的那些差异根本无足轻重，而且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分化。他所描述的那种肖像画廊只有在学者们同时还从事斗牛士、天文学家、阿拉斯加的猎手之类活动时才有可能成立，因为只有在那时人们才会质疑到底法学家的整体是否可能存在。但卡布里亚克只是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品位，而我们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律师和法官之分化程度可能就要远高于法学教师。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把法学教授挑出来单独讨论呢？

同理，那些反对我们关于学说构成一个整体之理念的人，在他们的回应文章中罕见地只署了名却没有标注“教授”头衔，似乎是表示他们只是作为读者个体提出反对意见，与他们作为大学教授的地位无关。^[67]而且为了进一步降低其合作的体制性，他们还令人意外地使用了根据姓氏字母顺序而非年资顺序署名的方式。否则署名顺序应该正好相反。但他们的知名度和声誉让这些小心翼翼的防护措施毫无用处。更妙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呈现方式反而强调了以个人之名反对整体性这种做法的内在矛盾，反而证明了三名作者所希望否认的现象。

说到底，恰恰是在学说口头上否认却通过行动确认的那些方面，最能证明学说是一个整体。正是通过其日常的行动，学说自我形成，并时刻自我正名。这和习惯的形成完全一样。我们知道习惯通过事实不断自我确定。比如，每当英国女王授命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之党魁领导政府时，她也就为这一习惯法规则赋予了正当性。学说的成员更加谦逊一些，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他们以持续不断的惯习正当化自己的知识权力。当我们研究这一权力之外在表现时，就会理解更多。

2）权力的外在表现

我们对这种内部的学说权力不该有任何误解。显然，没人对他人发号施令，也没人对他人言听计从。但这种很大程度上彼此类似的个人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总会导致习惯的形成，然后新行为方式一方面强化这种习惯，另一方面又使其得以不断演进。这就是习惯与行为随处可见的互动关系。

于是最早出现、最为明显的结果是，一种包容、排他、分类的权力形成于选择引用的作者和选择引用他们的方式之中。各位作者所形成的集体最终以非正式的方式决定了某个具体的学者是否属于学说，某部具体的作品又是否属于学说性质的作品。同一个集体又因为每个作者在知识和人格水平上的差异、他们作品重要性的差异、他们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行为，而产生了等级秩序。所有这些评价聚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提高或降低某人声誉的集体权力。实践中，真正声誉败坏的情况很少见，因为学者们总是大部分出于自愿、小部分出于对同行眼光的考虑，延续既有的路径而不越轨。学说在这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学者协会之权力，它既没有章程，也没有决议机关，却通过读写之实践和相当重要的口碑而存在。它反而比很多死气沉沉的正式协会更有作用。

学说的权力还延伸至正式机构之中，而且更为明显。同行的评价往往决定了一系列荣誉性的事务，包括了某个研究所或中心的主任人选、期刊的主编、博士论文答辩乃至教授资格考试的委员会人选、会议发言或参与改革方案起草的机会、撰写或修编专著的可能性、受邀为纪念文集撰稿和为顶级期刊撰写专栏的荣誉、行政职务的任命、为新同事投票等。老实说，我们想不到除了同行评价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标准，又或者说如果不以此为标准的话，大学将不复为大学。有必要强调的只是我们在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相对有限的组织之内的同行评价（如正式受命遴选新人的专家委员会），而是学说这一显然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必然会极大影响上述委员会的决定）。所以问题不在于批判这一知识权力，而在于在此视角下解释我们抽象地称为学说的事物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学说首先意味着作品的整体，并且可以扩展至指称作品的作者，那么就必须同样认为其词义中还包括了评价、行为和地位的整体。只有这样，学说才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不仅仅是书店的陈列架。作品当然首先带着作者的印记，但它们也同样既见证着某种知识生活，又是这种知识生活的结果。

此种知识生活与学说权力最令人惊讶的外在表现可能是它赋予每位作者的特权。每个学说之成员个体都有以学说之名发言的权力，或者说，有以其自身为学说的权力。即便从理论上说他们所表达的只是自己的观点，人们还是称作者们所持观点为“学说”，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学者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这么说显然不意味着每个学者的观点都和他的同事们有关，但人们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会得到同行的集体支持。如果所有研究某个问题的作者（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都持同样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会说“学说的一致意见”，而其他可能只是没有提笔写下反对意见的专家不管是否情愿，也都置身其中。人们常说的“学说的多数意见”也类似，这个词所指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在实践中一般指的是有三名学者（而非仅有一人）支持的立场。最后，人们有时也说“学说中的争议”，此时则无法把沉默的学者归到任何一方阵营之中，但至少争议本身的存在也影响了他们的整体性，就连对那些从未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也不例外。无论如何，已经地位稳固的作者拥有代表学说发言之特权，因而也享有了学说对其论证质量的担保，就算其他作者既不赞同他的观点，又只是以沉默为其背书。此处呈现的知识界的团结包括了各种个人观点，但并不强制所有人心往一处想。

我们可以用伟大的诗人雨果的话来总结学说的知识权力：“各司其位、聚沙成塔。”但与诗句不同的是，这种情况似乎对于美国法学教授而言相当陌生。对此我们在第三部分中将详尽说明。

【注释】

[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学者提出有必要接受一种适应电力和远程通信等行业要求的“规制的法律”时，也指出：“文本的数量繁多、内容的变迁迅速、语言的晦涩艰深和实践中决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连法学家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法律部门。类似的评价时有耳闻。但同样也要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该法律领域内也有一定的原则和融贯性，等待我们进一步展示和重塑。”Marie-Anne Frison-Roche，Le droit de la régulation ，Chronique Dalloz，2001，p.610-616.

[2]而且一部“真正的”法典诞生时往往会压抑而非刺激学说的发展，比如说1804年的《民法典》让国际私法万马齐喑。在1900年复苏以前，国际私法学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因为人们不再去构思关于学科之结构性问题的宏阔理论，而是自我局限于评注《民法典》中几条关于国际私法的条文。1900年的复兴则源于国际法学家终于勇于研究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判例。Armand Lainé，Introduction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1905，vol.1，no 1，p.1 sq； Paul Lerebours-Pigeonnière，L'oeuvre de Jean-Paulin Niboyet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1952.

[3]Jean Hilaire，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 commercial，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p.122.

[4]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见解，参见Bastien François，Laconstitution du droit La doctrine constitutionnelle à la recherche d'une légitimité juridique et d'un horizon pratique，in CURAPP （dir.），La doctrine jurid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p.210 sq.

[5]Sylvaine Poillot-Peruzzetto，L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communautaire： émergence et incidences ，Les Petites affiches，12 décembre 2002，no 248.

[6]François Terré，Introduction générale au droit，Paris，Dalloz，2003，no 305.

[7]Serge Guinchard，Droit processuel.Droits commun et droit comparé du procès，Paris，Dalloz，2003.

[8]Grosswald Curran，L'enseignement du droit aux Etats-Unis： un reflet oblique de la méthodologie“common law”，Cahier de méthodologie juridique，1998，p.1543.

[9]Claude Beaucourt，Libertés et contraintes de la méthode des cas？，dans son application au droit français des affaires，in Aspects contemporains du droit des affaires et de l'entreprise，Paris，Cujas，1980，p.13-20.

[10]Bastien François，Du juridictionnel au juridique ，in CURAPP （dir.），Droit et polit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p.201-216.

[11]Michel Vivant，Le plan en deux parties，ou l'arpentage considéré comme un art ，in études offertes à Pierre Catala，Paris，Litec，2001，p.969.

[12]William Boyd，Comme neige au soleil，traduit par Charles Besse，Longueuil，Points，1995，p.202.

[13]Jean Boulanger，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et droit positif ，in Le droit privé français au milieu du XXe siècle，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50，p.51 sq.

[14]他也在同等意义上用过“一般理论”一词，并认为“一般理论可能在分类上做到了极致，但因此也变得有能力理解并实现微妙区分的游戏，而不至于丧失判例之中的复杂性”。Jean Rivéro，Jurisprudence et doctrine dans l'élaboration du droit administratif，études et documents du Conseil d'état，1955，p.27-40.

[15]Pierre Legendre，La facture historique des systèmes （Notations pour une histoire comparative du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1971，vol.23，no 1，p.5-47.

[16]Jacques Ghestin，La Formation du contrat，4ème édition.，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93，1532 p.

[17]Éric Savaux，La théorie générale du contrat，mythe ou réalité？？，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97.

[18]Samuel Ginossar，Droit réel，propriété et créance： élaboration d'un système rationnel des droits patrimoniaux，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60.

[19]Denis Alland et Olivier Beaud，Ouverture？： Dix ans de Droits ，Droits，1994，vol.20，p.4.

[20]Louis Favoreu，La recherche collective en droit ，Droits，1994，vol.20，p.149.

[21]Nicolas Molfessis，Les prédictions doctrinales ，in L'avenir du droit：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François Terré，Paris，Dalloz，PUF et Litec，1999，p.141.

[22]Assemblée Plénière，1er décembre 1995.

[23]Cour de cassation，chambre commerciale，29 juin 1982，D.1983，p.360，note Christian Mouly.

[24]Michel Grimaldi，Droit civil，successions，Paris，Litec，1998，nos349 et 350.

[25]Guy Braibant，Les “commissios Vedel”，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2002，p.213.(www.xing528.com)

[26]Maurice Hauriou，Création de salles de travail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Toulous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1901，vol.41，p.567-558.

[27]François Terré，La signification sociologique de la réforme des régimes matrimoniaux ，L'Année sociologique，1965，vol.16，p.3-83.

[28]Christophe Prochasson，Les années électriques，Paris，La Découverte，1991，p.223.

[29]Viney G.（dir.），L'indemnisation des accidents médicaux？： Actes du colloque du 24 avril 1997，Grande chambre de la Cour de cassation，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97.

[30]这一术语参见Alain Bénabent，Une doctrine de masse？，Chronique Dalloz，2002，p.651； Rémy Libchaber，Une transformation des missions de la doctrin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2，p.608.

[31]本案的内容并不重要，而且对本案的评论已经有不少。具体可以参见Bulletin de la Cour de cassation，Assemblée plénière，2000，no9.

[32]Michelle Gobert，La Cour de cassation méritait-elle le pilori ，Petites affiches，décembre 2000，p.4.

[33]医生在原告母亲孕期因过失漏诊其所患麻疹，使原告患有严重先天残疾。佩吕什对父母提起不当出生之诉，对医院提起不当生命之诉。最高法院支持了他对医院的赔偿请求。医学界认为这一判决会引发大量诉讼，并提高医疗保险金。

[34]Les associations exigent l'abrogation de la loi anti-Perruche ，Le Monde du 26 juin 2002.

[35]Michelle Gobert，Handicap et démocratie ，Commentaire，2002，Numéro 97，no1，p.29-40.

[36]Recueil Dalloz，p.2899.

[37]Droit de la famille，janvier 2002m rubrique Repères，no 1，p.3.

[38]Vincent Heuzé，à propos d'une initiative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de droit des contrats ，La Semaine Juridique，2002，no1，p.152.

[39]Marc Milet，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citoyens？： entre ordre juridique et espace public，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interactions entre les débats et les engagements des juristes français （1914-1995），Thèse de doctorat，Paris 2，Paris，2001，p.290.

[40]解放后当选为巴黎法学院院长的朱利奥·德·拉·莫朗迪埃（Léon Julliot de la Morandière）院长就是一例，他在1942年的民法课上说犹太人地位问题其实是一个公法上的问题，所以不应该在民法课程里讲解。

[41]Jean-Pierre Dubois，La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 ，Le genre humain，janvier 1996，no 1，p.363-383； Pascal Ancel，La jurisprudence civile et commerciale ，Le genre humain，janvier 1996，no1，p.363-383；Jean Marcou，Le Conseil d'état sous Vichy： 1940-1944，Thèse de doctorat，Grenoble II，Grenoble，1984； Philippe Fabre，Le Conseil d'état et Vichy ： le contentieux de l'antisémitisme，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2001.

[42]Maurice Duverger，La situation des fonctionnaires depuis la révolution de 1940，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41.

[43]Henri Vizioz，Jurisprudence française en matière de procédure civile ： Action en justice.-Statut des juifs，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1942，p.309.

[44]Maurice Duverger，La perversion du droit ，in Religion，société et politique，mélange en hommage à Jacques Ellul，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3，p.705-718.

[45]Comp.Dominique Gros，Le “statut des juifs” et les manuels en usage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1940-1944）： de la description à la légitimation，Cultures＆Conflits，1993，no 9-10.

[46]Danièle Lochak，La doctrine sous Vichy ou les mésaventures du positivisme ，in Les usages sociaux du droit，Paris，CURAPP-PUF，1989，p.252-285； Michel Troper，La doctrine et le positivisme （à propos d'un article de Danièle Lochak），in Les usages sociaux du droit，Paris，CURAPP-PUF，1989，p.286-292.

[47]Marc Milet，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citoyens，op.cit.，p.277.

[48]Dominique Gros，Le “statut des juifs” et les manuels en usage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 （1940-1944）： de la description à la légitimation，op.cit.

[49]Danièle Lochak，Le droit，discours du pouvoir ，in Itinéraires，études en l'honneur de Léon Hamon，Paris，Economica，1982，p.429 sq.

[50]Marc Milet，Les professeurs de droit citoyens，op.cit.，p.263，264，et 270.

[51]对比Christian Atias，Théorie contre arbitraire：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es théories juridiqu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7，p.171.

[52]Michelle Gobert，Réflexions sur les sources du droit et les principes d'indisponibilité du corps humain et de l'état des personnes，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92，vol.91，no 3，p.489-528.

[53]这个挑衅的词一开始出现在评论集的封面，最后在年度盘点的总目中换成了另一个更技术性的词。即便如此，该判例评注的内容仍然相当尖刻。Cass.com.，30 juin 1992，D.1994，p.454.

[54]关于学说对最高行政法院之判决的反应的类型学分析，参见Pierre Delvolvé，Le Conseil d'état vu par la doctrine，La Revue administrative，1997，vol.50，p.53 sq.

[55]Frédéric Zenati，L'évolution des sources du droit dans les pays de droit civil ，Chronique Dalloz，2002，p.1 sq； Frédéric Zenati，L'avenir des revues juridiques et la séparation de la théorie et de la pratique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2，vol.100，no4，p.691.

[56]Philippe Jestaz，Une question d'épistémologie （à propos de l'affaire Perruch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1，no3，p.547-557.

[58]Laurent Aynès，Pierre-Yves Gautier，et François Terré，Antithèse de “L'entité” （à propos d'une opinion sur la doctrine），Chronique Dalloz，p.229 sq.

[59]法兰西民族现在可能没那么强的凝聚力了，不过其原因绝非个人主义的泛滥，而是“社群”意识的觉醒。类似的危险却不会出现在学说之中。

[60]Lucien Karpik，Les Avocats ： Entre l'état，le public et le marché，Paris，Gallimard，1995，492 p.

[61]布迪厄完成了对文学院教授的社会学研究，Pierre Bourdieu，Homo Academicus，Paris，Minuit，1988.我们可以借鉴其结论部分，但是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学院仍然有非常强的特殊性。

[62]Pierre-Yves Gautier，Le concours d'agrégation au plus intime： institutes coutumières ，in Mélanges dédiés à Louis Boyer，Toulous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Toulouse，1996，p.221.

[63]Christian Atias，Epistémologie juridique，Paris，PUF，1985.

[64]Frédéric Zenati，La Jurisprudence，Paris，Editions Dalloz - Sirey，1991，p.246 et 262.

[65]Pierre-Yves Gautier，Eloge du rhéteur （portrait et aphorismes），in L'avenir du droit？：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François Terré，Paris，Dalloz，PUF et Litec，1999，p.193 sq.

[66]Rémy Cabrillac，Introduction générale au droit，Paris，Dalloz，2003，no 157.

[67]Laurent Aynès，Pierre-Yves Gautier，et François Terré，Antithèse de “L'entité” （à propos d'une opinion sur la doctrine），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