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海派文化内涵多重视角

海派文化是一种源于上海，而并不局限于上海区域的现代性城市文化类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世界各种新的文化成果而形成。作为亚洲乃至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具备现代性都市特质，同时，江南文化、本地文化等传统文脉依旧对其有所影响，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色文化在此迸发强劲的生命力。“它经历了激烈的和对立的历史插曲和片断：被迫开埠、太平天国起义、资本主义突飞猛进，以及革命运动、国民党统治、日本占领，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进入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然而，从远处观察，在异地遥望，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对现代性坚持不懈的追求。”⁽²⁹⁾归根结底，海派文化的内涵要义在于多种文化交融与互动，共同构成“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现象”⁽³⁰⁾。

“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城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相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³¹⁾海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标杆”⁽³²⁾，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它不局限于区域，而是呈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

“海派”概念，在不同时段，所受到的评价不同，且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总体而言，随着社会发展，这一词汇褒贬有所转变。在内涵上，从地域流派、文艺风格转为包含社会风气、民俗日常等内容，成为广泛的整体性文化范畴，并与海派文化概念相合。

首先，“海派”最初是作为艺术领域的词汇，指海上画派、海派绘画或海派戏曲。“海派”的社会语境在绘画和戏曲领域有所不同。作为绘画中的“海派”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海上画派，二是海派绘画。这两个概念有所差异。前者的“海”，更偏重地方性，指上海，《海上墨林》将几百位画家都纳入海上画派的范畴，正基于此。后者偏重于艺术风格，而海派绘画的艺术风格展示为流派纷呈，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呈现“海派无派”的特质。郑重等学者就认为并无海派绘画这一艺术流派⁽³³⁾，而王琪森等则持相反观念。⁽³⁴⁾目前学界对海派绘画的成员和风格依旧有所争论。因此，从“海派”内涵而言，海派绘画作为起源有其争议。⁽³⁵⁾

如果说海派作为“海上画派”的简称（《辞海》中对“海派”的定义，亦将其与海上画派作为同一个概念。⁽³⁶⁾），其时间可上溯至开埠后。王伯敏称：“‘海派’一词，据姜丹书说，较先提出的是沙馥，大概是在光绪末年，其时任颐已去世。‘海派’二字的含义，指当时在上海市，能立新创格、有本领的中国画家。”⁽³⁷⁾包含任伯年、吴昌硕、赵之谦等。成员早期由吴派“娄东四王”余绪领衔。1920年出版的《海上墨林·叙》中提及：“道光己亥，虞山蒋霞竹隐君宝龄来沪消暑，集诸名士於小蓬莱，宾客列坐，操翰无虚日，此殆为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吾乡吴冠云孝廉，后举萍花社画会于沪城江浙名流，一时并集，至同、光之际，预园之得月楼、飞丹阁，俱为书画家休憩之所。”另外，清代张鸣珂言：“道光、咸丰间，吾乡尚有书画家橐笔来游，与诸老苍揽环结佩，照耀一时。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³⁸⁾从上述材料中不难发现，“海派”自开埠以来，较早形成于绘画领域，由周边画家聚集上海而成。期间，因为生活需求，书画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品，而成为一种谋生工具，具有市场化特质。

早期“海派”的另一种界定，是作为戏曲界的概念，指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型艺术风格。在《清稗类钞》中，对海派的特质界定为：“京伶谓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善于剪裁、干净老当自命，此诚京派之优点，然往往勘破太过，流弊亦多。”⁽³⁹⁾该论述中，认为北京之外的戏剧（主要是京剧）都属于海派，并非局限于上海区域。“海派”戏曲打破“场面台步，各有定名定式”的传统曲艺规范，吸取西方舞台剧布景、表演等方式，“进一步地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强调了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一定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它注重舞台的视觉直观性，灯彩戏和机关布景戏的盛行改变了中国传统戏曲以演员的表演独占舞台的局面，而对于做工的重视则又改变了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以演员的演唱为主导的局面；它力图大众化、通俗化，注重戏剧情节性因素，大大地发展了连台本戏，表演风格热烈、火炽；它适应上海市民心理，广征博取，在京剧艺术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它比较重视剧情，重视刻画人物性格，舞台演出的整体性比传统戏曲有所提高”。⁽⁴⁰⁾“形成了重视反映现实生活、贴近时政、地域色彩鲜明、求新变异、突出的商业性与娱乐性、融合多种艺术为一体的特点。”⁽⁴¹⁾

简言之，“海派”初始含义不脱当时的文艺流派，并与市场化、交融贯通的艺术风格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而论，“海派”是中性意涵。

其次，被众人所熟知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里的“海派”特指与“京派”相对的概念，其中蕴含褒贬，特指帮闲、重利等不良社会风气。

“海派”早期，最重要的特色是市场化、商业化，并延伸为一种社会风气，它与“京派”这一代表官僚士大夫的文化风气相对照。鲁迅有《京派与海派》一文，面对二派之争，得出结论，京派是官本位，海派是商本位：“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⁴²⁾不久，“‘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的关系，转为两派的融合，“京海杂烩”。而其中的代表事件，则是“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从而造成“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同时，鲁迅先生亦讽刺海派⁽⁴³⁾，不但批判注重利益，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生产方式，更是驳斥这种不良的，带有大兴、势利、恶俗、帮闲性质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和做派。当然，陈旭麓先生认为，与京派对称的海派产生的社会条件已经消失，上述内容的“海派”是一个历史词语。

总之，“海派”在其命名之初，主要是指艺术形式，如海上画派以及海派戏曲。之后延伸到社会风气层面，其以商业性特色为重，评价较为负面。

上海文化是指上海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延续而来的，包括松江文化、青浦文化，前者与江南文化密切相关，后者代表早期海洋文明，同时与上古的人类早期文化亦有关系。1843开埠以前，是上海文化的漫长积累与酝酿时期，“这一时期的上海还处在吴越文化圈内，是江南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格局”。⁽⁴⁴⁾从1843—1949年，海派文化开始形成，并随之发展兴盛，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之一。1978年以后，上海文化再次复兴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梳理海派文化脉络，提出“振兴海派文化”“重塑上海文化形象”等概念，对于海派文化的理解，从贬义转为中性，并且其内涵得以外扩，海派文化成了现代上海文化的代称。

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新旧生活方式的融合。作为上海地区独特的精神生活表征，“以其丰富多彩的姿容，展现着这一新兴都市生态环境里人们复杂的心理感受与行为方式，便也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中国在东西方世界碰撞与交汇下走向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轨迹，预示着它的文明发展的前景”。⁽⁴⁵⁾包括传统戏曲与曲艺、新型娱乐活动（电影、博彩、歌舞）、饮食习惯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有中式糕点、地域菜系，又有咖啡、西餐等多元融合。特别是现代化的生活观念，不再拘泥于家族伦理观念以及宗法制度，而是在国家制度之下，讲求契约精神和合作精神，注重商业化与市场化，以及强调现代化城市治理，并通过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成区域文明的发展。

最为突出的是出版业的发展，通过西方文明的介入，极大改变了文化的生成与传播。刊印技术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引入铅活字印刷方式，这一技术在19世纪中叶于上海风行，王韬言当时看到“以活字版机器印书”，十分新奇。此外，如石印、胶印、珂罗版等先进印刷技术不断传入，并在上海得以推广。大量书籍和报纸刊行，极大促动出版行业的发展。据统计，上海当时的各类印刷单位有150家以上。⁽⁴⁶⁾当时颇有声名的出版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新智社、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小说林、广智书局、东亚公司新书店、鸿文书局、新世界小说社等。不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而且严肃文学，包括左翼文学家的各类作品，刊印发行；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海外移民的涌入，外文报纸也不断涌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的产业体系，上海书业公所、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商民协会和上海新书业公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并对出版行业加以有效监督与调节。有学者认为，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是海派文化的最重要特质。新兴出版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种类，并带动作品传播，为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海派文化”，范畴十分广泛，上述“海派”内容皆属于此，海派文学、海派生活方式等亦包含其中。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而且是一种文化类型。“它是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在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化都市的经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化都市的经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文学、绘画、音乐、戏曲、建筑、时尚以及各类文化生活艺术等领域中相继产生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形态。”⁽⁴⁷⁾

首先是对海派文化与吴越文化关系的梳理。上海古时隶属于江苏，其文化也是以吴越文化为基础，既包含吴文化中追求精致生活的一面，又有越文化中开拓进取的一面。开埠以来，大量苏州、无锡等地文人、艺术家涌入上海，“娄东四王”后辈对地域艺术发展颇有影响。随后赵之谦等人引入浙派艺术风格，海上传统艺术发展依旧体现江南文化风貌。这与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遥相呼应。

同时，早在明清时期，作为江南文化组成部分的上海文化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将其中务实致用、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近代，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汇融之地，进一步将江南文化中这部分有价值的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与吴越文化脉络相承的江南文化率先迈入现代文明，也正是在来源多元、样式多样的异质文化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海派文化逐渐发展并不断蜕变。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集聚、创新，使得无论是海派文化还是江南文化都变得更加具有现代性。由此，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中心之一，而江南也仍是中国最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海派文化与上海本土文化亦有关联。袁进先生认为：“上海本地原有的特点和文化氛围也是上海文化的萌芽和发展的重要因素。”⁽⁴⁸⁾“上海本土文化的传统根植于上海历史上的江南乡绅文化传统。”⁽⁴⁹⁾上海本地文化，除江南文化之外，还有立足于海洋贸易的青龙镇文化和远古流传而来的崧泽文化。

青龙镇文化是传统海洋贸易文化，这是上海区域早期重商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北宋梅尧臣《青龙杂志》（已佚）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较早记载青龙镇发展情况，提及该镇建制规模大于一般市镇，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有“小杭州”之誉，是“东南巨镇”⁽⁵⁰⁾。《绍熙云间志》中称青龙镇为“海商辐凑之所”。按《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北宋熙宁十年（1077）的东南税收情况，青龙镇居于两浙路首位。熙宁七年（1074），此地设有“市舶提举司和榷货场”⁽⁵¹⁾，管理进出口贸易。作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此地商业氛围浓厚，与开埠后上海开放的市场贸易状态，遥相呼应。应熙《青龙赋》称：“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另一方面，米芾曾在此处为镇长，梅尧臣更是多次驻足，不但有地志记载，亦创作《青龙海上观潮》诗，描摹观潮盛况。地方文学活动十分兴盛，“惟此人杰而地灵，诚非他方之可及”⁽⁵²⁾。曹伟明从古镇、古港口出发，指出青龙镇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密切关系。⁽⁵³⁾

此外，从考古学意义上说，上海最初的文明开端，包括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特别是广富林文化，它由黄河流域文明迁徙而来，同时融合本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遗绪，成为多元文化共生的形态，这也是上海兼容并包特质最早的源头。⁽⁵⁴⁾

进言之，南渡后大批北方文人来到江南地区，逐渐发展出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江南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工商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基因，因此更易接纳西方的思想。尤其是云间画派和传统戏曲，以及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人的联袂译介出版工作等，都为海派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早期文化源头与海派文化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对地域文化包括重商、兼容并包等特质的形成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前者以商业属性为重，后者由中国共产党、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书写，体现革命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二者属性虽然不同，但在海派文化存续期间，有过争论，亦有交集。红色文化之所以在上海灿烂呈现，与海派文化中爱国开放的文化特征和创新务实的产业特点相关。

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或者说红色文学，理念有所不同。红色文化中的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中的“新感觉派”，针对电影的审美和现实意义等问题有所争论。1933—1935年，左翼文学批评家夏衍、唐纳等人与“自由人”黄嘉谟、刘呐鸥等，在电影界有“软性电影”和“硬性电影”之争，讨论电影的艺术和社会价值问题。前者追求电影的社会现实表现意义，后者追求电影的艺术性与娱乐性。刘呐鸥在《电影周报》上发表的《影片艺术论》以及在其创办的《现代电影》杂志上有《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和《关于作者的态度》等文章，其中认为，电影的物质与形式特征及其表现手法，也就是艺术特质，是其最重要的特色。与之相似，穆时英于《电影批评的基础问题》《当今电影批评检讨》等文章中，提倡“艺术快感论”，认为电影的艺术价值高于社会价值。艺术形式与内容二者孰轻孰重，新感觉派和左翼电影界持论相异。

但另一方面，在表现内容上，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亦有相通之处。穆时英作品被左翼批评为“非常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⁵⁵⁾“十足的中国式的流氓意识”⁽⁵⁶⁾，同时，《南北极》中的主人翁形象及语言表述受到阿英等人的称赞，他描述了“一条反叛上层社会的英雄好汉”⁽⁵⁷⁾，或者说是上海底层民众形象，“作者表现的力量是够的”，“文字技术方面，作者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分子所不熟悉的习语”⁽⁵⁸⁾。在技法上，“他能以掘发这类人物的内心，用一种能适应的艺术的手法强烈的从阶级对比的描写上，把他们活生生地烘托出来”⁽⁵⁹⁾。因内容上贴近现实，表现普罗大众的艰辛与反抗，穆时英被称为“普罗小说之白眉”⁽⁶⁰⁾。施蛰存认为《咱们的世界》一文，“整篇小说都用地道的工人口吻叙述工人的生活和思想，这种作品在当时的左翼刊物如《拓荒者》《奔流》等也没见过”“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尖子”⁽⁶¹⁾。穆时英小说的语言是通俗的，运用大量民间口语、上海方言，特别是“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语汇”，作品针对社会最底层贫苦民众的生活，描写他们的苦难及抗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较成功地实践了左翼文坛的创作主张”。

海派文学中的“新感觉派”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创作，这与左翼文学创作的高峰时间段相契合。以客观诞生环境而言，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共同诞生于上海这一多元格局的城市。作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和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新思潮、新文化，西方文明较早涌入上海，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向全国各地延伸，这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和壮大，提供支撑。二者处于同一时空范畴，必然会相互作用，特别是针对上海当时的社会现状，从不同角度发声，试图抗争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压迫。在表达都市社会之于人民的负面影响以及底层民众的反抗这一主题时，二者站在同一阵营。

海派文化的主要诞生背景是上海开埠后的中西文化交融，与其他城市的“华洋分居”不同，上海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大量外来移民和老城厢小刀会起义的老城厢大户迁居，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这时的上海，存在两个世界。一边是传统中国的生活场景，人们在茶馆、青楼中听京剧；另一边是欧洲式的场面，在西式剧院中上演歌剧。⁽⁶²⁾现代都市文化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娱乐生活极大丰富。歌舞厅的开设，大舞台的建设，西方戏剧、歌舞剧的引入，都为上海现代化生活方式提供条件；同时，代表现代文明的电影也进入上海，电影产业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壮大。

海派文化的“一体两面”，又可以分为以新移民为主的“码头文化”和以老居民为主的“弄堂文化”。作为兼具“码头”特色和“弄堂”特色的“海派文化”，不能忽略其内在的两重性、内部的冲突性和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性。

“码头文化”，或者说移民文化，是海派文化得以生成的源头之一。上海历来欢迎外地移民，无论是在南宋、元末等古代时期，还是在开埠以后迎来全国各地的众多移民。“海派文化其实就是移民文化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发生在上海这个地域的移民文化。”⁽⁶³⁾

“清代上海商业的繁荣最初归功于那些‘客商’，他们中既有从上海周边地区来的，也有来自遥远的省市。这些客商，尤其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对开埠前的上海影响很大。显然，由客商而形成的繁荣，导致上海人重商和较易接纳外来者和外来影响的倾向。……正是这种非正统的价值观，使上海从巨大的保守主义的地平线上升起，成为一座伟大的现代城市。”⁽⁶⁴⁾“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⁶⁵⁾

随着各地人群涌入上海，区域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文化的共生、流动与包容，成为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的重要特质。除此之外，大量外国移民也纷纷涌入上海。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它是一座“为人们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种经典的冒险，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甚得意的人来说也是解决困境的方法之一”。据统计，民国时期，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来自包括美洲、欧洲大部分国家，亚洲的日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韩国，以及中东、南美地区，还有大量的无国籍人士。洋房和公寓，主要是由欧美人居住，而棚户区则是由各类外来移民杂居。移民文化带来各地区文化，在此融合。外国移民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特别体现在饮食、建筑、娱乐上。饮食方面，西餐、咖啡等食物的引入，成为上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海派文化中的一部分。法式菜、美式菜、印度菜、俄式菜、德国菜、意大利菜，在当时的大上海都风行过。更别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咖啡，成为大多上海人的每日必备。建筑上，沪上“玻璃散彩”的“夷房”多有可观，最为代表的万国博览会，各国风格齐聚，成为靓丽风景线。这也是“摩登”上海最重要的来源与表现之一。

同时，本地居民的弄堂文化，也是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中称：“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俗又呼弄唐，唐亦路。”弄堂指屋前小路，弄堂文化则是指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文化。最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文化，就是弄堂文化中的一部分。

上海文化中确有以“石库门文化”为代表的小市民的一面。其往往表现出克制、节俭、规矩等特征。“小市民”们在所谓的“半殖民”管理规训下，形成了鲜明的群体文化特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敬业奉献、尊重他人隐私，讲究契约、文明；但另一方面，他们精明利己，较少对他人施以援手，也偶尔给人以冷漠感。

现代海派文学书写中包含弄堂文化，最为代表性的有《繁花》和《长恨歌》。王安忆《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语中，特别提及《长恨歌》对上海市民生活和“弄堂文化”的反映：小说“体现人间情怀，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作者在撰写《长恨歌》时，有意识写出“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并且，她所描写的上海都市，非繁华景象，而是以弄堂文化为中心。正是从暗处和“琐处”出发，才能彰显现代化城市风貌。同样的，上海文学代表作之一《繁花》，在文本中表现弄堂中的烟火气，“老虎窗”“层层叠叠屋顶”“窗口挂的小衣裳”，“普通中式老弄堂，适合小红灯笼挂鸟笼，吹一管竹笛，运一手胡琴”，展现弥足珍贵的老上海记忆。

弄堂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四大居住形式之一（其他三种为花园洋房、公寓住宅、棚户）。居住空间本身也反映居民的身份和权力。弄堂居民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普通市民。石库门文化最能体现出上海市民精致、实用相结合的生活和文化习惯。“从石库门单体布局看，仍保留着以大家族为单位那种封闭独立式住宅特点，长幼有序，尊卑之别分明，但从其多种的社会功能中，不难看出它所具有的潜在优势。首先，它既实用，又舒适。虽然摆不开昔日笙歌盈庭、宾客满座的场面，也不复再现凿池叠石、赏花折柳的雅趣，对于选择租界寓居的华人来说，前人那种温文尔雅、规矩行步的生活节奏客观上已不复存在了。而石库门对于他们将尝试、适应的新的生活却大有用武之地：楼下的客堂间拆去落地长窗，可供聚会、喜庆宴请之用；东西厢房各约50—60平方米，可作业务洽谈、来料加工、堆放物件等多种经营之需。这种融家庭生活与经营活动为一处、可灵活变动使用的住宅，对使用人的财力、人力、时间、空间利用都是经济而舒适的。”⁽⁶⁶⁾

弄堂不仅仅是客观的居住样式，而且代表了上海本地居民的生存环境。这里造就了上海市民的特有精神品质，是上海文化的重要代称，也是了解上海文化的一扇门。在这里，沪上市民日常生活鲜活地开展，并建构自我精神理念与价值。这里展现多元而和谐的世俗生活。“这种市民文化由于居民文化素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处一个空间，以及相互作用，既难以涣散、堕落，也难以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弄堂文化自然成为一种世俗的然而却又和谐的市民文化。”⁽⁶⁷⁾

首先，弄堂环境相对逼仄，“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有大量的半公共和公共空间，居民之间的交往较为频繁；二是在狭小的空间内，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多种用途。在文化上的表征则体现为市民关系亲密，但同时有家长里短的争论，且民众也相对会更实际，懂变通，精打细算甚而带有斤斤计较，计算公共空间以及房屋空间的最大化利用。

与此同时，居民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更加仔细与坚韧，擅长处理内外问题。他们谨小慎微，善于处理各方复杂关系，游刃有余。再次，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从开埠到现在，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迁，但居民的生活习惯并无过多变化。他们讲求日积月累下来的规矩，在日常、平静的生活中，按部就班地做事。他们更关注个体情况，而对外界相对宽容。“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⁶⁸⁾这里所提到的生活方式、规范以及秩序便与弄堂文化息息相关。

进言之，正是因为有现代性、资本主义精神、市民精神等包含了外来和本地多重互动的文化，才能够使上海这座城市在中西交汇中具备了多样性、丰富性和异质性，成为充满魅力的魔都和国际大都市，成为最现代化的城市，并在今天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总之，海派文化溯源至江南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而现代化都市的形成，亦受到西方近代文化传入的影响，西方工业文明、文化生活方式成为海派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海派文化作为新型文化形态其重要特质是商业性与文化发展的充分交融。“海派文化发展的初期，商业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创造了新型的文化传播和营销模式，以及规模可观的文化消费市场。”⁽⁶⁹⁾“新与旧、通俗与高雅、保守和前卫、精英和主流文化、政治和商业文化、软性与硬性以及革命、政治、娱乐的兼容”⁽⁷⁰⁾成为海派文化最直观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