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诗坛寥落，除了西晋张载入蜀写的《登成都白菟楼》流传至今以外，基本上见不着这个时期有关巴蜀的诗歌，更不用说巴蜀还有什么诗人了。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巴蜀诗人陈子昂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出身于豪强之家。“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108]21岁出川，游学京师。文明元年（684），进士及第。“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109]武则天览其书，遂召见于金华殿，拜麟台正字。秋满，随常牒补右卫胄曹参军。武则天称帝，数召见问政事。后以继母丧去官，服终，擢右拾遗。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建安王武攸宜率兵讨契丹，置幕府，以陈子昂为参谋。次年，即圣历元年（698），陈子昂“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天子优之，听带官取给而归。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110]。射洪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陈子昂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素羸疾，入狱，忧愤而死，年仅42岁。
陈子昂从一个“驰侠使气”的豪家子转而奋发向学，以诗闻名，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的一些奏议，通篇高论，不得要领，立言虽高，于事无补，然而作为诗人的陈子昂，他的诗论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唐初，诗歌的主要创作倾向，仍然是沿袭六朝的华艳风气。后经诗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努力，逐渐开始摆脱梁、陈的颓靡影响。而陈子昂则打着复古的旗帜，批判六朝绮靡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雄建沉郁的风骨，从而成为初唐诗坛的古雅派。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中有所说明：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音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除了这篇有感而发的短评，陈子昂并没有其他的文论。然而陈子昂在其诗歌创作中，却努力实践自己恢复汉魏风骨的主张，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正是这些诗歌，对后来的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则称其为“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不过，由于陈子昂过分推崇汉魏风骨，所以他的多数诗歌，或以理胜情，或以气胜辞，以至质胜于文，缺乏感人的艺术性；从诗歌的形式来看，他强调继承汉魏以来的五言古诗的传统，故其诗作，几乎全是五言诗，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五言古诗，而在近体诗方面，建树甚少。
在唐代，除了陈子昂之外，巴蜀地区的诗人甚少，见于记载的有刘湾、苏涣、马逢、符载、仲子陵、雍裕之、李余、李远、雍陶、姚鹄、罗褒、唐求、黄崇嘏等人[111]。而活跃在巴蜀诗坛上的诗人，主要是客居巴蜀的外来文人，其中李白、杜甫和薛涛最为著名。
图12-36 今存江油李白故居
李白（701～762），字太白。5岁时随其父入蜀，居于绵州昌明县（治今四川省江油市境）。李白在20岁以前，主要在家读书学剑，还曾与一位隐士东严子隐居岷山，养奇禽千计，广汉太守慕名前来观看，并因此举荐二人出仕，但被拒绝。明人杨慎在《李诗选题辞》中说，东严子就是当时著名隐士梓州人赵蕤。20岁以后，李白开始在巴蜀境内漫游。在成都，写有《登锦城散花楼》诗。在游历峨眉山时，写下了后人广为传诵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此外，李白还到过戴天山，写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临过巫山之巅，写有《自巴东舟行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李白在25岁辞亲远游，顺长江而下，离开巴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他在蜀中的20年中，学得广博的知识，养成豪放的性格，并确立起经世济国的人生奋斗目标，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离开巴蜀之后，始终对故乡怀有浓厚的感情，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蜀道难》、《上皇西巡南京歌》等，都是以巴蜀为题材的名篇佳作。而李白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风格，更是扩大了诗歌的境界，把唐诗推向新的高峰。李白也因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数的伟大作家之一。(www.xing528.com)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投奔肃宗，被授予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而遭贬斥。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携家由成州同谷前往成都，写有《发同谷县》、《剑门》、《成都府》等12首纪行诗。到达成都后，杜甫在西郊的浣花溪旁，盖起一座草堂，暂时定居下来，先后写有一些田园诗，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同时，他还游览成都名胜，写有《蜀相》、《石镜》、《琴台》等诗。此外，杜甫还写有《戏作花卿歌》、《恨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笋行》、《石犀行》、《病橘》、《枯棕》等诗，用以表达对国家、民众的关注之情。肃宗宝应元年（762），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举兵叛乱，派兵扼守剑阁，阻止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入蜀。作为严武好友的杜甫，遂前往剑南东川避乱，先后到过梓州、阆州等地，写有《春日梓州登楼》、《伤春》等诗。直到代宗广德二年（764），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杜甫才携家重返成都草堂。《草堂》一诗就表达了他返回旧居的喜悦之情。严武在任期间，曾任命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亦将杜甫称为“杜工部”。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暴卒于成都，杜甫失去依靠，于是举家辗转迁往夔州居住。在夔州的两年多时间里，杜甫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既有歌咏当地山川景物和民众生活的诗，如《夔州歌十绝句》、《十二月一日》、《长江》等诗，著名的《秋兴八首》也是写于此时，也有对往事的回忆，如《壮游》、《遣怀》、《昔游》。由于此时杜甫老病煎熬，充满迟暮之感，因而诗中多带有萧飒的感情，韵调也更见悲怆。同时，为了陶冶性灵，他还学竹枝词，写俳体，并对律诗用功更深。代宗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夔州，在江陵、公安、岳州、衡州继续辗转飘泊两年后，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死于耒阳。
图12-37 杜甫像绘像
杜甫客居巴蜀的10年，正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在这动乱的岁月，杜甫写下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文，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疾苦，记录了当时政治、军事活动及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杜甫在蜀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成熟时期，也是他创作大丰收的时期，在杜甫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中，有900多首创作于巴蜀地区。正因为如此，杜甫在巴蜀的10年生活与创作活动，便为后人所怀念。北宋时期，在浣花草堂故址修建了杜公祠，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年间重建。至今成都杜甫草堂仍是人们纪念杜甫之地。
图12-38 杜甫少陵草堂
图12-39 薛涛塑像
薛涛（770～832），女，字洪度，长安人，幼时随父入蜀。父卒，寓居成都。“及长，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112]，由此知名。德宗贞元元年（785），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之后，召薛涛侍酒，遂入乐籍。贞元五年（789），因事获遣，罚赴松州，献诗韦皋而得归。后脱乐籍，居浣花溪旁。宪宗元和二年（806），武元衡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欲以薛涛为校书郎，不果，但当时人却因此称薛涛为“女校书”，王建就写有《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113]当时的著名官僚文人，如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都和她有诗文往来，其中与元稹的唱和诗最多。薛涛晚年移居碧鸡坊，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文宗大和六年（832），终老成都。今存诗1卷，约90首左右。清朝人评价说，薛涛“送友人及题竹郎庙诗，为向来传诵。然如筹边楼诗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南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其托意深邃，有‘鲁嫠不恤纬、添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履所及，宜其名重一时”[114]。明代在锦江边的玉女津仿制薛涛笺纸，凿井取水，称其井为薛涛井，又于井旁造薛涛墓。清光绪年间，成都人马长卿即其地建崇丽阁、咏诗楼、浣笺亭等，从而使该地成为凭吊薛涛的游览之地。现为成都望江公园。
图12-40 薛涛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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